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12日，凌晨4时，国民党反共政变爆发。
雨停了，天色却像墨汁倒扣，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南京鸡鹅巷的秘密情报组总部，大楼灯火通明，像一头巨兽睁着不眠的眼睛。
楼顶新装的探照灯来回扫射，白光掠过街巷，把每一道墙缝都照得惨白。院内停满黑色轿车，引擎怠速，随时准备出动。
3楼指挥室里，长桌铺着南京市区大地图，红蓝铅笔圈出密密麻麻的标记。
戴笠背手站在主位，黑色披风下垂，像一片凝固的夜。他抬眼扫过众人，声音不高，却带着金属般的冷硬：
“开始吧。”
陈默坐在他左手边，军便服熨帖，领口却微微敞开——汗水顺着脊背往下淌，却不敢抬手擦。他面前摆着一部黑色电话机，两部对讲机，一摞空白逮捕令。
此刻，他只需轻轻一挥手，一个名字就会被填上，一个人就会消失。
电话铃骤然响起。陈默拿起听筒，对面传来宪兵司令部急促的报告：“下关卡子查获共党嫌疑21名，已押往小营看守所！”
“继续搜，不要停。”陈默声音平稳，却像吞了一口碎玻璃。在记录本上写下“21”，再画一个红圈——这是“清党”开始后的第一批数字，后面还会滚雪球般膨胀。
凌晨四点三十分，中央路宪兵司令部。
铁门“哐啷”打开，一辆辆卡车驶出，车厢里站满持枪宪兵，枪刺在路灯下闪着幽蓝的光。卡车两侧贴着标语：“肃清赤化”“保卫北伐”。
沿街住户被引擎声惊醒，却不敢开窗，只敢隔着窗帘缝隙偷看——他们知道，又一个血色黎明来了。
下关火车站，宪兵把出口围得水泄不通。
每一列进站火车都要经过三道卡子：先查身份证，再搜行李，最后看手掌——掌心有茧、指缝有油墨的，一律扣下。
一个戴着圆眼镜的年轻人刚掏出“金陵大学”学生证，就被两名宪兵架住胳膊：“王之明是吧？带走！”
年轻人挣扎：“我是讲师，不是共党！”
回答他的是枪托重重一击，鲜血顺着额角流下，染红了“讲师”两个字。
凌晨5点，夫子庙老茶馆。
陈默的轿车悄然停在巷口。他一身便装，压低帽檐，快步穿过后院。
雅室里，老周早已等候，桌上摆着一壶“雨前龙井”，壶嘴冒着热气，却无人有心思喝。
“这是刚到的‘茶叶’。”老周把一只“六安瓜片”罐推过来，罐底藏着最新情报：“△已转移287人，剩余25人正走‘汤泉—滁县’山路；宪兵封锁下关、浦口，水陆皆断；便衣三组挨家搜查，遇可疑者即抓；请指示‘疑兵’是否放出？”
陈默迅速看完，用火柴点燃棉纸，看着它化为灰烬，才低声道：“疑兵今晚放，吸引火力；剩余25人，走‘朱家坝—全椒’水路，船已备好；口令改为‘秋蝉’，原口令作废。”
老周点头，又递过一张小报——是特务刚印发的《清党特刊》，头版大标题：“共党首要分子落网，首都治安确保！”
下面配着一张照片：一个青年被按在地上，头发凌乱，眼里却闪着倔强的光。陈默认出那是金陵大学学生骨干小赵，心头一紧，却面无表情地把小报折起，塞进衣袋。
上午8点，南京军政部广场。
军警列队，步枪上刺刀，像一片钢铁森林。广场中央，竖着新做的木牌，上写“肃清反动分子大会”。
台下，已跪了一排男女，每人颈后插着“反动”标牌，名字被红笔划了叉。人群围观，却鸦雀无声，只有细雨打在标牌上的“嗒嗒”声。
戴笠站在台上，声音通过扩音器传出，像金属摩擦：“……首恶必除，胁从不问！凡与赤党有牵连者，限期自首，否则格杀勿论！”
台下，一名中年妇人突然冲出，抱住跪在最边的青年哭喊：“我儿子不是共党！他是学生！”
宪兵上前，一枪托把妇人打倒，鲜血顺着她嘴角流下，却无人敢上前搀扶。
青年猛地抬头，嘶声喊：“妈——”回应他的，是宪兵队长拔枪上膛的“咔嚓”声。
上午10点，秘密情报组指挥室。
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像催命符。陈默面前，记录本上的数字不断攀升：“下关：67；夫子庙：43；浦镇：29；金陵大学：15；兵工厂：22……”
每添一个数字，他心头就像被针扎一下。
副科长李诚兴奋得脸色发红：“陈科，这才半天，就抓了二百多！戴老板说了，首功归咱们二科！”
陈默嘴角扯了扯，却笑不出声。他拿起对讲机，故意把声音压得极低：“注意，重点搜查‘老山矿洞’‘乌衣古镇’，发现可疑者，就地审查！”
——这是给组织留最后一条生路：若还有没赶上的同志，可避过这两处，走更偏远的“汤泉—滁县”山路。
中午12点，夫子庙老茶馆。
老周把最新“伤亡简报”交给陈默：“△已转移307人，剩余5人，因生病或住址偏远，尚未到位；
被捕者，已确认41名，其中7名是△骨干；
宪兵在‘老山’设伏，捕获3名走山路的同志；
便衣在‘乌衣古镇’抓到2名走水路的同志。”
陈默看完，双手微微发抖，却强作镇定：“告诉剩余5人，走‘汤泉—滁县’山路，口令‘秋蝉’，接头人‘老郑’，明日黄昏前必须过滁县。”
老周点头，又递过一张纸条：“沈兰传来消息：她已打入复兴社内部，晋升为中尉，负责整理‘清党’档案，可提供更核心情报。”
陈默心头一震，却不敢多问，只把纸条点燃，看着它化为灰烬。
下午3点，南京街头。
军警越来越多，卡车呼啸而过，车上站满被捕者，双手反绑，头被按下，像一群待宰的羔羊。
沿街商铺关门闭户，只有特务机关的卡车进出，车轮碾过水洼，溅起红色泥浆，像血。
陈默坐着洋行轿车，穿梭在各抓捕点之间。
他表面上是“指挥”，实际上是在“踩点”——把每一处关押地点、每一条押送路线、每一道卡子，都默记在心，然后通过茶馆，传递给组织。
傍晚六点，小营看守所。
铁门内，关押室已人满为患。地上铺着稻草，墙角堆着便桶，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和尿骚味。
一个新抓来的女学生，靠墙坐着，脸上带着巴掌印，却目光坚定。她低声哼着《国际歌》，声音微弱，却像黑夜里的萤火。
宪兵队长走过来，一脚踢翻便桶，污水溅了女学生一身：“唱什么唱？再唱，割了你的舌头！”
女学生抬头，声音平静：“我唱的是国歌。”
宪兵队长一愣，随即狞笑：“好，那就让你唱个够！”他挥起皮带，狠狠抽下。
夜里九点，秘密情报组指挥室。
电话铃声终于稀疏。陈默面前，记录本上的数字停在触目惊心的一行：
“截至晚9点，南京共抓捕共党及进步人士1037人，其中△骨干79人，已送小营看守所；在押人员中，312人待审，25人重伤，7人死刑立即执行。”
他握着铅笔，手指微微发抖，却不得不写下最后一个红圈：“7”。
李诚兴奋得满脸通红：“陈科，戴老板说了，今晚设宴，为你庆功！”
陈默勉强扯了扯嘴角，却笑不出声。
他起身，走到窗前，看着远处黑黝黝的城墙，心里像压着一块巨石——转移虽初见成效，但“清党”大网尚未完全撑开，更残酷的考验还在后头。
午夜12点，南京街头。
警车呼啸，探照灯横扫，像一把巨大的镰刀，在黑夜中收割生命。
陈默站在洋行宿舍窗前，看着远处黑黝黝的城墙，心里像压着一块巨石——转移虽初见成效，但“清党”大网尚未完全撑开，更残酷的考验还在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