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混乱时期，局势动荡不安，社会秩序几近崩塌，光拥有丰厚的资产却没有武力作为支撑，就如同一个人在漆黑的夜路上，手捧着耀眼的金元宝，无疑是在向他人昭示自己的财富，极易成为被觊觎和掠夺的目标。徐渊对此早已洞若观火，深知武力对于家族安危和产业存续的重要性。于是，他不动声色地开始布局，精心打造着徐家的“隐形盾牌”——武力保障体系。
徐渊采取的第一步，便是对直属徐家的私人护卫队进行“升级扩容”。他巧妙地寻找到了一个再合理不过的理由——“保护工厂资产、应对日益猖獗的匪患”。在这个看似冠冕堂皇的借口之下，他顺理成章地将护卫队的规模从原先的几十人扩充到了整整两百人。人数的增加，为护卫队注入了更为强大的力量，但徐渊深知，仅仅数量上的提升远远不够，质量才是决定战斗力的关键因素。
因此，在核心骨干的选拔上，徐渊亲力亲为，每一个成员都经过他的严格筛选。他凭借着自己独有的“拾荒者之眼”，能够精准地洞察一个人的潜力和身手，确保选拔出的都是真正的精英。不仅如此，他还通过李景林的人脉关系，不惜重金聘请了那些实战经验丰富的国术好手担任教官。这些教官不仅武艺高强，而且在实际战斗中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能够将最实用的格斗技巧传授给护卫队成员。徐渊自己也时常前往训练场观看训练，一方面是为了监督训练进度和质量，另一方面，他的“拾荒者之眼”也能让他对队员们的表现做出准确的评估，及时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
在装备方面，徐渊更是“不惜血本”。他充分利用二姐夫曾维献所掌握的军火渠道，有时也借助洋行走私的方式，为护卫队配备了一流的武器装备。最新式的驳壳枪，也就是俗称的“盒子炮”，因其强大的近战火力，成为护卫队成员的标配武器之一；步枪则是保证中远距离作战能力的关键装备，同样也一应俱全。更为厉害的是，徐渊甚至设法弄来了少量的轻机枪和手榴弹，这些重火力武器的加入，极大地提升了护卫队的整体战斗力，使其在面对复杂危险的情况时，具备更强的应对能力。
在训练内容上，徐渊坚决摒弃那些只注重表面形式的“花架子”训练方式。他深知实战才是检验战斗力的唯一标准，因此，护卫队不仅要练习国术搏杀的近身技巧，以应对可能出现的近距离冲突，还要学习现代枪械的瞄准、换弹、保养等技能，使队员们能够熟练掌握和运用手中的武器。通过这种全面而严格的训练，徐渊硬生生地将这支队伍打造成了一支战斗力远超普通护厂队的“精锐之师”。事实上，这支护卫队的实力甚至比租界驻扎的列强常规部队综合实力还要强大，成为了徐家在乱世中的一股坚实力量。
最后，便是“精准部署”。
徐渊将护卫队主力部署在租界边缘的徐家产业周边，无论是仓库这样储存着重要物资的地方，还是重要工厂车间等关键生产区域，都能看到护卫队队员们警惕的身影。
表面上看，他们的职责是“护产”，守护徐家的产业不受侵害，但实际上，这是徐渊在租界边上树立起的一块“威慑牌”，向那些企图对徐家产业图谋不轨的势力发出无声的警告。
除此之外，徐渊还精心挑选了一支精干的小队，分别常驻霞飞路的徐家公馆和苏南田庄的核心区域。徐家公馆是徐家人的居住之所，而苏南田庄则关乎着家族的“粮仓命脉”，这两个地方对于徐家来说至关重要。这支常驻小队的任务便是守护家人的安全，确保家族的核心利益不受威胁。这支精心打造的护卫队，是徐渊未曾公开提及的“底牌”。它不仅能够有效地保护徐家的资产，震慑那些心怀不轨的宵小之辈，而且在万不得已的极端情况下，还能够执行一些“特殊行动”，为徐家在危机时刻提供最后的保障。
徐渊内心深处从未对政治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他深知政治的风云变幻犹如一场迷雾重重的棋局，充满了不确定性与危险。然而，他却深谙“借势避祸”之道，如同一位精明的棋手，在复杂的局势中巧妙布局，将“左右逢源”这一策略运用得炉火纯青，使之成为了自己在乱世中的生存之道。
在对待旧军阀的态度上，徐渊采取的是“花钱买平安”的策略。当时，直鲁联军率先控制了上海，面对这股势力，徐渊既不主动攀附，试图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壮大自己，也不会轻易得罪，以免给自己和家族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他巧妙地借助二姐夫曾维献这条线——曾维献身为苏州镇守使，有着直系背景，通过这层关系，徐渊得以与直鲁联军将领搭上联系。他给联军将领送去“劳军款”，在送礼的方式和内容上，徐渊也颇费心思。他不送在当时价值不稳定的纸票，而是选择直接送上银元这种硬通货，或者是紧缺的物资，以此彰显自己的诚意。每次送礼时，他的话语也说得极为客气，谦卑有礼地表示：“一点心意，给弟兄们添些用度。”
徐渊对这些旧军阀所求甚少，他并不期望对方能够给予徐家格外的照顾和偏袒，只希望他们能够做到“不主动侵扰”徐家的核心产业，尤其是那些位于租界之外的工厂和仓库。因为这些产业是徐家经济的重要支柱，一旦遭受破坏，将会给家族带来沉重的打击。
徐渊心里十分清楚，旧军阀本质上是一群逐利之徒，他们的立场和行为充满了变数，是靠不住的。与他们过度亲近，深绑在一起，不仅可能会卷入不必要的政治纷争，还可能因他们的倒台而遭受牵连。所以，他认为花钱买个“暂时安稳”，让徐家在动荡的局势中能够有一段相对平静的发展时期，就已经达到目的了。这种清醒的认知和务实的策略，使得徐家在旧军阀势力的阴影下，依然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和安全。
面对北伐军和国民党，徐渊秉持着“留空间不交底”的行事准则，在复杂的政治漩涡中谨慎周旋。
1927 年 3 月，北伐军如汹涌浪潮般逼近上海，整个城市都笼罩在紧张的氛围之中。徐渊并未选择躲避，而是巧妙地托与国民党有密切联系的商界名流虞洽卿作为中间人，向相关方面传递了一句“欢迎革命，支持统一”的话语。
这句话态度模糊，却又恰到好处地表明了一种姿态，如同在动荡局势中抛出的一个信号，让各方知晓徐家的态度，不至于被视为对立面。
对于蒋介石派系，徐渊更是拿捏好了分寸，做到“客气有余，亲近不足”。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政治局势愈发错综复杂，各方势力都在暗中角逐。
徐渊象征性地给“清党”后（北伐战争的第一年）成立的上海总商会捐了一笔钱，以此算是向蒋介石方面“示了归顺”。然而，他心里明白，此时的局势尚未尘埃落定，犹如波涛汹涌的海面，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如果过早地公开站队，卷入这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之中，极有可能在局势突变时，瞬间成为被牺牲的“弃子”。
所以，他始终坚守着不交底的原则，在与蒋介石系暂且保持一定联系的同时，又刻意保持距离，绝不轻易将自己的全部底牌亮出，只为在这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为徐家谋求最大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
而徐渊对工人运动和左翼力量所采取的是“隐秘接触”策略，有着未来认知到他明白工人力量正如同汹涌澎湃的浪潮，在时代的舞台上逐渐展现出强大的影响力。因此，他不敢轻易地与工人运动和左翼力量完全“撇清”关系，而是试图在其中寻找一种微妙的平衡。
为了实现这一隐秘的接触，他精心挑选了一个绝对信任的“白手套”——徐驰卿。
徐驰卿是受过徐家恩惠的进步旁支子弟，徐渊观察了很长时间，对其能力深信不疑。值得一提的是，他记忆中隐约知晓在历史上江苏籍常熟人中有一位地下党烈士与徐驰卿同名，但在表面上，他却装作对此一无所知，以此来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怀疑。
通过徐驰卿，徐渊进一步与左翼文化圈的上海地下党，隐藏身份的几位可靠左翼人士建立联系。像同情工人运动和革命的作家夏言和陈汉生，他们在文化领域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徐渊借助徐驰卿与这些人搭起了一条“单线”联系。
这条“单线”犹如在黑暗中蜿蜒前行的隐秘通道，只有徐渊和他暂时所信任的人知晓其存在。它既为徐渊提供了一个与左翼力量沟通的途径，使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左翼的动态和诉求，又尽可能地保证了这种接触的隐秘性，不至于让徐家陷入危险的境地。
可是某种意义上讲这种隐秘接触毕竟是在危险的边缘试探，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人察觉，极有可能给徐家带来难以预估的后果，所以说这是徐渊最为谨慎却又充满冒险的一步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