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喧嚣并未因“黑色星期二”而终结，反而进入了一种诡异的“常态”。交易员们依旧声嘶力竭地喊单，但声音里失去了往日的狂热，只剩下麻木的机械重复。股价不再像断崖般坠落，而是开始了无生气的阴跌，如同一个失血过多的病人，体温在缓慢而不可逆转地下降。
然而，交易所大门之外，冰冷的现实早已汹涌而至。
银行门口排起了长队，但并非往常的熙攘。人们沉默地站着，脸上写满焦虑，紧紧攥着存折或债券。一位银行经理后来回忆：“没有骚动，只有一种可怕的、低声的恐惧。他们只是想要回自己的钱，在它彻底消失之前。”
第一个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中小银行开始撑不住了。田纳西州的一家地方银行悄然关闭了大门，贴出“暂停营业”的告示。这只是开始，恐慌如同瘟疫，沿着金融网络的毛细血管迅速蔓延。
前股票经纪人查理穿着他最后一套体面的西装，试图走进曾经熟悉的俱乐部，却被门卫委婉地拦下。“抱歉，先生，会员资格……”门卫的眼神躲闪。查理愣在原地，看着玻璃窗内依旧灯火辉煌、笑语晏晏的场景，突然明白，那是一个他再也回不去的世界。他的公寓房东已发出最后通牒，他那点可怜的积蓄在飞逝的时光和不断上涨的面包价格面前，如同阳光下的冰雪。
约瑟夫·p·肯尼迪（未来总统约翰·肯尼迪的父亲）则坐在他的私人办公室里，冷静地翻阅着财务报告。他因提前嗅到危机而撤离股市，保全了实力。此刻，他正像秃鹰般审视着市场，寻找那些被恐慌错杀的、尚有价值的资产。“恐慌，”他对助手低语，“是贪婪者灭亡的坟墓，却是冷静者发财的沃土。”
中西部广袤的农田里，危机以另一种形式上演。堪萨斯州的农场主威廉看着仓库里堆积如山的麦子，眉头紧锁。粮食价格暴跌，卖出去的钱甚至不够支付运输和贷款的利息。银行催缴贷款的信件措辞一封比一封严厉。“他们要我用什么还？”威廉对妻子苦笑，“用这些快要不值钱的麦子吗？” 许多农场主被迫以极低的价格抵押土地，甚至直接弃地逃亡，成为流入城市的又一批流浪者。
11月底至1930年初，股市出现了一次短暂的“熊市反弹”。道指甚至从11月的低点198点反弹至次年4月的297点。这给了一些人虚幻的希望。
“看！我说过会好起来的！”年轻助手兴奋地指着行情板，脸上重现血色。
老交易员亚瑟只是疲惫地摇摇头，点燃了今天的第四支雪茄：“孩子，这是死猫跳……尸体掉下来时，总要弹一下的。别把救命钱扔进去。” 他的目光越过喧嚣的交易大厅，仿佛已经看到了接下来更深、更黑暗的深渊。
事实上所谓的“反弹”只是让人沉沦的“蜜饵”，情况依旧在恶化。
1930年的3月，晨光尚未驱散城市的寒意，银行挤兑已从“沉默的排队”升级为绝望的洪流。纽约曼哈顿一家历史悠久的银行门前，栏杆被焦虑的人群挤得摇摇欲坠。一位穿着破旧大衣的老人将存折拍在柜台上，声音因激动而颤抖：“把钱给我，所有的！我不能再等了！”
恐慌的传染性远超想象。单在1930年3月，全美国就有超过60家银行宣布破产。克利夫兰信托银行的倒闭，成为压垮公众信心的又一根稻草——这家曾被视为“绝对安全”的银行突然关门，让无数家庭毕生积蓄化为乌有。
更致命的是“连锁反应”。一家银行倒闭后，储户会涌向其他银行提款，导致健康的银行也因现金流断裂被迫停业。密苏里州的银行家托马斯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就像站在多米诺骨牌阵里，看着前面的牌倒下，却无力阻止自己被撞倒的命运。”
面包店门口的队伍从清晨排到深夜，价格却每周都在上涨。曾经体面的职员、教师，如今攥着皱巴巴的纸币，在队伍里焦急地张望。“一块面包要5美分了，上个月还是3美分。”寡妇玛丽紧紧牵着孩子的手，她的丈夫曾是股票经纪人，“黑色星期二”后跳楼自杀，只留下一堆债务。
街头的“求职大军”愈发庞大。在芝加哥的职业介绍所外，数百人举着写有“会打字”“能修理”“愿意干任何活”的纸牌，从黎明等到黄昏。25岁的约翰曾是汽车厂的技工，工厂裁员后，他已经连续三个月没找到工作。“每天都有人为了一个搬运工的岗位打架，能有口饭吃，就不算输。”
流浪者的“帐篷城”开始在城市边缘蔓延。人们用破木板、帆布搭建临时住所，取名“胡佛村”（以当时总统胡佛命名），讽刺政府的无所作为。夜晚的“胡佛村”里，篝火微弱，人们分享着仅有的食物，谈论着“以前的好日子”，声音里满是疲惫与迷茫。
中西部的农场遭遇“雪上加霜”。4月本该是播种的季节，堪萨斯州的农场主威廉却只能看着干裂的土地发呆——除了粮价暴跌，干旱开始侵袭这片农田。他抵押土地换来的钱，一半用来还银行贷款，一半买了种子，可没等来雨水，却等来了蝗灾。
“它们像乌云一样飞来，转眼就把麦苗啃光了。”威廉的妻子抹着眼泪，仓库里的麦子所剩无几，而银行的催款单再次寄到。许多农场主选择彻底放弃，他们驾着破旧的马车，带着家人逃往加州，希望在那里找到摘水果、干农活的机会，却不知加州早已挤满了逃难的人。
乡村的小商店、铁匠铺也接连倒闭。密西西比州的小镇上，曾经热闹的主街变得冷清，只有几家杂货店还在勉强营业，老板们用“以物易物”的方式维持——农民用少量粮食换肥皂、针线，工人用体力换一块面包。
4月，道指的“熊市反弹”达到顶峰，297点的数字让一些投资者重新燃起希望。年轻的交易员汤姆抵押了家里的房子，把所有钱投入股市，“这次肯定能回本，甚至赚得更多！”他在交易大厅里大喊，像极了“黑色星期二”前狂热的人们。
但老交易员亚瑟的预言很快应验。5月初，股市开始断崖式下跌，短短两周内，道指从297点暴跌至220点，随后继续阴跌不止。汤姆盯着行情板上不断跳动的绿色数字，脸色惨白，手里的交易单散落一地——他不仅赔光了积蓄，还背上了巨额债务。
“死猫跳结束了，现在，真正的寒冬才刚开始。”亚瑟站在交易大厅的角落，看着眼前混乱的场景，雪茄的烟雾模糊了他的眼神。此时的美国，已有超过300万人失业，无数家庭濒临破产，而这场始于股市的危机，正像一张巨大的网，将整个国家拖向更深的深渊。
……
这段时间徐公馆的书房仿佛成了世界风暴中的一个静谧眼。徐渊坐在宽大的写字台后，面前摊开的不是公司的账本，而是一摞摞来自大洋彼岸的英文报纸和厚厚的电报译稿。《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上触目惊心的标题与楼下上海滩依旧歌舞升平的靡靡之音形成了诡异的分割。
他的目光掠过那些描述交易所里“麻木的喊单”、“无生气的阴跌”的文字，脸上并无太多喜悦，只有一种深沉的了然。历史的车轮，正沿着他预知的轨迹，碾压过无数人的命运，轰然前行。
电报员频繁地送来来自安德森·梅隆的加密电报，内容从最初确认巨额收益到账的简洁狂喜，逐渐转变为对局势更冷静、更漫长的分析。
“中小银行开始连锁倒闭，挤兑风潮已起。”徐渊念着电文，对侍立一旁的助理道：“回电梅隆先生，提醒他，其家族旗下银行务必保持远超规定的准备金，必要时可收购几家质地尚可但被恐慌错杀的地方银行，但要隐秘，勿引众怒。” 他深知，恐慌才是真正的瘟疫，而梅隆这样的巨头，不仅要自保，更要趁机扩张。
“农产品价格暴跌，中西部农场主大量破产。”看到这则消息，徐渊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他按铃唤来产业经理何茂才。 “茂才，立刻以‘广济农产’和‘华丰食品’的名义，向美国发出询盘。主要是小麦、玉米、棉花，要他们破产清仓的价格。对，量大从优。采购回来，充实我们的原料库存。”他顿了顿，补充道，“另外，打听一下，有没有农业机械、食品加工设备的厂家愿意低价转让生产线或是专利技术的。这是一个‘捡便宜’的好机会。” 何茂才领命而去，对老板如此精准地把握万里之外的商机感到由衷佩服。
1930年初，当看到电报里提及股市出现反弹，道指甚至回升近百分之五十时，徐渊只是冷冷一笑。 “死猫跳罢了。”他用了一个后来才会流行的金融术语来形容这种现象。他丝毫没有将任何资金重新投入美股市场的打算，反而再次给梅隆去电：“反弹是最后的逃命线，而非进场信号。我们的资金，应继续用于收购实体资产、优质抵押品，或保持流动性，等待最终的低点。”
他的判断很快被证实。1930年5月，当电文传来股市再次断崖式下跌，彻底击碎所有幻想时，徐渊在书房里轻轻吁了一口气。最黑暗的时刻，尚未到来，但第一次巨大的冲击波，已然过去。他和梅隆，不仅安全渡过了险滩，更是攫取了足以撼动国本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