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1938—1949年版）再战二战 第三部
一、见·渡江战役长江防线：垂死挣扎的
“和平伪装”与“划江而治”幻梦
一＞、见·溃败后的权术游戏：蒋介石“引退”幕后的操控与算计
一九四九年一月的南京，寒风卷着秦淮河的湿气，灌进总统府的回廊。三大战役的硝烟虽已散去，国民党政权的崩塌却已肉眼可见——辽沈战役损兵四十七万，淮海战役折损五十五万，平津战役五十二万兵力或歼或编，曾经号称“八百万大军”的国民党军，此刻能调动的机动兵力不足百万，且多是从战场溃败下来的残部，士气低落到极点。
财政部的仓库里，黄金储备早已秘密运往台湾，市面上法币贬值到“一麻袋钱买不了一斤米”，百姓提着成捆的纸币排队抢购粮食，眼神里满是绝望。行政院的官员们私下里收拾细软，有的通过外交渠道联系海外，有的则托关系找解放军的地下党，只求为自己留条后路。
就在这风雨飘摇之际，一月二十一日清晨，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突然发布一则简短公告：“总统蒋中正先生，因故不能视事，决定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先生代理总统职权。”消息一出，南京城内一片哗然——有人以为这是国民党“改弦更张”的信号，有人则看穿这不过是蒋介石的权术表演。彼时的蒋介石，正坐在浙江溪口老家的丰镐房里，手里攥着国防部送来的长江防线布防图，桌上还摆着刚收到的上海中央银行黄金转运清单。
他所谓的“引退”，不过是将烂摊子丢给李宗仁，自己退居幕后继续掌控核心权力，为构建长江防线、伺机卷土重来争取时间。 溪口的冬日格外阴冷，蒋介石却常常彻夜未眠。他频繁召见嫡系将领，汤恩伯、陈诚、胡宗南等人先后秘密抵达溪口，在丰镐房的小客厅里接受指令。
一月二十五日，汤恩伯带着参谋总长顾祝同送来的《长江防御计划草案》，跪在蒋介石面前请训。蒋介石指着地图上的长江防线，声音沙哑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恩伯，你记住，长江不是普通的防线，是党国的生命线！从湖口到上海这八百公里，你要像钉子一样钉在那里，南京、上海绝不能丢！”他顿了顿，从抽屉里拿出一把镶嵌着宝石的手枪，递给汤恩伯：“这把枪，你带着。守不住长江，就用它自裁，别给党国丢脸！”汤恩伯双手接过手枪，眼眶泛红：“校长放心，学生就是拼了命，也要守住长江！”事实上，蒋介石对汤恩伯的“信心”，不过是自欺欺人。
他心里清楚，汤恩伯麾下的七十五个师，看似有四十五万人，实则半数以上是补充的新兵，有的部队甚至连步枪都配不齐。但他别无选择——桂系的白崇禧手握二十五万兵力，却始终与自己面和心不和，若不牢牢抓住汤恩伯这支部队，长江防线便会从东段崩溃。
为了让汤恩伯安心“死守”，蒋介石承诺从台湾调运军火支援，还下令将上海兵工厂的设备拆运至南京、芜湖，为江防部队提供弹药补给。可这些承诺，大多是空头支票——台湾的军火要优先装备陈诚的部队，上海兵工厂的设备刚拆了一半，就因工人罢工停滞，最后只运走了几台小型机床。 在操控军事的同时，蒋介石也没放松对党务与财政的掌控。
他通过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任命cc系骨干陈立夫为中央组织部部长，要求其“肃清党内动摇分子”，确保国民党的权力不被李宗仁派系渗透。财政方面，他密令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将剩余的白银、外汇分批运往台湾，甚至不惜征用民生船只。
一月二十八日，上海外滩的江面上，十几艘货轮正忙着装载白银，码头工人冒着严寒搬运，有的工人累得倒在地上，却被国民党士兵用枪指着继续干活。俞鸿钧站在岸边，看着白银被装上船，对身边的秘书说：“这些东西，是校长东山再起的本钱，一点都不能少！”
李宗仁这边，虽顶着“代总统”的头衔，却处处受制于蒋介石。一月二十二日，他刚入主总统府，就发现国防部的电报密码本被蒋介石的亲信带走，前线将领只认蒋介石的手令，根本不听他的指挥。他想召开军事会议调整长江防线，汤恩伯却以“需请示总裁”为由拒绝出席；他提出从美国争取援助，驻美大使顾维钧却只向蒋介石汇报，对他的指令置若罔闻。
二月一日，李宗仁派代表前往北平与中共和谈，临行前想与蒋介石商量谈判条件，蒋介石却在溪口避而不见，只让秘书传话说：“和谈可以，但绝不能放弃长江以北的土地，绝不能改编中央军，否则就是卖国！”李宗仁看着空荡荡的总统府办公室，无奈地叹了口气——他不过是蒋介石的“傀儡”，所谓的“和平谈判”，从一开始就是场骗局。
二＞、见·长江防线的“纸糊堡垒”：百万残兵与“立体防御”的幻象
从宜昌到上海，一千八百余公里的长江沿线，国民党军号称部署了一一五个师约七十万人，分汤恩伯、白崇禧两大集团布防，试图构建“陆海空立体防线”。可这看似庞大的防御体系，实则是漏洞百出的“纸糊堡垒”，每一处细节都透着溃败前的狼狈与混乱。汤恩伯集团负责的湖口至上海段，是长江防线的核心区域，却也是问题最多的地段。
在南京上游的芜湖，国民党军第八十八军负责防守，军长杨宝毂到任后才发现，自己麾下的三个师，有二个是刚从淮海战役溃败下来的残部，士兵大多穿着单衣，冻得瑟瑟发抖，有的甚至连鞋都没有，只能光着脚在江滩上巡逻。杨宝毂向汤恩伯申请棉衣、弹药，得到的回复却是“就地解决”。
无奈之下，杨宝毂只能下令士兵去抢百姓的棉衣，芜湖城郊的村庄里，时常能看到国民党士兵破门而入，把老乡的棉袄强行扒走，有的老乡反抗，就被士兵用枪托砸伤。村民们躲在柴房里，听着外面的哭喊声，咬牙骂道：“这些兵比土匪还狠！”
上海外围的防御工事，更是形同虚设。按照汤恩伯的计划，要在上海周边构筑三道防线：第一道是从太仓到金山的“外围阵地”，第二道是从南翔到川沙的“主阵地”，第三道是市区的“核心阵地”。可到了三月，外围阵地的碉堡只修了一半，有的碉堡连机枪射孔都没挖好，就因为材料短缺停工。负责施工的工兵连长高志远，每天都要面对汤恩伯的催促进度电话，却只能苦笑——上级承诺的水泥、钢筋，只送来十分之一，剩下的只能用泥土、稻草代替，这样的碉堡，别说抵挡炮弹，就连重机枪都能打穿。
更荒唐的是，汤恩伯为了“显示决心”，下令在上海市区埋设地雷，可负责埋雷的士兵怕误伤自己人，大多把地雷埋在偏僻的小巷里，有的甚至直接把地雷扔到黄浦江里，还伪造了埋雷记录。
白崇禧集团布防的湖口至宜昌段，情况同样糟糕。白崇禧虽号称有40个师二十五万人，却要防守近一千公里的防线，平均每公里不足二百五十人，兵力薄弱到极点。在湖北荆州，国民党军第四十八军驻守，军长张轸是蒋介石的嫡系，却与白崇禧不和，两人在兵力部署上矛盾不断——白崇禧要求张轸将主力放在长江南岸，防止解放军强渡；张轸却担心解放军从侧翼迂回，坚持要留一半兵力在北岸。
两人争执不下，部队迟迟无法展开部署，直到四月，第四十八军的防线还没完全构筑好。更严重的是，白崇禧的部队大多是桂系子弟兵，对蒋介石的“党国”毫无归属感，士兵们私下里流传着“打完这仗就回家种地”的说法，有的甚至偷偷与解放军地下党联系，准备起义。
国民党军的海军、空军支援，也不过是“纸上谈兵”。海军的两个舰队，加起来只有三十多艘军舰，其中多数是老旧的炮艇，有的连主炮都无法正常发射。在长江下游的江阴江面，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原本是防线的“主力”，却在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五日起义，投奔了解放军，不仅让国民党军失去了一艘主力舰，还暴露了长江防线的布防机密。
空军的四个大队，拥有的作战飞机不足一百架，且大多缺乏零件，能正常起飞的不到一半。在南京明故宫机场，飞行员们每天只是象征性地起飞巡逻一圈，就赶紧返航——他们知道，解放军的高射炮部队早已部署在长江北岸，贸然深入只会送死。为了掩盖防线的虚弱，国民党当局大肆宣传“长江防线固若金汤”。
南京的报纸上，每天都刊登着“汤恩伯将军视察江防”“白崇禧集团严阵以待”的新闻，还配着士兵们在碉堡里训练的照片。可这些照片，大多是摆拍——有的士兵拿着步枪假装瞄准，枪里却没有子弹；有的碉堡里堆满了沙袋，看起来坚固，实则后面是空的。上海的广播电台更是夸张，声称“解放军若敢渡江，必将葬身长江”，还编造了“解放军在江北训练时淹死数千人”的谣言。
可这些谎言，连国民党军自己都不信——在芜湖的江滩上，有个年轻的士兵问班长：“班长，咱们真能守住长江吗？”班长叼着烟，苦笑着说：“守不住也得守，不然咱们去哪？”更让人愤慨的是，国民党军为了构建防线，不惜牺牲百姓的利益。他们强征沿江百姓的船只，有的船主不愿交出船只，就被士兵殴打，甚至直接把船凿沉。
在江苏扬州，渔民周老汉的渔船被国民党士兵抢走，他跪在地上哀求：“这是俺养家糊口的命啊！”士兵却一脚把他踹开：“党国要打仗，你的船算什么！”抢走的船只，有的被用来架设浮桥，有的则被凿沉在航道里，试图阻挡解放军的船只。百姓们失去了生计，只能躲在江边的芦苇荡里，看着国民党军的暴行，心里对这个政权的最后一点希望，也彻底破灭了。
三＞、见·“和平谈判”的骗局：李宗仁的
“划江而治”与蒋介石的“卷土重来”
一九四九年二月，北平的天气还很冷，可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李宗仁派出的代表团抵达北平后，提出了“划江而治”的主张——以长江为界，江北归共产党，江南归国民党，双方停止战争，建立“南北朝”式的对峙局面。这一主张，表面上是“为了和平”，实则是国民党妄图保住江南半壁江山，为后续“卷土重来”争取时间。
李宗仁之所以提出“划江而治”，既有桂系的私心，也有蒋介石的暗中授意。桂系一直想在江南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若能实现“划江而治”，李宗仁就能成为江南的“最高统治者”，摆脱蒋介石的控制。而蒋介石则把“和平谈判”当作拖延战术，他在溪口多次密电李宗仁，要求“谈判以保住长江防线为核心，绝不能让步”，同时下令汤恩伯、白崇禧加快加固江防工事，从台湾调运军火。
三月五日，蒋介石给李宗仁发去密电：“和谈可谈，但绝不能放弃南京、上海、武汉三城，否则党国无立足之地。待江防稳固，再图反攻。”为了让“和平谈判”看起来更真实，李宗仁做出了一系列“让步”姿态——释放了部分政治犯，取消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还宣布“停止征兵、征粮”。
可这些措施，大多是表面文章：释放的政治犯，多是无关紧要的人物，真正的进步人士仍被关押在监狱里；特务机关虽被取消，却改头换面，以“国防部保密局”的名义继续活动；“停止征兵、征粮”的命令，在地方上根本没人执行，国民党军为了补充兵力，依旧强抓壮丁，有的村庄甚至被抓得只剩老人和孩子。
在安徽安庆，有个叫王小二的青年，刚结婚没几天，就被国民党士兵抓走，他的妻子追在后面哭，却被士兵用枪指着不许靠近。王小二回头喊：“俺会回来的！”可他刚到部队，就被派去修碉堡，没过多久就因劳累过度病死，尸体被随便埋在江滩上。
国民党代表团在北平的谈判中，更是处处耍手段、拖延时间。他们对中共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避而不谈，反而反复强调“国民党是执政党，应保留一定的权力”“军队改编要以国民党为主导”。当中共代表提出“必须彻底摧毁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改编所有反动军队”时，国民党代表团团长张治中竟以“需要请示南京”为由，暂停谈判，这一停就是十几天。实际上，张治中所谓的“请示南京”，不过是在等蒋介石的指令——他每天都要给溪口发报，汇报谈判进展，蒋介石则在回电中反复强调“绝不能妥协”。
三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林伯渠等人为代表，与国民党代表团在北平正式谈判。谈判开始后，中共代表拿出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明确提出“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条款，态度坚定却也保留了协商空间。可国民党代表团却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对草案中的核心条款百般刁难——他们反对“惩办战争罪犯”，认为“这会影响国民党的士气”；反对“彻底改编军队”，要求“保留国民党的核心部队”；甚至反对“废除伪宪法”，声称“这是国民党的立国基础”。谈判陷入僵局，中共代表多次耐心解释，强调“和平必须建立在人民利益的基础上”，可国民党代表团却始终不肯让步。
四月一日，国民党代表团回到南京，向李宗仁汇报谈判情况。李宗仁召集军政要员开会，讨论是否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会上，桂系将领白崇禧首先反对：“签了字，咱们的军队就没了，江南也保不住，不如拼一把！”汤恩伯也附和：“校长说了，长江防线能守住，咱们没必要妥协！”李宗仁看着众人，心里清楚，自己根本没有决定权——蒋介石早已通过亲信控制了军队、财政，若他签字，不仅会被蒋介石抛弃，还会遭到桂系内部的反对。最终，他以“需要提交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讨论”为由，推迟签字，继续拖延时间。蒋介石这边，早已做好了“谈判破裂”的准备。
四月五日，他从溪口前往上海，在复兴岛召开军事会议，要求汤恩伯“做好战斗准备，一旦谈判破裂，立即对江北解放军发起炮击”。他还亲自视察了上海的江防工事，对着士兵们喊：“共军没什么可怕的，长江是天险，他们过不来！等美国的援助到了，咱们就能反攻，夺回江北！”可他心里清楚，美国的援助根本指望不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早已明确表示，美国不会再给国民党政权提供大规模援助，甚至劝蒋介石“认清现实，体面退位”。
四月十五日，中共代表将修改后的《国内和平协定》交给国民党代表团，限定四月二十日为签字最后期限。这份协定在战犯处理、军队改编等问题上做出了一定让步，却依旧坚持“彻底摧毁反动统治”的核心原则。国民党代表团带着协定回到南京，李宗仁再次召开会议，可此时的蒋介石已从上海回到溪口，他通过密电给李宗仁施压：“若签字，党国将万劫不复，你我都将成为历史罪人！”在蒋介石的威胁下，李宗仁最终决定拒绝签字。
四月二十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正式发表声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彻底关闭了和平大门。当拒绝签字的消息传到北平，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立即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解放军随即发起渡江战役。而此刻的蒋介石，还在溪口做着“卷土重来”的白日梦。
他在日记中写道：“共军虽渡江，然长江防线仍在，待其深入江南，我军再发起反攻，定能将其歼灭。”可他不知道，自己精心构建的长江防线，早已因民心背离、士气崩溃而不堪一击。四月二十三日，南京解放的消息传来，蒋介石在丰镐房里呆坐了很久，最后对着墙上的孙中山画像，深深地鞠了一躬——他知道，自己的“党国”，彻底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