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元月份的上海，黄浦江面泛着冷冽的波光，将外滩的霓虹揉碎成一片晃眼的光斑。徐公馆书房内，紫檀木书桌一角摊着刚送来的《申报》，头版“日军调动频繁”的标题墨迹未干，与墙上巨幅军事地图上东北那片刺目的“沦陷”标注遥相呼应。徐渊身着定制的深灰色羊毛西装，指尖带着薄茧，重重划过地图上沈阳、长春的位置，指腹碾过标注着铁路线的虚线，最终停在黄浦江蜿蜒的曲线——那里是他商业帝国的根基，也是这座“东方巴黎”的命脉。
窗外传来百乐门隐约的爵士乐，混杂着黄包车夫的吆喝与汽笛的长鸣，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可徐渊的目光却透过玻璃窗，仿佛看到了吴淞口外潜藏的日军舰艇，空气中弥漫的不是冬日的凉意，而是山雨欲来的窒息感。他抬手揉了揉眉心，先天不灭灵光带来的推演画面在脑海中闪过：关外的炮火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日本军部的野心早已越过长城，下一个目标，必然是这座扼守长江入海口的经济重镇。
回想“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三日，徐渊在法租界的华懋饭店与宋霭龄会面。当时包厢内水晶灯璀璨，银质餐具反射着柔和的光，可两人的谈话却带着冰冷的现实感。“南京那边还在吵，有人想和，有人想拖，委员长的心思难猜啊。”宋霭龄搅动着咖啡，语气里满是对时局的焦虑。徐渊指尖敲击着桌面，脑海中已通过推演理清了国民政府高层的脉络：亲日派担心战事扩大动摇统治，主战派缺乏足够的军事实力支撑，而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更在意自身的资产安全——这正是他可以切入的缝隙。
在这次会面的一周后，“寰球贸易公司”在静安寺路一间不起眼的小楼挂牌成立。门面装修简洁，橱窗里摆着几匹英国产的细棉布和美国农具模型，看起来与上海上千家外贸公司并无二致。可只有徐渊与宋氏姐妹知道，公司后院的仓库里，锁着源源不断的资金：有孔祥熙旗下银行转移的外汇，有宋美龄从美国华侨处募集的“救国捐款”，还有部分中央军将领委托打理的私产。
每个深夜，徐渊都会在书房里对着华尔街的股市行情表推演。先天不灭灵光和本身对未来的熟悉让他能精准预判金融市场的波动：他提前布局，在伦敦金属交易所做空铜价，借着大萧条后工业原料需求下降的趋势赚得第一桶金；又在纽约外汇市场抓住英镑贬值的时机，将国民政府的部分美元储备换成黄金，既规避了汇率风险，又为“特殊事务”储备了硬通货。
记得有一次，孔祥熙派心腹来询问资金安全，徐渊直接递上一份账本，上面清晰记录着三个月内资产增值30%的明细。心腹临走前，徐渊特意嘱咐：“这批资金随时能调用，若是上海这边有动静，优先保障军需。”这话通过孔祥熙传到蒋介石耳中，让这位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再一次也是真正记住了“徐渊”这个名字——一个没有官职，却能为权力核心打理“钱袋子”而且还和美国上层特别是梅隆家族有着神秘联系的特殊存在。此后，徐渊的名片虽只印着“寰球贸易公司董事长”，却能自由出入南京的军政要地，甚至在蒋介石召开的秘密会议上，拥有了“旁听建言”的资格。
1931年11月初，徐渊收到姐夫曾维献的信。信中说，第83师已接到命令，即将开赴鄂豫皖苏区参与“围剿”，部队正在苏州集结，不日便要启程。徐渊看完信，猛地将信纸拍在桌上，茶水溅出杯沿。他快步走到地图前，用红笔圈出苏州、上海与鄂豫皖的位置——此时日军已在上海虹口增兵，租界内的日本浪人频繁挑衅，而第83师作为中央军嫡系，装备精良、战斗力强，若是调走，上海的防务将只剩下装备落后的地方保安团，无异于开门揖盗。
“内战犹如兄弟阋墙，徒耗国力；强寇已在国门磨刀，京沪杭腹地无精锐拱卫，一旦失守，经济命脉断绝，到时候想打都没资本了！”徐渊在次日与宋美龄的会面中，语气罕见地激动。他知道，单纯谈“抗日”未必能打动蒋介石，必须切中对方的核心利益。
他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材料，摆在宋美龄面前：第一份是上海主要工厂、银行的分布清单，标注着其中属于四大家族的产业，“这些产业若是被日军占领，不仅损失惨重，战时物资调配也会断档”；第二份是淞沪地区的防务评估报告，明确指出“若无中央军精锐驻守，日军只需一个师团，便能在三天内控制上海市区”；第三份则是一份“折中方案”——建议第83师留驻上海周边，既不影响“围剿”的整体部署，又能保卫经济重镇，还能对外彰显政府的抗日决心。
宋美龄将材料转交给蒋介石后，徐渊又通过孔祥熙游说财政部官员，强调“上海的税收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保住上海，才能保障‘剿共’的军饷”。多重压力与利益考量下，蒋介石最终松口。11月中旬，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第83师暂缓西调，驻守上海松江、嘉定一带，承担卫戍任务。当曾维献打电话告知徐渊这一消息时，徐渊正站在书房窗前，看着远处吴淞口的方向，轻声说：“这只是第一步，后面的路还长。”
第83师留驻的消息确定后，徐渊立刻启动了第二步计划——提升部队战力。他清楚，当时的中央军虽号称“嫡系”，但一个师的汤姆逊冲锋枪不足百支，重武器更是匮乏，若是与装备精良的日军正面交锋，胜算渺茫。
他通过“寰球贸易公司”的美国分公司以及安德森·梅隆，联系上纽约的军火商。为了避开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军火禁运，他将采购计划拆分成“民用物资”：汤姆逊冲锋枪以“工厂保安设备”的名义下单，勃朗宁自动步枪标注为“狩猎武器”，81mm迫击炮则伪装成“工程用爆破设备”。第一批军火通过美国商船“大西洋号”运抵上海时，徐渊亲自到吴淞口码头验货，看着木箱里崭新的枪械泛着冷光，他伸手拿起一支汤姆逊冲锋枪，拉动枪栓，清脆的金属声在仓库里回荡——这是未来保卫上海的底气。
除了武器，徐渊还关注士兵的单兵装备。他从美国采购了数千顶m1917A1型钢盔，这种钢盔能有效抵御弹片伤害，比当时中央军普遍使用的布帽实用得多；又定制了一批野战餐具和防水背包，解决士兵野外作战的后勤问题。更重要的是，他花费重金从德国购入一批野战通讯设备，让第83师的营级单位能直接与师部联络，大大提升了指挥效率。
装备之外，徐渊深知“士气是战斗力的另一半”。他以“寰球贸易公司资助抗日”的名义，为第83师官兵设立“战时特别津贴”：士兵每月额外发放5块银元，军官翻倍，负伤士兵另有医疗补助，牺牲士兵的家属能获得200块银元的抚恤金——这在当时，相当于普通技术工人半年的工资。
当第一批津贴发到士兵手中时，曾维献特意带着几个连长去见徐渊。在松江军营的操场上，士兵们整齐列队，看到徐渊走来，纷纷立正敬礼，眼神里满是感激。一个山东籍的士兵握着徐渊的手，激动地说：“徐先生，您给我们发钱，又给我们好枪，我们要是再打不好仗，就对不起您，对不起国家！”徐渊拍了拍他的肩膀，看着这支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的部队，心中清楚：一把足以震慑日军的“尖刀”，正在悄然成型。
1931年冬至那天，徐渊冒着寒风来到第83师的训练基地。远处的靶场上，士兵们正在练习汤姆逊冲锋枪的点射，枪声密集却有序；迫击炮阵地前，炮手们动作娴熟地装弹、瞄准、发射，炮弹精准落在百米外的靶区；通讯兵背着电台奔跑，不时停下来架设天线，动作迅速利落。曾维献陪在徐渊身边，指着训练的士兵说：“自从装备和津贴到位后，弟兄们训练劲头足得很，晚上都主动加练刺杀，就等着哪天跟日军算账。”
徐渊走到一处刺杀训练场，看着士兵们手持木枪，喊着“杀！杀！杀！”的口号冲向假人，动作刚劲有力。他捡起地上一支训练用的木枪，掂量了一下重量，对曾维献说：“日军擅长拼刺，咱们不能落了下风，还要多练巷战战术——上海都是高楼窄巷，要利用地形优势，让他们的重武器发挥不出作用。”曾维献点点头，当即让人去准备巷战模拟工事，计划下周开始针对性训练。
离开军营时，夕阳西下，将士兵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徐渊坐在车里，看着窗外掠过的农田与电线杆，脑海中推演着未来的战局：日军若进攻上海，必然会从吴淞口登陆，沿铁路线向市区推进，而第83师驻守的松江、嘉定，正是阻击日军的关键防线。他拿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写下一串数字——那是下一批军火的到货时间，还有需要补充的医疗物资清单。
那时的上海，大多数人仍沉浸在暂时的平静中，很少有人知道，在松江的军营里，一支装备精良、士气高昂的精锐部队正在厉兵秣马；更没人知道，那个活跃在政商两界的“寰球贸易公司董事长”，早已用自己的方式，为这场注定到来的风暴，埋下了一枚扭转战局的棋子。那时嗯徐渊望着车窗外渐渐亮起的街灯，眼神坚定：他要做的，不仅是保住自己的商业帝国，更是要守住这座城市，守住这个风雨飘摇的国家的一线生机。
每当夜色渐深，黄浦江的浪涛拍打着堤岸，仿佛也在为即将到来的淞沪烽火，奏响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