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姜维的北伐大军在沓中遭遇大雪时，成都的朝堂上正为“是否增派援兵”争论不休。黄皓攥着占卜的龟甲，声称“天相示吉，无需出兵”；诸葛瞻拍着案几怒斥“姜维误国”，却拿不出半分可行的御敌之策。而远在沓中的姜维，仍在对着地图推演“直取长安”的战术——这个曾被诸葛亮视为“以攻为守”的北伐战略，到了此时，早已异化为一场耗尽蜀汉元气的自杀式冲锋。
一、战略初心的异化：从“守御”到“执念”的扭曲
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写下“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时，其核心战略并非“灭魏”，而是“以攻为守”。彼时蜀汉国力仅及曹魏的五分之一，若偏安一隅，只会在曹魏的稳步发展中被逐渐吞噬。北伐的真正目的，是通过主动出击牵制曹魏兵力，破坏其经济生产，同时维系“兴复汉室”的政治旗帜，凝聚内部人心。
诸葛亮的北伐，始终保持着“稳进”的节奏：第一次北伐兵出祁山，试图夺取陇右作为跳板；后续几次或攻陈仓，或扰关中，皆以“袭扰牵制”为要，从未进行赌上国运的决战。他在《后出师表》中坦言“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可见其深知“攻”是为了“存”，而非盲目扩张。
但这一战略到姜维手中，彻底变了味。延熙十六年（253年），姜维首次主持北伐时，蜀汉国力已因蒋琬、费祎时期的“休养生息”有所恢复，但其作战风格却从“稳进”变成了“狂飙突进”：十年间九次北伐，平均每年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最短间隔仅三个月。他放弃了诸葛亮“夺取陇右、徐图关中”的稳健路线，转而主攻关中腹地，甚至试图“诱敌深入”进行决战——这种战术看似勇猛，实则完全无视蜀汉“兵少粮薄”的根本弱点。
陇西太守牵弘曾在给司马昭的密信中分析：“姜维用兵，不顾士卒饥寒，每战必倾巢而出，似欲毕其功于一役。然蜀地粮道艰险，十石粮运抵前线，仅存三石，其势岂能持久？”果然，景耀五年（262年）的最后一次北伐，姜维率军围攻洮阳，因粮尽被迫撤退，沿途士兵“饿死者过半”，连战马都被宰杀充饥。
二、军事决策的失控：从“集体商议”到“独断专行”的灾难
诸葛亮时期的军事决策，虽以其为核心，却始终保持“集思广益”的传统。他常与长史杨仪、参军马谡等讨论战术，甚至会听取基层将领的建议——第一次北伐时，正是采纳了魏延“佯攻祁山、奇袭陈仓”的分兵之计，才一度取得“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的战果。
但姜维掌权后，军事决策成了“一言堂”。他出身曹魏降将，在蜀汉内部缺乏根基，为巩固权力，刻意打压不同意见者。张翼曾以“国小民老，不宜黩武”谏阻北伐，被姜维贬为征西将军，闲置后方；廖化感叹“兵不戢，必自焚”，竟遭姜维当众斥责“老怯”。朝堂之上，敢反对北伐者，要么被排挤，要么被构陷，最终形成“姜维言出，无人敢驳”的诡异局面。
更致命的是，姜维的战术设计充满冒险性，且严重脱离实际。景耀元年（258年），他提出“敛兵聚谷”之策：放弃汉中外围的险要关隘，将兵力收缩至汉城、乐城，待魏军深入后“坚壁清野，断其粮道”，再以主力反击。这一计划看似精妙，却忽略了两个关键：其一，汉中是蜀汉门户，放弃外围等于开门揖盗；其二，蜀汉兵力本就薄弱，收缩防御只会让魏军轻易分割包围。
汉中太守胡济曾苦谏：“太祖（刘备）取汉中，历三年血战，皆因‘无汉中则无蜀’。今弃外围，若魏军分兵袭成都，何以应对？”姜维却斥其“畏敌如虎”，强行推行此策。结果，景元四年（263年）钟会伐蜀时，魏军果然长驱直入，仅用一个月便突破汉中防线，蜀汉门户洞开——这正是姜维独断专行种下的恶果。
三、国力透支的绝境：从“兵民相济”到“兵民相残”的崩塌
一个国家的军事能力，终究取决于其经济基础。诸葛亮时期，北伐虽耗粮，但通过“木牛流马”改善运输、“兴修水利”保障农产、“蜀锦贸易”补充军费，基本维持着“兵不扰民”的平衡。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时，关中百姓仍有“蜀军纪律严明，不犯秋毫”的记载。
姜维的北伐，则彻底打破了这种平衡。为支撑连年征战，他不仅加征赋税，更推行“兵户制”：凡家中有男丁者，一人为兵，全家免役，但需承担额外军粮。这看似“合理”，实则将负担转嫁给了非兵户家庭——到景耀年间，蜀汉兵户仅占总人口的10%，却消耗了全国40%的粮食，剩下90%的民户需承担60%的粮赋，“民有菜色”已成常态。
军事工业的过度扩张，更挤压了民生资源。成都的兵器坊原本“岁造刀枪三千”，姜维将其扩大至“岁造一万”，大量工匠被强征入伍，导致农具生产锐减。巴郡出土的《景耀四年器物簿》显示，当年农户平均拥有的铁农具数量，仅为诸葛亮时期的三分之一，“春耕时，十户共用一犁”的现象比比皆是。
当军事需求凌驾于民生之上，“兵民相济”就变成了“兵民相残”。景耀三年（260年），涪陵郡发生“农民夺粮”事件：数百农户冲进当地粮仓，抢走军粮，理由是“与其饿死，不如战死”。姜维派军镇压，斩杀为首者，但类似的反抗此后愈演愈烈——到曹魏伐蜀时，蜀军沿途“征粮无所得”，甚至需要“掠民为食”，早已失去了诸葛亮时期“军民一心”的根基。
四、战略迷失的终极代价：从“旗帜凝聚”到“旗帜崩塌”的溃败
“兴复汉室”的旗帜，本是北伐战略的精神内核。诸葛亮通过北伐，将蜀汉定位为“汉室正统”，以此团结内部各派系，抵消曹魏“代汉”的政治优势。即使北伐失利，这面旗帜仍能让百姓相信“牺牲有意义”。
但姜维的穷兵黩武，让这面旗帜彻底褪色。当士兵在战场上冻饿而死，当农户因缴不起军粮而流亡，当“北伐”变成“掠夺”的借口，“兴复汉室”便成了百姓眼中的笑话。绵竹之战前，诸葛瞻的部将黄崇曾激励士兵：“为汉室死战，可光耀门楣！”得到的回应却是“汉室若要我等饿死，不如降魏求活”。
战略迷失的最终代价，是整个国家失去了抵抗意志。当钟会大军逼近剑阁时，姜维仍在沓中与邓艾周旋，错失回防良机；当邓艾奇袭阴平，江油守将马邈不战而降——他在投降书中写道：“蜀军在外，百姓在内，皆已疲极，再战无益。”这种“无心抵抗”的心态，蔓延至整个蜀汉：诸葛瞻在绵竹战死，却是“兵无战心，一触即溃”；刘禅在成都投降，大臣中竟无一人坚决反对。
成都城破那日，有老兵在街头哭泣：“丞相（诸葛亮）北伐，是为保蜀；姜伯约（姜维）北伐，是为亡蜀。”这句哭诉，道破了战略迷失的本质——当“以攻为守”变成“以攻亡国”，当“保家卫国”变成“耗竭家国”，再坚固的堡垒，也会从内部崩塌。
结语：战略的本质，是对“度”的把握
蜀汉灭亡的根本原因中，战略迷失是最直接的催化剂。从诸葛亮“以攻为守”的稳健，到姜维“穷兵黩武”的偏执，并非战略方向的错误，而是对“度”的失控——忘记了“攻”是为了“守”，忘记了军事是为了民生，忘记了旗帜需要实绩支撑。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姜维的初衷或许并非“亡蜀”，而是想通过北伐证明自己，完成诸葛亮未竟之业。但他忽略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任何战略，若脱离了国家的实际能力，违背了百姓的基本诉求，终将从“自救”变成“自毁”。
当洛阳的钟声响起，刘禅走出城门投降时，姜维正在剑阁浴血奋战。他或许到死都不明白：真正摧毁蜀汉的，不是曹魏的大军，而是他自己亲手点燃的、那场名为“北伐”的燎原大火——这火曾被诸葛亮小心控制，用以取暖；到他手中，却烧尽了所有的柴薪，只留下一片灰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