1993年12月15日，福州城飘着罕见的冷雨。纺织路家属院三楼的窗口，19岁的董阳玲正蹲在地上擦地板，肥皂泡在浑浊的水里泛着细碎的光。楼下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三双黑色胶鞋踏碎雨幕，直奔单元楼而来。
“咚咚咚！”敲门声砸得门框发颤，伴随着威严的呵斥：“开门！公安局的！”
董阳玲手里的抹布“啪嗒”掉在地上，水渍在水泥地上晕开一小片深色。她攥着围裙边角退到墙角，看着木门被轻易撞开，三名身着制服的公安人员逆光站在门口，手铐在冷光中泛着寒意。
“董阳玲，涉嫌故意纵火，跟我们走一趟。”
这句话像冰锥扎进她的耳朵，她突然尖叫起来：“我没有！你们弄错了！”挣扎间，冰凉的手铐锁住了她的手腕，粗糙的麻绳捆住了她的胳膊。楼道里挤满了看热闹的邻居，有人指着她的后背窃窃私语，有人端着饭碗探出头，眼神里满是鄙夷。
警车鸣笛声划破雨幕，董阳玲扒着车窗往外看，家属院的墙头上挂着“安全生产，警钟长鸣”的红色横幅，那是三天前纺织厂刚挂上去的。可现在，那座养活了上千人的纺织厂，已经变成了一片焦黑的废墟，61具遗体被白布覆盖着，整齐地摆放在厂区门口，等待家属认领。
半个月后的法庭上，当法官念出“死刑，立即执行”六个字时，董阳玲突然瘫倒在被告席上，乌黑的头发散乱下来遮住脸，嘴里反复呢喃着：“我只是想报复一下，我没想杀人……”
这个19岁的纺织女工，到底经历了什么？她和那场震惊全国的大火之间，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1974年，董阳玲出生在福州台江区的一条老巷子里，青石板路坑坑洼洼，两旁的木房挤得密不透风。她的父亲是蹬三轮车的，母亲在菜市场摆小摊，家里穷得叮当响，连过年都难得买一件新衣服。
董阳玲记事起，父母就总在她耳边念叨：“咱们家穷，不能吃亏，见到好东西就得往家里拿，不然就是傻子。”起初她还害羞，每次跟着母亲去邻居家串门，想偷拿人家桌上的水果糖时，都会攥着衣角往后躲。可母亲总会掐她一把，低声说：“怕什么？拿了就跑，谁能追上你？”
第一次得手是在七岁那年，她偷了隔壁王奶奶放在窗台上的鸡蛋。回到家后，母亲不仅没骂她，还煎了荷包蛋给她吃，夸她“有出息”。从那以后，董阳玲的贪念就像野草一样疯长，巷子里哪家晒了腊肉，哪家晾了新衣服，只要被她盯上，不出三天准会不翼而飞。
十岁那年，她趁着姑姑家办喜事的混乱，偷了姑姑陪嫁的银镯子。姑姑发现后找上门，董阳玲的父亲拿着擀面杖假意要打她，母亲却拦在前面撒泼：“不就是个破镯子吗？孩子小不懂事，你一个当姑姑的，还能跟晚辈计较？”姑姑气得浑身发抖，撂下一句“以后再也不认你们家这门亲戚”，转身就走。
渐渐的，整条巷子的人都知道董阳玲是个“三只手”，家家户户都把值钱的东西藏起来，见到她就赶紧关门。董阳玲却毫不在意，每次偷到东西，都会在小伙伴面前炫耀：“看见没？这是我从张家偷的发卡，那是我从李家拿的橡皮，他们都是傻子，根本发现不了。”
上初中后，董阳玲的胆子更大了。她不仅偷同学的钢笔、笔记本，还敢在放学路上拦着低年级的学生要钱。老师找家长谈话，她的父亲只会说“孩子还小，长大了就懂事了”，母亲则跑到学校大闹一场，说老师“故意针对我们家孩子”。
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董阳玲变得越来越泼辣刻薄，说话阴阳怪气，谁要是惹了她，她就站在人家门口骂三天三夜。班里的同学都躲着她，就连亲戚家的孩子，也被家长反复叮嘱“不许跟董阳玲玩”。
1990年，董阳玲初中毕业，成绩一塌糊涂，连最差的职高都没考上。父母托人给她找工作，可人家一听说她是“巷子里的惯偷”，都纷纷拒绝。董阳玲干脆破罐子破摔，每天睡到中午才起床，要么在巷子里闲逛，要么就跟一群社会青年打牌喝酒，输了钱就回家跟父母撒泼。
有一次，她跟人打牌输了五十块，回家后把母亲的菜摊掀了，还摔碎了父亲的三轮车灯。父亲气得发抖，扬手要打她，她却梗着脖子喊：“谁让你们没本事？挣不到钱还怪我？有本事你们给我找个好工作啊！”
看着女儿越来越不像话，父母急得团团转。他们知道，再这样下去，董阳玲迟早要坐牢。1992年春天，父亲托了七八个关系，花了整整两百块钱的彩礼，才把董阳玲送进了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中外合资纺织厂，当了一名细纱挡车工。
那时候的纺织厂，可是响当当的“香饽饽”。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全国，纺织行业作为支柱产业，迎来了黄金发展期。福州的这家纺织厂，是市政府重点扶持的项目，投资方是香港的富商，不仅工资高，还管吃管住，逢年过节还有福利。能进纺织厂当工人，比现在考上公务员还风光。
董阳玲第一次穿上蓝色的工装时，激动得一夜没睡。她对着镜子照了又照，觉得自己终于成了“体面人”。可她不知道，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并没有让她收敛贪念，反而让她的欲望变得更加膨胀。
纺织厂的车间里，高温高湿，机器轰鸣声震耳欲聋。细纱挡车工的工作看似简单，实则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细心。每天要站八个小时，不停地巡回检查纱锭，稍微不留神，就会出现断纱、缠纱的问题。董阳玲从小就坐不住，刚上班没几天，就出了大问题。
那天下午，她趁着组长不注意，偷偷躲在车间的角落里打盹。结果她负责的那台细纱机出了故障，几十根纱线缠在了一起，不仅浪费了大量的棉纱，还导致整条生产线停工了两个小时。组长气得脸色铁青，把她骂了一顿，还扣了她半个月的绩效工资。
董阳玲非但不认错，反而觉得组长故意针对她。她在宿舍里跟工友们抱怨：“不就是睡个觉吗？多大点事？至于扣我工资吗？肯定是看我新来的好欺负！”
从那以后，董阳玲就开始故意跟厂里作对。她要么在工作时故意放慢速度，要么就偷偷破坏机器零件。有一次，她把一根细铁丝塞进了细纱机的齿轮里，导致机器报废，整条生产线停工了整整一天，给厂里造成了上万元的损失。
工友们对她怨声载道，可她却毫不在意。更让大家受不了的是，她的贪念又开始作祟了。车间里的棉纱，在当时可是紧俏货，一斤棉纱能卖好几块钱，比普通工人一天的工资还高。董阳玲看着堆积如山的棉纱，眼睛都直了。
一开始，她只是偷点边角料。每天下班时，她都会把零碎的棉纱塞进工装的口袋里，带回家攒起来，凑够一定数量就偷偷卖给废品站。后来，她觉得边角料卖不了多少钱，就开始打成品棉纱的主意。她趁夜班没人的时候，偷偷把整卷的棉纱藏在更衣室的柜子里，然后趁下班时混在杂物里带出去。
为了掩人耳目，她还想了个“聪明”的办法。她把棉纱缠在腰上，外面套上宽大的工装，再戴上帽子和口罩，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走出厂区。有一次，门卫觉得她的腰特别粗，拦住她要检查，她却撒泼打滚，说门卫“耍流氓”，还闹到了厂长办公室。厂长看着她是个女的，又考虑到她是托关系进来的，就没深究，只是让门卫下次“注意点分寸”。
这次“胜利”让董阳玲更加肆无忌惮。她偷的棉纱越来越多，从一开始的一卷两卷，变成了五卷十卷。她负责的那条生产线，每个月的棉纱消耗量都比其他生产线多三成，可产量却总是垫底。工友们的绩效工资受到了影响，大家都知道是董阳玲在搞鬼，可又没人敢跟她硬碰硬。
有个叫李娟的工友，实在忍不住了，偷偷向组长举报了董阳玲。组长找董阳玲谈话，语气很委婉：“阳玲啊，厂里的棉纱都是有定额的，你要是有困难，跟我说，我帮你想办法，可别再拿厂里的东西了。”
董阳玲却翻了脸，拍着桌子喊：“你凭什么说我拿了？有证据吗？是不是李娟那个小贱人跟你说的？我看她就是嫉妒我！”组长被她骂得哑口无言，只好不了了之。
从那以后，董阳玲更嚣张了。她不仅偷棉纱，还偷工友的东西。李娟的饭盒、王芳的发卡、张敏的手套，只要被她看上，准会不翼而飞。工友们只好把自己的东西藏起来，跟她说话都小心翼翼的，生怕得罪这个“惹不起的主”。
董阳玲以为自己能一直这样逍遥下去，可她没想到，1993年的冬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大订单，让她的贪念彻底失控，也把她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1993年11月底，纺织厂接到了一笔大订单——为香港的客户生产一批高档青纶纱，要求在年底前交货。青纶纱在当时可是稀罕物，质地柔软，颜色鲜亮，不仅在国内畅销，还能出口到国外。厂里为了赶工期，实行了两班倒，工人的工资也涨了三成。
董阳玲看着仓库里堆积如山的青纶纱，眼睛都红了。再过一个月就是春节了，要是能偷几卷青纶纱卖了，不仅能买新衣服，还能给家里换台电视机。她开始盘算着，怎么才能把青纶纱偷偷运出去。
12月10日晚上，董阳玲值夜班。她趁着工友们都在忙，偷偷溜到仓库，用事先配好的钥匙打开了仓库的门。她扛了一卷青纶纱，藏在了车间外的废弃煤堆里，打算第二天早上再偷偷运走。
可她没想到，第二天早上，仓库管理员就发现少了一卷青纶纱。厂长震怒，下令彻查。因为青纶纱是定制产品，每一卷都有编号，一旦丢失，不仅会影响订单交付，还会给厂里造成巨额的违约金。
调查很快就有了结果。监控录像显示，晚上只有董阳玲去过仓库附近。保安在废弃煤堆里找到了那卷青纶纱，上面还有董阳玲的指纹。
厂长把董阳玲叫到办公室，气得浑身发抖。他把合同摔在董阳玲面前，指着上面的违约金条款说：“你知道这卷纱值多少钱吗？五千块！要是耽误了交货，厂里要赔五十万！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董阳玲却满不在乎，她梗着脖子说：“不就是一卷纱吗？厂里这么大，还缺这五千块？再说了，这纱也是我纺出来的，拿一卷怎么了？”
“你还敢顶嘴？”厂长气得拍了桌子，“我看你是屡教不改！之前偷边角料，我没追究；后来偷成品纱，我也忍了。现在你竟然敢偷定制的青纶纱，你这是要毁了整个厂子啊！”
“毁了厂子跟我有什么关系？大不了我不干了！”董阳玲喊着，转身就要走。
“你给我站住！”厂长怒吼道，“从今天起，你被开除了！马上收拾东西滚蛋！”
董阳玲愣住了，她没想到厂长会真的开除她。她咬着牙，恶狠狠地说：“你敢开除我？我不会让你好过的！”说完，她摔门而出，脱下工装扔在地上，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纺织厂。
那天下午，董阳玲回到家属院时，正好碰到了几个工友。她听到有人说：“董阳玲被开除了，真是大快人心！以后咱们的工资再也不会被扣了！”还有人说：“这种人就该开除，偷东西还理直气壮，早晚要遭报应！”
这些话像针一样扎进董阳玲的心里。她回到空荡荡的出租屋，越想越气。她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是厂长故意针对她，是工友们嫉妒她。一股报复的念头，在她的心里慢慢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