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风裹着槐花香钻进地铁口，陈砚攥着皱巴巴的简历，白衬衫领口被汗浸出一圈浅痕。他抬头望了眼“启明律师事务所”的招牌——铜色字体嵌在深灰石墙上，门楣上挂着“省级优秀律所”的牌匾，比政法大学校园里的模拟法庭更显肃穆。这是他投了十五份简历后，唯一收到offer的老牌律所，也是他离“用法律解决问题”这个初心最近的地方。
推开玻璃门，前台小姑娘头也没抬，指了指角落的等待区：“周律师在忙，等叫你再进去。”陈砚点点头，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旁边两个穿西装的律师正低声讨论“股权转让的尽职调查”，术语像密集的雨点儿砸过来，他下意识摸了摸口袋里的法律职业资格证——刚到手没俩月，红本本还带着塑封的温度，可此刻却觉得分量轻飘飘的。
等了近四十分钟，前台终于喊他：“陈砚，周律师叫你。”
陈砚深吸一口气，理了理衬衫下摆，走进走廊尽头的办公室。门上贴着“周明远律师”的铭牌，他敲了三下，里面传来一声低沉的“进”。
推开门，最先闻到的是旧纸张混着墨水的味道。办公桌后坐着个中年男人，头发半白，戴着黑框眼镜，正埋首在一摞文件里。他没抬头，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简历给我。”
陈砚把简历递过去，手心有点出汗。周明远扫了两眼，笔尖在“政法大学法学学士”“模拟法庭最佳辩手”的字样上顿了顿，抬眼时，目光像精准的标尺，上下量了他一遍：“应届生？没实务经验？”
“有过法律援助的实习，帮社区写过遗嘱，也跟着老师办过小额借贷案……”陈砚赶紧补充，声音比预想中更紧张。
周明远没接话，从桌下拖出一个铁皮柜，拉开时发出“吱呀”的响声。他弯腰翻了翻，抱出一摞用麻绳捆着的案卷，“咚”地放在陈砚面前。案卷封面泛黄，边角卷得像波浪，最上面一本的封皮写着“2014年度民事案卷”，墨迹都褪成了浅褐色。
“一周时间，把这些整理完。”周明远的声音没起伏，“每本案卷按‘案由-争议焦点-判决依据’标清楚，做成Excel表。下周一一早给我。”
陈砚愣了愣，原以为新人入职会先学文书写作，或是跟着见客户，没想到一上来就是整理旧案卷。他指了指那摞快到膝盖的案卷：“周律师，这些都是……十年前的案子？”
“是。”周明远终于停下手里的笔，靠在椅背上，“启明所开了三十年，旧案卷堆了半间储藏室。之前的助理走了，这些没人管。你是新人，先从‘看案卷’学起——法律不是法条，是藏在这些纸里的门道。”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陈砚脸上的疑惑：“别觉得枯燥。每个案卷里都有当事人的日子，你能看懂他们为什么打官司，就知道该怎么帮人打官司。”
这话让陈砚心里一动。他想起大三时去法律援助中心，帮一位老奶奶要赡养费，老人掏出皱巴巴的户口本，说“儿子三年没来看我”时的眼神。那时他就觉得，法律该是帮人撑住日子的拐杖，不是书本上冰冷的条款。
“我知道了，周律师。”陈砚把案卷抱起来，铁皮夹边缘硌得胳膊生疼，“我一定整理好。”
走出办公室，走廊里的空调风有点凉。陈砚找了个靠窗的工位坐下，旁边的工位空着，桌上堆着几本商事法律手册。他拆开麻绳，随手翻开最上面的一本案卷——案由是“离婚纠纷”，原告要分割房产，被告说房子是父母出资，双方吵了半年，最后法院判了夫妻共有。案卷里夹着当事人的聊天记录复印件，密密麻麻的“你不管孩子”“你藏私房钱”，字里行间都是烟火气里的糟心。
陈砚拿出笔记本，开始逐页标注。他看得很细，连庭审记录里“法官询问证人时，证人沉默了两分钟”这样的细节都记下来。他想起民法老师说的“细节里藏着事实”，原来真的是这样——不是所有争议都写在“诉讼请求”里，有的藏在当事人没说出口的话里，有的藏在证据的边角里。
不知不觉，窗外的天暗了下来。同事们陆续下班，走廊里的脚步声越来越稀，最后只剩下他翻案卷的“哗啦”声。办公区的灯亮着，把案卷上的字迹照得清晰，也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到了晚上九点，陈砚揉了揉发酸的眼睛，已经整理完五本案卷。他伸了个懒腰，拿起下一本——封面没写案由，只标着“2014-民-087号”。他翻开第一页，原告信息栏里写着“张建国，男，48岁，农民工”，被告是“盛达建筑工程公司”。
案由是“工伤保险待遇纠纷”。
陈砚的手指顿了顿，继续往下翻。案卷里的证据不多：一张工伤鉴定书，写着“右手食指骨折，构成十级伤残”；一份劳动合同，字迹模糊，试用期工资栏是空的；还有一张盛达公司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理由是“旷工三天，严重违反规章制度”。
判决结果写在最后一页：“盛达公司支付张建国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元，驳回其他诉讼请求。”落款日期是2014年11月，下面盖着法院的红章，旁边用钢笔写着“已结案”。
陈砚皱了皱眉——十级伤残的一次性补助金，按2014年的标准，至少该按本人工资算七个月，就算张建国是农民工，工资按最低工资标准算，也不该只有元。他再翻前面的庭审记录，发现张建国没请律师，自己去的法庭，在“是否同意调解”那栏，签的是“不同意”，但后面没写理由。
更奇怪的是，案卷最后一页的空白处，有一行铅笔写的小字，字迹潦草，像是匆匆写的：“当事人仍在申诉，2015年3月来访，称未收到赔偿款。”
陈砚的心猛地沉了一下。
他把案卷翻回去，重新看“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日期是2014年8月，也就是张建国工伤鉴定出来后的第二个月。旷工三天？会不会是因为工伤没法上班，公司故意按旷工算？还有赔偿款，法院判了元，为什么张建国没收到？是公司没给，还是中间出了什么岔子？
他下意识摸了摸案卷里的材料，想找张建国的联系方式，却只在原告信息栏里看到一个模糊的手机号，最后两位被墨水晕开了，看不清楚。
窗外的夜更浓了，办公区里只剩下他一个人。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吹得案卷纸页轻轻颤动。陈砚盯着那行铅笔字，“当事人仍在申诉”这六个字像小石子，砸在他心里。十年了，那个叫张建国的农民工，现在还在找赔偿款吗？他的手好了吗？如果法院判了的钱没拿到，他该找谁要？
他想起周明远说的“每个案卷里都有当事人的日子”，此刻他好像能看见张建国的样子——粗糙的手，沾满水泥灰的衣服，在法庭上局促地攥着衣角，说不出完整的法律术语，只能反复强调“我是工伤，他们不该开除我”。
陈砚把这本案卷单独抽出来，放在手边。他想明天一上班就找周明远问问，问问这个案子的细节，问问张建国后来怎么样了。可转念又想起自己是新人，连整理案卷的任务都还没完成，就去管十年前的“已结案”案子，会不会太冒失？周明远会不会觉得他“多管闲事”？
他攥着那本案卷，指尖有点发凉。办公桌上的台灯照着案卷封面的“已结案”三个字，红章在灯光下显得格外刺眼。陈砚看着那行模糊的手机号，心里像缠了团线——一边是新人该有的“规矩”，一边是案卷里藏着的“疑问”，他不知道该往哪边走。
夜风吹得窗帘晃了晃，陈砚深吸一口气，把案卷轻轻合上。明天，先把整理案卷的表格做出来，然后……他再找机会问问周明远。
只是那行铅笔字，像印在了他脑子里，挥之不去。他隐隐觉得，这本旧案卷里藏着的，可能不只是一个十年前的纠纷，还有他作为法律人，第一次要面对的“现实”——不是所有“结案”，都能让当事人的日子回到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