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了片刻，老管家打破了沉寂的氛围，“那租界里的产业呢？”周培劳问道。
“法租界和公共租界西区的那几处房产，比如霞飞路的公寓、静安寺附近的办公楼，暂时保留。”徐渊回答，“租界现在还是‘安全区’，留着这些产业，一来可以作为我们在上海的立足点，万一有事，还能有个缓冲；二来也能通过这些产业，接触租界里的洋人，收集情报。该舍的要舍，该留的要留，不能一刀切。”
周培劳把四条指令都记录完毕，又轻声复述了一遍，确认没有遗漏或偏差后，才抬头问道：“先生，那您和夫人、小公子，小小姐，何时动身？”
徐渊站起身，走到窗前，手指捏住丝绒窗帘的一角，轻轻掀开一条缝隙。窗外，街上的行人渐渐多了起来，黄包车夫拉着车子穿梭其间，商铺也陆续打开了门，看似和往常一样热闹，可在徐渊眼中，这份热闹之下，是随时可能被打破的平静。“我们不急着走。”他缓缓说道，“现在离开，反而会引人注目——日本人要是注意到我这个‘商人’突然跑路，说不定会提前追查。我要等大部分转移工作有了眉目，比如资金转得差不多了，物资运走了，技术人员安顿好了，再走。而且，我还要看看这‘停战’后的风向，看看日本人接下来会做什么。”
他转过身，目光落在周培劳身上，语气坚定：“记住，我们不是仓皇出逃，是战略转移。每一步都要‘有条不紊’，不能乱。”
这次南迁，徐渊早已想得透彻——不只是为了躲避眼前的风险，更是为了未来那场注定会到来的全面战争铺路。把产业、资金、人才转移到香港和内地，就是在为“抗战大后方”积蓄力量。上海的战事暂时停了，但他的“战争”，才刚刚从“后勤支援”转向“隐秘布局”这条更长远的战线。
“去吧，老周。”徐渊最后叮嘱道，“每一步都要干净利落，跟下面人交代清楚，嘴要严，手要快，不能留下任何尾巴。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是，先生。”周培劳躬身应道，小心翼翼地把笔记本收好，转身轻手轻脚地退出了书房，关门时动作轻柔，几乎没有发出声响。
书房里再次恢复寂静，只剩下收音机里偶尔传来的零星声响。徐渊走回书桌前，把桌面上的淞沪战场态势图收好，换上一张标注着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的内地地图。他拿起一支红色铅笔，在香港、武汉、重庆、宜昌这几个城市的位置上轻轻圈出，然后用虚线把它们连接起来——一条从上海延伸向内陆的“转移路线”，在地图上清晰呈现。
他的“南迁计划”，已经像一盘精心布局的大棋，悄然落下了第一子。而这盘棋的走向，将与整个国家的命运，紧紧缠绕在一起。
九一八事变以前，徐渊的新产业规划并非被动应对时局，而是基于对全球经济周期与国内政治局势的深度预判，构建了“借势欧美、扎根后方”的双层逻辑。
在全球经济维度，作为历史下游而来的他精准捕捉到1929年大萧条前后的市场机遇：大萧条爆发前，欧美金融市场处于虚假繁荣期，股市、债市等金融产品价格飙升，徐渊通过提前布局高潜力金融标的、参与跨国资本运作，快速积累了巨额现金流；大萧条爆发后，欧美各国工业体系遭受重创，大量轻重工业设施（如纺织机械、钢铁冶炼设备、发电装置等）因企业破产、产能过剩而价格暴跌，部分设备价格甚至仅为危机前的三至五成。徐渊抓住这一“资产抄底”窗口期，通过海外代理机构批量收购优质设备，同时依托此前积累的金融资本，以低价获取设备运输、技术专利授权等配套服务，大幅降低了产业落地的初始成本。
在国内战略维度，他也敏锐洞察到1930年代初东部沿海地区的潜在战争风险——随着日本侵华野心日益暴露，上海、天津、广州等沿海工业重镇随时可能陷入战火。为此，他摒弃了当时多数民族资本家“固守沿海”的惯性思维，将新产业的核心布局指向四川、云南、陕西等未来抗战大后方：这些区域不仅远离沿海前线，且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如四川的煤铁、云南的锡矿）与农业基础，能为工业生产提供稳定原料供给；同时，后方地区当时工业基础薄弱，竞争压力小，且地方政府为发展经济，对迁入的民族工业提供了土地减免、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进一步降低了产业落地的政策成本。这种“提前布局后方”的决策，既规避了战争对产业的直接冲击，也为后续抗战时期的物资生产预留了战略空间。
徐渊的资源转移并非零散搬运，而是围绕“资产-人力-技术”三位一体的体系化运作，确保新产业在后方能快速落地并形成产能。
徐明远传承的家族“祖业”，是徐渊新产业规划的核心资本基石，其涵盖的并非单一产业，而是一套完整的“资本+实业”体系。在资本端，“祖业”积累了数十年的家族储蓄、商铺租金、海外贸易利润等稳定现金流，这些资金不仅为徐渊收购欧美工业设备、在后方购置土地厂房提供了直接支撑，也为新产业初期的研发、生产周转提供了资金安全垫；在实业端，“祖业”包含上海、南京等地的纺织厂、机器修理厂、仓储码头等实体资产，徐渊并非将这些资产直接变卖，而是通过“资产置换”与“产能迁移”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整合——一方面，将沿海地区部分非核心资产（如位于市区的老旧商铺）出售，换取更多流动资金；另一方面，将核心实业的关键设备（如纺织厂的精密纺纱机、机器修理厂的车床）拆解、打包，通过内河航运与陆路运输，分批转移至后方新厂区，同时保留沿海实业的少量产能作为“信息窗口”，实时对接欧美市场的技术动态与原料价格。这种“保留核心、剥离非核心”的资产转移策略，既确保了家族既有产业根基不被动摇，又为后方新产业注入了成熟的生产能力。
在人力与技术转移上，徐渊的操作极具前瞻性——他此前在上海、杭州、武汉等东部大城市，以“私人实验室”“技术顾问团”“子弟学堂定向培养”等隐蔽形式，储备了一批核心人才，这些人才在此前从未公开关联徐氏家族产业，直至转移时才正式纳入体系。这批人才涵盖多个关键领域：既有从欧美留学归国的工程师（精通机械设计、电力系统、化工生产等），也有在沿海外资工厂工作数十年的技术工人（熟悉进口设备操作与维修），还有擅长企业管理、成本核算的实业人才。
为确保人才顺利转移，徐渊采取了“分批次、保安全”的策略：优先转移核心技术人员与家属，通过“商务考察”“技术支援”等名义，以火车、轮船结合陆路的方式，避开日军监控严密的交通线；为打消人才顾虑，他不仅承诺为转移人员提供高于沿海地区30%的薪资待遇，还在后方提前建设了员工宿舍、子弟学校、医院等生活配套设施，解决人才的后顾之忧。同时，针对技术转移，他要求每一位技术人员携带核心技术资料（如设备图纸、生产工艺流程、原料配比公式等），并在转移过程中安排专人保管，避免技术泄露或丢失。这批人才与技术的迁入，直接破解了抗战大后方工业“有设备无技术、有厂房无人才”的困境，使得从欧美收购的工业设备能快速安装调试、投入生产，为新产业的规模化运作提供了关键支撑。
先不提对于产业的安排，在降临国术时空的徐渊看来，1926年北伐战争伊始，国民党麾下的革命军还带着“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锐气，官兵同吃同住，纪律严明，曾因保护百姓财产、废除苛捐杂税赢得民间拥护。可短短六年过去，尤其是1928年东北易帜、国民党形式上统一全国后，这支曾的“革命队伍”迅速被权力与利益腐蚀，沦为少数人谋私的工具。
在基层，不少北伐时期的革命军人摇身一变成为地方“土皇帝”。他们以“剿匪”“维持治安”为名，巧取豪夺百姓财产——湖北某县的驻军连长，借口农户“通匪”，强行霸占其良田与商铺；安徽乡下的保安团，更是将赋税层层加码，原本每亩两元的粮税，被私自加到五元，若有百姓反抗，便以“抗税通共”的罪名逮捕关押，百姓敢怒不敢言。这些曾扛着“革命大旗”的军人，早已忘了当初“为人民谋幸福”的口号，只剩对权力与财富的贪婪。
在中层，国府官员与地方土豪劣绅勾结的闹剧更是随处可见。1930年的江苏无锡，当地县长为修建“县政府办公楼”，与地主劣绅合谋，以“公益征地”为名，低价强征农民的耕地，每亩仅补偿三斗米，而地主则从中抽取“中介费”，官员则将部分土地变卖，中饱私囊。更甚者，在浙江杭州，税务官员与绸缎商勾结，对本地小商户苛征重税，却为富商提供“免税名额”，导致大量小商户破产，而官员与富商则坐享其成。这种官绅勾结，不仅压榨了底层百姓，更让国民党政权失去了民间的信任。
在高层，派系争斗更是愈演愈烈，全然不顾国难当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已侵占东北，国家面临亡国危机，可国民党内部的“蒋派”“汪派”“胡派”仍在为争夺中央权力明争暗斗——汪精卫联合地方军阀通电反蒋，蒋介石则调动兵力“平叛”，双方在江西、湖南等地爆发冲突，军费开支激增，全然不顾东北的抗战士兵缺衣少粮。这种“宁要权力，不要国家”的自私行径，让国民党的“革命底色”彻底褪去，沦为一盘散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