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邦基
我的中学生活差不多都是在三中度过的，教师亲切教诲，同学相互琢磨，使我的智能渐开，学了点知识，能为人民尽点力。对此我经常铭刻在心。如今，我怎么能够辜负母校和校友们的期望呢！只是我患严重眼疾，视力极低，遵医嘱不能看书写字。这次由我分成几次口述，老伴吕有仙同志执笔，成稿后我没有能够校核，在语气、用词以及文句等方面，难免有不协调、不妥善和表述不清之处，则要烦请编辑同志费心改正了。我在此谨预致谢。
一、读书感勉
又闻学子唱弦歌，
拾简寻篇抄录多。
更赖老师口授传，
不令岁月空蹉跎。
1938年4月，三中筹备基本就绪，正式开课，笳吹弦诵，在较偏僻的铜仁山城里响起了。
三中自创建到开学，仅仅用了两三个月时间，进度之快，实出意料。但在当时战争环境下，许多事情确实难以一下子全部办到，教科书就是一例。开课伊始，学校采购到的课本不多，除了满足教师教学需要外，余下少数只好放在小卖部向学生出售。当大部分同学经过较长时期的流亡生活，已经囊空如洗，无力购买；极少数同学勉为其难，购买了国文、英文、数学三本主要课本。在这种情况下上课，增加了老师讲授的难度，学生听课也很费劲，教学效率不高，仿佛回到了我国古时师生凭口耳相传知识的时代。于是怎么办？经过师生共同设法，解决办法也就产生了。首先是借用班上同学购买的两三本英文、国文课本，相互传抄，有些同学到图书馆借阅不同版本的同类课本或其它书本，找出相同的文章来应用，解决了缺书的困难。其次是请老师边讲边写黑板，学生边听边录。如数学课，老师把原理、公式、演算等都随着讲解，写在黑板上，我们抄下来；上历史、地理等课时，老师干脆自编教学提纲，写在黑板上，由我们抄录。这样做对教学进度有一定影响，但效果较好，同学乐于接受。三是老师口授，学生笔记。当时我们学识浅薄，凭听笔记，困难很大，后来逐渐适应，多少能够记下一些来。这一办法，好几位老师都穿插使用。事后同学认为，这对记忆和理解课文极有帮助。所以，不少同学把这一方法沿袭下来，经过长时间的锻炼，升入高中后，已经能把老师讲解的基本上记了下来。没有课本是坏事，谁说不能把坏事变成好事呢？！
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两个月，课本来了，学校制定借用办法：第一学期开始，学生向学校借用本学期的课本，以后每个学期开始时，学生用已学过的课本换借需学的课本，离校前还清借书，缺损赔偿。这样，每人都借有课本，学习就比较方便了。1938年下半年，我们是初二上学期，又出现了缺书状况，但有了上半年的经验，也就不以为意。以后多年，直到我高中毕业，一直是靠借用课本的办法来完成学业的。
“借用”课本对保证学习起了很大作用，也引起我们一些问题。当时情况，初中只要能够毕业，便可免试，直接保送高中或师范，没有必要再复习功课，作升学考试的准备。1940年下半年，我们进高中不久，发现课本要归还，将来如何保证为投考大学而必须全面复习功课的需要？我们相互议论，并向高年级同学请教，吸取他们的经验。办法就是随着教学进度，重点摘录课本内容，摘录对象主要是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我记得有几位同学的笔记整理得特别好，尤其对数学，他们把课本上的内容与老师在课堂讲的内容结合起来，系统整理，清晰易懂，便于记忆，真是来源于书本而优于书本，大家都争相借阅。这样，我们三年高中生活，除了接受新知识、演练习题外，还要积累资料，预先作好将来投考大学、复习功课的准备。
二、陶铸磨砻
晨读桐阴晓雾开，
更深夜习芯成灰。
木油灯影东山月，
常伴莘莘学子来。
我们平时学习是紧张的。一到高三，既有顺序前进，又要复习高中全部课程，就更加紧张了。
曙色微露，我们赶在起床铃声（原来是吹号角，后来改为打铃）之前，踏着晨曦，悄悄地步出高中部后门，在山坡上高声朗诵英文（有时朗诵国文）。创校时在斜坡上栽培的桐油树，已经长成枝叶扶疏的一片矮林。每当桐叶初放，桐花绽开，旭日光辉透射过来，我们吸吮着清新空气，尽情地享受片刻大自然无私赐予的恩惠。这时书声四起，宛如波涛澎湃，天籁发响，回荡于山色岚光之中。要不是早餐铃声，我们将被遗忘在这人与自然浑为一体的情景里了。
回到教室，又专注于新知识的接受。我们希望能够尽快地消化掉当天得来的新知识，做完教师留下的各种习题，以便腾出夜晚时间，充分地应用于复习功课上。大家认为，夜晚的干扰少，是复习功课的最佳时机。
晚饭以后，稍事休息，或散散步，或处理些必要的生活杂务，就开始投入紧张的学习。那时候，学校发给每人一盏盛油的灯和灯座，每月一斤木油和一卷灯草芯，由学生自己保管。教室人多，易受干扰；木油灯烟浓浊，污染空气，不利于健康。为此，大多数同学都愿意离开教室，自寻出处。于是在食堂、理化教室、边旁空屋，以及走廊尽头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地方，都被选作为临时书室，在昏暗的木油灯光下聚精会神地用起功来。什么叫做勤学苦练？什么叫做废寝忘食、发奋忘倦？你只要在那个时候到高中部各处去走走，便可以随处见到一灯荧荧，剪芯自照，埋头苦学，万籁俱寂，你就可以从中体会出那股劲头了。其实，这种情况并不是我们高三时所特有，我在高中读书三年，亲眼见到前两届老大哥们苦读的情况，我们不过是把他们夜读的习惯沿袭下来罢了。
学校规定，下午7—9时是晚自习时间，我们高三同学往往自愿延长晚自习时间。我们用3—4根灯芯，连续加添3—4次灯油，待到灯芯结花，我们回到宿舍就寝时，往往已是午夜一时左右（我们当时没有手表，是凭经验估计的 ）。有时兴趣特好，忘了疲倦，不自觉地又延长了时间，回到宿舍途中，已是晨鸡动野，斜月在林，只能略睡一下。即使如此，依然凌晨即起，携书后山，朗诵不辍。
也许正是上面所说的那些情况，以及下面还要提到的一些事情，促使三中的学习水平比较高，每年升大学的比较多。我曾在1938年和1939年各一次纪念周会上，听到周校长说，由于我们三中同学参加大学统一考试成绩优异，曾经受到当时教育部的明令嘉奖。所以周校长在临离三中时（1940年夏）写的诗稿中亦有“誉嘉上宪频”之句。当时没有升学率的概念，据我了解从高中第一届至第六届毕业生升入大学的情况来分析，升学率大概是80—90%。
三、蹈历整顿
少壮功夫日日催，
多难勤学莫徘徊。
升留降级凭规章，
莫问说情为什来！
三中比较注重学生学业，提高教学水平。在教师中按学科组织教学组（如国文教学组、数学教学组等），筹划教学进度，提高教学质量。对学生，举办全校性的作文比赛、数学比赛等，奖掖优良。在创校初期，就曾对学生水平进行过一次摸底整顿，较快地确立了考试制度和升、留、降级制度等，并严格贯彻执行。
当时三中的学生，绝大部分来自沦陷区的许许多多中学。这许多中学的教学水平原来就参差不齐，学生的学习水平也相差较大。加上战争影响，1937年下半年（即上学期），有些学校没有能够开学，有些学校虽开学，但因躲避空袭等原因，并没有好好上课；能够正常上课的学校为数不多，即使能正常上课，也只有一二个月，就因战事而遣散了。这些学生汇聚到三中，开学后使用下学期的课本，程度不齐的矛盾就比较突出。拿我们班（初中一年级乙组）的英文课来说，全班40多人，英文较好的同学只念过简易单句，大多数同学能念单词，少数同学字母还念不好，而下学期英文课本的第一课就是一页课文，教学讲授十分困难，同学们听课也非常苦恼。针对这种情况，学校毅然决定整顿，举行编级考试。
这次考试只考国文、英文、数学三门课，根据考试成绩，首先确定年级。一般说，绝大部分同学保持了原来的年级，少数同学降了级，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年级有两位同学降到三中附属小学六年级。其次是调整分组。当时一个年级分为甲、乙、丙三组，原来是随机分组的，考试后，初中根据英文成绩、高中根据数学成绩重新调整。经过这样整顿后，各班内的程度相对接近了。第三，实行强化补课，把我们上学期的缺课尽快补起来。仍以我班英文课为例，老师决定用一个月的时间，从字母、发音教起，再教单词、简易句子、语法等，每天留下许多作业，要我们熟读、强记、背诵。我们的兴趣很高涨，不少同学利用清晨和傍晚的时间，坐在临近学校的城墙上练习发音，默记生字，背诵语句，有时互相考、答，加深记忆和理解。这样，同学们的英语程度很快地跟了上来。一个月后正式使用下学期课本，到学期结束时，老师认为已经赶上课本要求的水平。就是说，我们用三个月时间读完一个学年的课程。
自此以后，三中比较严格执行考试制度，通过考试来检验学生的学习成绩，并按照升、留、降级制度，该留级的就留级。我印象中每个学年终了时，总有些同学要留级，至于有无降级的，则印象不深了。我知道有这样一件事：有位同学贪玩了些，在学期考试中主科没有考好，担心要留级，坐卧不安。另一位同学深知其平时学习尚好，不是跟不上班，如因这次考试不佳而留级，实为可惜，因此，自愿去找了平时与之比较熟悉的英文老师商量，试探有无补救办法，让其升级。老师听后笑了起来，并说：“我只知道学校的升、留、降级制度，还没有听说过有为升级而来说情的。”几天后成绩单发下来了，这位同学按规定留了级。留级并不是坏事。这位同学后来学习比较勤奋，毕业后考上了名牌大学，工作后也做出了很好成绩。
四、充实知能
由来学问博和深，
学海无边渡有津。
文囿碑林广涉览，
功夫到后自成春。
融通科学艺术知（现用智）能，是三中教导方针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许多老师都经常谆谆教导我们：熟读课本是完全必要的，这是慢慢启开我们智能之门的一把钥匙，但不能停留在课本知识上，应该以此为基础，广涉博览课外书刊，拓宽知识领域，充实科学艺术智能。学校的倡导，老师的教诲，激发了同学们追求知识的浓厚兴趣。
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三中图书馆的图书藏量还比较丰富，举凡新旧文学、诗词歌赋、散文小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史地、外文作品等，都有一定的藏量，并且公开任学生选借，这就为学生追求课文知识提供了条件。有些爱好文学的同学曾经向图书馆较多地借阅了有关新旧文学书籍、唐诗宋词，有位同学较系统的借阅了化学书籍，他们在这方面都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知识。还有些同学借阅了哲学、音乐、绘画等读物，都取得了一定的收获。我在高一时曾借阅英汉对照《天方夜谭》一书，这对我英文水平的提高很起作用，对其中某些重要故事情节，至今还记忆犹新。
记得有这样情况：图书馆藏有《普通化学》、《普通物理学》各一本，原是大学一年级教材，内容丰富，说理清晰，据说战前曾有中学把此书分别作为高二、高三课本的。不知什么时候起，三中的高二、高三同学也分别把这两本书视为珍宝。无奈书少人多，大家都希望能先借阅为快。我曾看到当时借书的情况：新学期伊始、图书馆首次开馆借书，同学们早就挤立在门首，馆门一开，蜂拥而入。图书管理员根据以往经验，早把书准备好，注视着谁先进馆就先借给谁。同学之间也有这样的谅解，先借得书者可以根据教学进度，优先选阅有关章节，但要负责及时组织传递给其他同学阅读。
当时学校鼓励和协助同学组织学科研究会，通过自学、互学等方式、达到提高学习水平的目的。我知道的有国文、数学、理化三个研究会，学生不论年级，自愿参加。主要活动有不定期举行座谈讨论，介绍自学情况及遇到的问题，相互讨论解决，或围绕某个专题讨论研究；不定期举行学术报告会（那时称做“讲演会” ）。我印象较深的有三次学术报告会：（1）请端木和先生主讲的“未来的人类”，时间可能是1940年下半年。大意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未来人可以坐在室内指挥战争、管理生产、处理生活，例如一按电钮，自动化机器就会根据你的指令，把你所需要的用具、食品等送到你面前，又说，根据用进废退原则，未来人大脑将特别发达，四肢可能缩小，可能形成头大、四肢细小的形状。看来端木和先生对现代化高科技的发展已有了些预见。（2）请张鼎铎先生主讲《世界数学三大难题》，时间大约是1941年冬季。张先生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三大难题的内容及难点，列举当时数学家提出的对这三大难题的解答，又为什么这些解答都没有能够解开难题的原因等等，计划讲三次，只讲了两次，一次因故未讲。（3）请陈康先生主讲《唐诗·七绝》，时间大约是1941—1942年冬春之交，每周一次，每次两个小时，持续讲了一个多月。这几次演讲吸引了很多同学听讲，反响较大，认为对启迪科学和文学知识、激发进一步钻研兴趣，都起了较大的作用。
同学们采取多种求知方式，提高了学习水平，出现了一些学习上的尖子。他们中有的是全面发展，各门功课都优异，如苏笺寿（高中1940级）、贺锡璋（高中1943级）等同学；有的是学有专长，单科成绩突出，如傅乐成（国文、高中1940级）、王继兴（国文、高中1941级）、周崇閜（英文、高中1941级）、徐泉涌（数学、高师1940级）等同学。王继兴同学曾为金桂荪老师的“中国文字语法讲稿”（名称可能记错）写过序，金先生看了，倍加赞赏，并将该序印发给同学们参阅。
五、笳吹山城
弦歌声里说流亡，
敌忾同仇气志昂。
不作新亭相对泣，
陶磨莫负好时光。
原先，很多人认为，三中是为收留流亡中学员生而创办的，要适应抗战需要，将是以宣传救亡为主，上课教学为副的一所抗战学校。来到三中以后，大家才知道，教学是这样正规，学习是这样紧张，完全是一所正规学校，是很好的读书场所。当然，那时九州烽火连天，四野战歌匝地，来自战区的老师、同学并没有单纯地教课、读书，而是在学校组织下，做了不少的抗日救亡工作。每逢节日，师生们有组织地上街游行，高呼抗日口号，张贴抗战标语，齐唱抗日歌曲，演出街头活报话剧，等等。学校还利用暑假组织宣传队，由老师率领学生下乡宣传。师生们又响应为抗战出钱出力的号召，老师以作画义卖、同学以义务劳动（如给人挑水）等形式募捐，全部所得捐作抗战之用。
老师、同学还把民族危亡、国土沦丧、家破人散的仇恨变作动力，融化在教、学之中。记得我初二时，国文老师徐先生（他在校任教时间短，记不清名字了）为我们讲岳飞《五岳祠盟记》一文，每讲到“中原板荡，夷狄交侵”、“远入夷荒，洗荡虏穴”、“北逾沙漠，喋血虏廷”等句时，徐先生以古喻今，慷慨激昂，极大地激起了同学们对日寇的仇恨，增强了爱国心。当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对华声明中颠倒黑白，强词夺理，威胁诱逼，无所不用其极，激起我全国人民愤怒声讨的时候，国文老师邵达先生为我们选读多尔滚《致明阁部史可法书》和史可法《复多尔滚书》两篇文章，当讲到多尔滚书中“将以为天堑不能飞渡、投鞭不足断流邪”两句时，邵先生说：多尔滚威胁史可法，同近卫对我们的手法完全一样；又讲到“带砺河山，位在诸侯王上”两句时，邵先生又说：多尔滚的诱降花招，与近卫声明何异？图画老师刘苇利用上课余下来的时间为我们讲救国道理和出路，还有些老师借讲时事来鼓励同学的爱国热情。同学们对老师的一片苦心是很理解的，并把这作为增强学习自觉性的动力。
正是这样，同学们刻苦求知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是很高的，本文前面对此有所描述。当时同学中有这样一种较普遍的看法：中国积弱，受到列强欺凌，主要是科技落后，工业不发达。为此，不少同学产生了科学救国的思想，把主要精力用在理科学习方面，后来升入大学理工科的人也较多，直到现在，还有些三中校友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实践战线上辛勤劳动。
民族仇恨，可以转化为学习的力量，紧张的学习虽然可以暂时冲淡流亡的痛苦，却不能忘掉多难的民族命运。的确，在紧张的学习中，同学们很少谈到压抑在心中的悲愤。但是，在学习间歇的时候，尤其是遇上“九一八”、“七七”、“八一三”等日子，面对着战区不断扩大、民族危难日益深重的形势，菁菁学子，再也按捺不住心头愤怒，只要有一个人唱起抗战歌曲，就会立即引起大家齐声相和。这歌声，有时悲壮凄凉，“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泣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流浪、逃亡……”；有时慷慨激昂，“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有时又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敌人……”。之后，慢慢地平静下来，又摊开书本，拿起笔杆，奋发学习起来。每逢这种激愤之后，总要把学习推上一个新台阶。记得有一年暑假的“七七”那天，有位同学心头忿恨难消，不顾炎暑闷热，默默地在教室翻阅英文一个上午，演算数学一个下午。他把愤恨化作力量，以更加努力的学习来充实自己。
以上是当年我们流亡学生学习的片断情况。
毛邦基，男，69岁，江苏宜兴人。北京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高级统计师，教授。国立三中1943届毕业生。通讯处：北京三里河一区232—3号。邮政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