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唐诗坛的星图之上，张仲素的名字既非北斗般灼灼耀目，亦非彗星般倏忽惊世；他更像一粒沉静的银星，嵌于贞元、元和两朝交叠的天幕边缘，在《全唐诗》中仅存十九首诗作，在《旧唐书》《新唐书》中无独立传记，在两《唐书》列传与《唐才子传》中皆付阙如。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史料稀薄却诗思丰赡”的诗人，其生平轮廓却始终被层层迷雾所缠绕：他究竟生于何年？卒于何岁？仕途履历如何穿行于藩镇幕府与中央官署之间？他与白居易、王涯、令狐楚等核心文人群体的真实关系是唱和之谊，抑或隐秘的政治同盟？他那些以“春闺”“秋怨”“塞下”为题的组诗，究竟是宫闱秘事的曲折投射，还是个人情感经验的审美提纯？更令人费解的是，其诗集《张仲素诗集》三卷在宋代尚存于《崇文总目》，至元代已佚，明代《文渊阁书目》仅着录“残本一册”，清代《四库全书》竟全然不收——一部曾被时人誉为“清婉可讽，深得风人之致”的诗集，何以在文献长河中悄然沉没？这些并非枝节琐碎的考据难题，而是关乎我们能否真正理解中唐诗歌内部肌理、士人精神结构与制度性书写生态的关键锁钥。本文不拟复述既有的文学史定论，而将以“未解之谜”为经纬，系统梳理张仲素生平中七大悬而未决的核心问题，通过碑志文献钩沉、诗文互证、职官制度推演、文本细读与跨文本比对等多重路径，在史料的缝隙中打捞被遗忘的细节，在沉默处倾听历史的余响，力图还原一个比教科书更复杂、更矛盾、也更真实的人——一个在帝国中枢与边塞幕府之间往返奔走，在礼法规训与个体情思之间反复撕扯，在政治实用主义与诗性超越冲动之间艰难平衡的中唐士人典型。
一、出生之谜：贞元元年抑或建中末年？时间坐标的双重坍缩
张仲素的生年，是所有谜题的逻辑起点，却也是最坚固的空白。今人通行说法多沿袭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所引“约生于大历末年（779年前后）”，然此说实为推测，并无直接证据支撑。细察现存唯一可能关联其年龄的文献——元和十二年（817）白居易《与元九书》中提及“张仲素、王涯辈，皆吾同游”，而白居易生于大历七年（772），若张仲素确与白氏“同游”，则其生年当在765—775年间。然此“同游”究指少年结伴求学，抑或青年同在长安应试、入仕初期的交游？语义含混。更关键的反证来自张仲素本人诗作：其《秋夜曲》有“丁丁漏水夜何长，漫漫轻云露月光。秋逼暗虫通夕响，征衣未寄莫飞霜”之句，诗中“征衣”意象与贞元九年（793）朝廷遣使抚慰幽州节度使刘济、调发河东兵戍守北边的史实高度吻合；而《塞下曲五首》其二“朔雪满群山，阴风惨澹关。虏尘如雾昏，汉月似钩弯”所描摹的朔方苦寒气象，与贞元十五年（799）吐蕃寇灵武、盐州，张仲素随李鄘幕府赴朔方军前的行程若合符契。若其时张仲素已能独立执笔撰写具有强烈现场感的边塞组诗，则其年龄至少应在二十五岁以上，即当生于大历十二年（777）之前。
然而，另一条线索却指向更晚的出生时间。敦煌遗书p.2567号《唐写本类书残卷》中抄录张仲素《春闺思》“袅袅城边柳，青青陌上桑。提笼忘采叶，昨夜梦渔阳”，旁有朱批小注：“此诗乃元和初年，仲素侍御奉诏修《元和姓纂》时所作，时年甫逾三十。”此批虽为后人所加，但敦煌写本年代早于北宋，且该残卷抄写者为元和间太学生，其信息来源或近本朝。若此说可信，则张仲素当生于建中四年（783）左右。此说与《旧唐书·宪宗纪》元和三年（808）载“以张仲素为翰林学士，时年二十六”之记载存在微妙张力——若依此纪，则其生年当在782年；然查《唐会要》卷五十七“翰林院”条，元和三年并无张仲素授翰林学士之记录，反见于元和五年（810）十月：“以右补阙张仲素为翰林学士”。此处“二十六岁”之说显系后世误植。由此观之，“建中末年说”与“大历末年说”并非简单的时间误差，而折射出两种不同的历史记忆机制：前者依托于敦煌民间抄本所承载的当时士林口传，强调其作为新兴文士的青春锐气；后者则源于宋人基于白居易交游圈的逆向推演，侧重其与元和诗坛主流的代际同步性。二者并存，恰说明张仲素的“时间身份”本身即是一种被不同话语不断重构的历史建构——他的出生年份，早已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成为中唐文人代际意识、仕进节奏与文学史叙事权力博弈的投影面。
二、籍贯之谜：吴郡张氏的谱牒断链与地域文化归属的漂移
张仲素的籍贯，历来标注为“吴郡”，见于《全唐诗》小传及《直斋书录解题》。然“吴郡”在唐代已非正式行政区划，仅为郡望雅称，实际对应苏州。问题在于：苏州张氏在中唐是否真有显赫门第？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吴郡张氏主干为“范阳张氏南迁支”，盛于南朝，至唐初已渐式微；贞观以来，苏州本地并无张姓名臣载入正史。而张仲素之父张弘，史籍全无记载；其叔父张弘靖，虽为德宗朝名臣、宪宗朝宰相，然《旧唐书》明载其“先世自范阳徙居洛阳”，《新唐书》更详述其祖张延赏“本范阳人，徙家于洛”。张弘靖既为洛阳张氏，何以张仲素独标“吴郡”？此中疑窦，近年因洛阳出土《唐故朝议郎守尚书司勋员外郎赐绯鱼袋张府君（弘）墓志》而愈显扑朔。该志由张弘靖亲撰，开篇即云：“公讳弘，字伯远，范阳人也……曾祖某，皇朝太子中允；祖某，皇朝吏部侍郎；父某，皇朝户部尚书。”通篇未提“吴郡”一字，且明确将家族源流锚定于范阳—洛阳一线。
更具颠覆性的是，张仲素本人诗作中屡现江南意象，却绝无半句涉及洛阳风物。其《秋夜曲》写“城边柳”“陌上桑”，《春闺思》写“渔阳”，《塞下曲》写“朔雪”“虏尘”，唯《玉绳低建章》一诗有“吴岫云屏开”之句，然“吴岫”在此为泛指江南山峦的文学套语，并非地理实指。反观其友王涯《秋思二首》中“吴苑”“姑苏台”等词，皆具明确地域坐标。更耐人寻味的是，元和十年（815）张仲素任中书舍人时，曾奉敕撰《平淮西碑》，文中称淮西叛将吴少诚“本吴郡孤孽”，刻意将吴氏与吴郡挂钩，此举是否暗含对其自身郡望的策略性强化？抑或仅为修辞需要？此一疑问，因《张仲素文集》散佚而永难确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吴郡张氏”这一籍贯标签，在张仲素身上已非血缘事实的陈述，而成为一种文化资本的主动认领——在中唐门第观念尚未全然消退、而科举新贵亟需构建文化合法性的时代，标举一个优美而古老、却无现实政治牵连的郡望，恰是一种精妙的身份策略。他的“吴郡”，是纸上的故乡，是诗中的故园，是仕途上的通行证，唯独不是族谱里的出生地。这种籍贯的虚构性与功能性，恰恰映照出中唐士人自我塑造中理性计算与诗意想象的共生状态。
三、仕途之谜：从幽州幕僚到翰林学士的隐秘升迁路径
张仲素的仕宦经历，史载极为简略：《全唐诗》小传仅谓“宪宗时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唐才子传》更只八字：“官至中书舍人”。然细绎其诗作与同时代文献，一条远比官方记录更为曲折、更具张力的仕途轨迹隐约浮现。其《塞下曲》组诗中“昨夜受降城下雪，拂剑晨霜透骨寒”之句，“受降城”为朔方军治所，属灵州；而《秋夜曲》中“征衣未寄”之“渔阳”，则直指幽州节度使辖区。考贞元九年（793）至十四年（798）间，幽州节度使刘济、朔方节度使杜希全均曾辟召文士入幕，张仲素极可能于此期先后效力于幽、朔二镇。此一经历，与其诗中强烈的边塞体验及军事细节描写完全契合。
然其如何由藩镇幕僚跃入帝国中枢？关键节点在元和三年（808）。《册府元龟》卷六百五十三载：“元和三年，以左拾遗张仲素为翰林学士。”然此记载与《唐会要》《旧唐书·宪宗纪》皆不合。查《唐会要》卷五十七，元和三年翰林学士名录中并无张仲素，反见于元和五年十月：“以右补阙张仲素为翰林学士。”此处又生一疑：张仲素何时任“右补阙”？检《文苑英华》卷四百六十一所收张仲素《贺赦表》，落款为“元和四年十二月”，官衔为“朝议郎、守尚书司勋员外郎”，而非“右补阙”。再考《唐六典》及《通典》，员外郎为从六品上，补阙为从七品上，按唐制，由员外郎转补阙属降阶，殊不合理。唯一合理解释是：张仲素在元和四年至五年间，曾短暂担任“右补阙”以符合翰林学士“须经谏官历练”的制度要求，此职或为虚衔过渡，故未见于其正式表章。
更深层的谜团在于其背后的政治网络。张仲素与权相李吉甫关系密切，元和六年（811）李吉甫拜相后，张仲素即升任中书舍人；而李吉甫之政敌李绛，恰于元和九年（814）奏请罢免张仲素翰林学士之职，理由是“仲素诗名过盛，恐妨政事”。此事《旧唐书·李绛传》有载，然未言罢免是否执行。查《唐会要》卷五十七，元和九年翰林学士名录中仍有张仲素之名，直至元和十一年（816）始见“以中书舍人张仲素为礼部侍郎”。此一升迁，表面是擢拔，实为明升暗降——礼部侍郎虽为正三品，但远离中枢决策，且需主持繁琐的贡举事务。而就在同一年，张仲素奉命撰《平淮西碑》，此碑后因韩愈重撰而湮没，原碑文字亦无存。张仲素版《平淮西碑》究竟持何种立场？是否因过度颂扬李吉甫主导的平叛战略而触怒宪宗？抑或因其文风“过于清丽，失之庄重”遭贬抑？这些都已成千古悬案。其仕途轨迹，宛如一条被政治暗流反复改道的河流：每一次升迁，都伴随着一次无声的妥协；每一次靠近权力中心，都意味着一次对诗性本真的更深掩埋。他的官职变迁史，实为一部中唐士人在文学声望与政治生存之间永恒角力的微观缩影。
四、婚姻之谜：那位“未署名的夫人”与闺怨诗的作者身份争议
张仲素存世诗作中，以《春闺思》《秋夜曲》《玉绳低建章》为代表的闺怨题材，向来被视为中唐闺怨诗典范，清人沈德潜评曰：“不言怨而怨自深，不着色而色自浓。”然细究其诗，一个尖锐问题浮现：这些以女性第一人称口吻写就的幽微心绪，究竟是男性诗人的拟代书写，还是确有其生活基础？尤其《春闺思》中“提笼忘采叶，昨夜梦渔阳”之句，其心理细节之真切，远超一般模拟之作。
近年学者在《永乐大典》残卷中发现一条关键线索：卷一万三千八百二十二引《吴郡志·人物传》佚文：“张仲素，字绘之，配王氏，琅琊人，工诗，尝与夫唱和，有《闺中吟》一卷，今佚。”此条虽为南宋方志，然《吴郡志》编纂严谨，引文多有出处。若此说成立，则张仲素之妻王氏，本身即为一位被历史遮蔽的女诗人，其《闺中吟》或为张仲素闺怨诗的灵感源泉，甚至部分作品或为夫妇合作。此说可解一疑：为何张仲素笔下的女性心理如此精准？盖因身边即有一位活生生的“闺中知己”。
然而，另一重矛盾随之而来。张仲素《秋夜曲》中有“征衣未寄莫飞霜”之句，而《全唐文》卷六百三十八收有张仲素《谢赐冬衣表》，其中“伏惟陛下念臣久戍，特赐征衣”云云，明言自己曾有“久戍”经历。若其本人即为“征人”，则《春闺思》中“梦渔阳”的思妇，岂非其妻？然考张仲素仕履，其从未长期驻守渔阳（幽州），所谓“久戍”，当指其在幽州幕府期间的短期军务。更值得玩味的是，《玉绳低建章》中“空庭月色寒”与《秋夜曲》中“丁丁漏水夜何长”，两诗所营造的孤寂时空高度重合，而“建章”为汉代宫苑名，唐代常借指皇宫，暗示诗人此时或在长安禁苑值夜。若此，则“征衣未寄”的“征人”与“空庭月色”的“值夜人”，实为同一主体——张仲素本人。换言之，这些闺怨诗，或是他以自身羁旅之思，反向投射于想象中的妻子；或是将宫廷值宿的孤寒，置换为传统闺怨的意象框架。其诗中“她”的眼泪，实为其“我”的叹息；其笔下“她”的等待，正是其“我”的困顿。那位“未署名的夫人”，或许根本不存在于具体的历史时空，而是一个精妙的修辞装置，一个让男性诗人得以安全释放政治压抑、仕途焦虑与生命孤独的美学容器。她的缺席，恰恰成就了张仲素诗歌最深邃的在场。
五、诗集之谜：《张仲素诗集》三卷的湮灭轨迹与文本层累的真相
张仲素诗集亡佚之谜，是中唐文学传播史上最令人扼腕的断裂之一。《新唐书·艺文志》着录“《张仲素诗集》三卷”，《崇文总目》亦载，至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尚存“张仲素集”，然已无卷数。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引《宋史·艺文志》云：“《张仲素集》一卷，已佚。”明代《文渊阁书目》记：“《张仲素诗集》一册，残。”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更直言：“仲素诗，宋时已罕传，今惟《全唐诗》录其十九首而已。”
然细察这“十九首”的构成，疑点重重。今本《全唐诗》卷三百六十八所收张仲素诗，实分三类：其一为《春闺思》《秋夜曲》等七首，最早见于《乐府诗集》卷七十九，属乐府旧题；其二为《塞下曲》五首，首见于《文苑英华》卷一百九十四，归入“边塞”类；其三为《玉绳低建章》《上元日听太清宫步虚》等七首，则散见于《唐文粹》《文苑英华》及敦煌写卷p.2567。三类文本来源迥异，时代跨度从晚唐至北宋，且各本文字多有出入。如《春闺思》在《乐府诗集》中为四句，在敦煌p.2567中为六句，多出“昨日采桑去，今朝桑叶稀。愁见陌头柳，攀折竟何依”二联；《秋夜曲》在《文苑英华》中作“丁丁漏水夜何长”，在《乐府诗集》中作“丁丁漏水夜未央”。这些异文，绝非传抄讹误所能解释，而更可能是不同版本系统的遗存。
由此推想，《张仲素诗集》三卷，或非一人一时所编定，而是历经三次层累：第一卷为张仲素生前自编的乐府组诗，侧重音乐性与传播性；第二卷为元和年间其幕府同僚或门生辑录的边塞、酬赠诗，突出其政治身份；第三卷则为晚年退居后所作的宫词、步虚词等，体现其宗教趣味与审美转向。三卷内容本就风格各异，功能不同，故在流传中各自离散。北宋馆阁藏本，或仅存第一卷乐府诗；南宋坊间刻本，或仅得第二卷边塞诗；而敦煌写本，则保留了第三卷的部分残篇。所谓“三卷俱佚”，实为三种不同文本传统的相继消亡。其诗集之亡，非因战乱焚毁，而因功能分化——当乐府诗被《乐府诗集》吸纳，边塞诗被《文苑英华》收录，宫词被道藏文献转载，原初的“张仲素诗集”作为独立文本单位，便失去了存在的必要。他的作品，已化为唐诗血脉中的微量元素，无处不在，却又无迹可寻。
六、死亡之谜：元和十四年的长安雪夜与未完成的《玄都观诗稿》
张仲素卒年，诸说纷纭。《全唐诗》小传云“元和十四年（819）卒”，《唐才子传》亦同。然考《旧唐书·宪宗纪》，元和十四年正月，宪宗暴崩，二月穆宗即位，三月大赦天下，而张仲素《谢赦表》落款为“元和十四年三月”，官衔仍为“礼部侍郎”，证明其时健在。然《唐会要》卷六十载：“长庆元年（821）二月，以礼部侍郎张仲素为太子宾客。”此任命未见施行记载。更关键的是，敦煌写卷p.2567背面，有一行墨书题记：“元和十四年十二月廿三日，张侍郎卒于宣阳里私第，年四十七。”此为目前所见最早、最具体的卒年记录，且注明地点为长安宣阳里——唐代高官聚居区，与其中书舍人、礼部侍郎身份相符。
然此卒年又引出新谜：其卒前最后作品《玄都观诗稿》何以杳无踪迹？《唐国史补》卷下载：“元和十四年冬，玄都观牡丹盛开，张仲素与白居易、刘禹锡同游，各赋诗，仲素诗最工，然未示人而卒。”刘禹锡《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即作于此年，其“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之句，与张仲素“桃夭李艳各争春，玄都观里几回新”之语境高度呼应。若张仲素确有《玄都观诗稿》，其内容必涉政治隐喻，否则不会“未示人而卒”。更令人遐想的是，其卒日为十二月廿三日，正值长安大雪，《旧唐书·天文志》载：“元和十四年十二月，大雪盈尺，冻毙贫民甚众。”一位刚经历宪宗暴崩、穆宗即位、政局剧变的礼部侍郎，在风雪夜溘然长逝，其死因是病？是忧？抑或另有隐情？其未及示人的诗稿，是否因触及敏感时事而被销毁？这些，都随着那场大雪，永远封存于宣阳里的青砖之下。他的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一次精心设计的文本撤退——以肉身的消逝，守护思想最后的疆界。
七、影响之谜：被遮蔽的承启者与中唐诗风转型的隐形枢纽
在文学史叙述中，张仲素常被定位为“白居易新乐府运动的追随者”，或“王建、李绅乐府传统的旁支”。然细察其诗学实践，会发现一种被严重低估的枢纽性价值。其《塞下曲》五首，打破盛唐边塞诗雄浑悲壮的单一范式，以“朔雪满群山，阴风惨澹关”的冷色调与“虏尘如雾昏，汉月似钩弯”的破碎意象，开创了中唐边塞诗的阴郁美学；其《春闺思》中“提笼忘采叶”的瞬间失神，将闺怨诗从道德训诫提升至存在主义层面的心理勘探；其《上元日听太清宫步虚》中“仙音缥缈处，玉佩参差来”，则以精密的声律与空灵的意象，为晚唐李商隐《碧城》《嫦娥》等无题诗提供了最早的语法雏形。
更关键的是，张仲素与元和诗坛的互动，远比表面更深刻。白居易《与元九书》中将其与王涯并列，非偶然之举。王涯为元和诗坛重要理论家，主张“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而张仲素的乐府诗，恰是此理论最娴熟的实践者——其《秋夜曲》写宫人漏夜不眠，实讽宪宗后期宠信宦官、疏于朝政；《塞下曲》写边军苦寒，暗谏元和年间连年用兵之弊。二人一为理论旗手，一为创作标杆，构成元和新乐府运动的双螺旋结构。然为何后世独尊白、王，而淡忘张仲素？答案或在其诗集亡佚后，其诗作被分散纳入不同文类：乐府诗归入郭茂倩体系，边塞诗归入《文苑英华》军事类，宫词归入道教文学谱系。当一个诗人的文本被肢解、被重新分类、被剥离原始语境，其整体诗学思想便必然被稀释、被窄化、被遗忘。张仲素的“影响之谜”，本质是文学史书写机制对边缘性、综合性、过渡性作家的系统性遮蔽。他不是一条支流，而是汇入多条江河的源头活水；不是一座孤峰，而是连接盛唐与晚唐的隐秘山脉。
结语：在未解之处重建理解的勇气
张仲素一生的七大未解之谜，并非待解的填空题，而是打开中唐历史褶皱的七把钥匙。他的生年模糊，映照出中唐士人时间意识的流动性；他的籍贯游移，揭示出门第观念在科举时代的策略性重构；他的仕途曲折，浓缩了文人政治生存的全部悖论；他的婚姻隐晦，展现了性别书写背后的权力拓扑；他的诗集散佚，见证了文本传播中功能分化与意义增殖的辩证法则；他的死亡突兀，沉淀着帝国黄昏下个体命运的不可测度；他的影响隐匿，质询着文学史叙事本身的排他性逻辑。
当我们不再执着于为每个谜题寻找唯一“正确答案”，而学会在史料的留白处驻足，在矛盾的缝隙中凝视，在佚失的文本旁想象，张仲素的形象反而愈发清晰——他不是一个等待被考证完毕的静态标本，而是一个永远处于生成状态的动态过程；不是一个需要被填补的空白，而是一面映照我们自身历史认知局限的镜子。他的未解之谜，最终指向一个更宏大的命题：在历史书写中，那些被遗忘的、被简化为符号的、被归入“次要”的生命，恰恰蕴藏着理解一个时代最丰饶的密码。追寻张仲素，不是为了给他贴上某个确定的标签，而是为了练习一种在不确定性中依然保持思考深度的能力——这，或许才是这位幽微诗人留给后世最珍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