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盎不仅在朝堂上暗讽周勃，现在又公开参奏周勃，这虽然表现了他不畏权势的勇敢，但也是其极度投机和无情自私的表现。知道情况的人都不明白袁盎为什么会这样做。郦寄的阿翁郦商被周勃和陈平挟持，迫使其去劝说吕禄放弃手上已经掌握的权力回到自己的封地去，郦寄被逼无奈之下做出的行动，最后却成了卖友的代名词。
相对于郦寄而言，袁盎对周勃的参奏，可以说更是忘恩负义。
袁盎先是作吕产的门客，和吕产走得很近，还多次主动为吕产出谋划策，吕氏族人被诛后，看到周勃的影响力，便马上抛弃吕门投到周勃门下，靠近周勃。周勃因为和袁盎兄长袁哙的关系比较密切，袁盎来投时，周勃没有丝毫犹豫就收留了他，还按照袁哙希望向新皇上推举袁盎的要求，向刘恒推举了袁盎。因为是周勃推举的，刘恒很快便任命袁盎为中郎，使袁盎正式进入朝臣之列，成为朝廷官员。可袁盎并没有念及周勃的这些恩情，只想着自己如何才能更快地得到皇上信任和重用，更快地得到更高的职位和权势。对周勃的参奏，便是袁盎极强投机心理的直接表现。袁盎心里清楚，在这个时候参奏周勃，尽管不会起什么作用，甚至还可能激怒周勃，但却能在皇上的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进而得到皇上的青睐和重用。
袁盎认真分析过，在当前的形势下参奏周勃很可能会激怒皇上，但决不会有性命之忧，皇上一定会对自己的参奏大为光火，甚至可能还会给自己一定的处罚，以示对周勃的尊重，即便被处罚，也不会太重，最多免去自己新任的中郎之职，但皇上却会因此牢牢记住自已，在他能够完全掌控朝政时，必然会重用自已。因为自己参奏周勃，一定程度上是在给皇上解气。
果然，刘恒看了袁盎的奏疏后，心里虽然对袁盎感到非常满意，表面上却对袁盎的奏疏表现得极为愤怒，他在袁盎的奏简上大大地批了“荒唐”两个字，也不知是说袁盎荒唐还是说周勃荒唐。
刘恒的这个签批非常高明，几乎所有人都会认为皇上是在批袁盎荒唐，一个小臣，竟敢参奏朝中第一重臣。只有刘恒自己心里清楚，自己在批袁盎荒唐的同时，也在批周勃荒唐。对周勃的行为，刘恒还不敢公开表达不满。
袁盎上本参奏周勃没几天，同样是年轻士子的贾谊也给刘恒上了一份名叫《论定制度兴礼乐疏》的奏简。
对贾谊，刘恒曾听说过，知道他少年有才，不到十八岁便以熟诵诗文、善于思辩、擅长着文闻名当地。在代国时刘恒就希望能够见见这个据说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的年轻才子，但因为担心引起高后怀疑而作罢，进入京城登上皇位后，因忙于各种政务无暇去想这种事。现在看到贾谊的奏简，刘恒心里自然非常高兴，他想看看这个久闻其名的青年才子是不是真的如传闻所说的那样有才。
贾谊的奏简上写道：“汉承秦之败俗，废礼义，捐廉耻，今其甚者杀父兄，盗庙器，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为故。至于风俗流溢，恬而不怪，以为是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纲纪有序，六亲和睦，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修则坏。汉兴至今二十馀年，宜定制度，兴礼乐，然后诸侯轨道，百姓素朴，狱讼衰息。”
贾谊在奏简中提出“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色上黄，数用五，以立汉制，更秦法”等建议，这些建议，都是刘恒心里想的要更易高祖时治朝方略的内容。在朝堂上，迫于老臣们的压力，刘恒不得已宣布继续执行高祖确立的治朝理政方略，可在内心里，刘恒还是希望能够改变一些高祖和高后执掌朝政时存在的弊端，只有这样，才能修正高祖和高后朝的不当，弥补存在的不足，进而体现自已的治朝理政水平。
坐上皇位后不久，刘恒就在思考如何去除高祖、高后时的弊政，开创自己治朝理政新局的问题。可虽然思考了不少，却并没有理出头绪，本来希望通过朝会梳理出自己的思路，可在朝堂上老臣们几乎一致反对，迫于老臣们的巨大压力，刘恒只好在朝堂上宣布继续执行高祖确立的治朝方略不做更易，可在内心里还是希望对高祖、高后朝存在的弊病加以纠正。贾谊在奏简中提出的意见，正是刘恒所想所希望的。
看完贾谊的奏简后，刘恒感到很是兴奋，觉得这个贾谊确实是个难得的人才，他在奏简里的话都说到了他的心坎上。刘恒马上将奏简批转给右丞相周勃、左丞相陈平、太尉灌婴、御史大夫张苍四个重臣，想让他们看看，从中也受到一些启发。
刘恒这样做的目的，自然希望四位重臣通过对贾谊建议的了解，更深刻地知晓更易高祖、高后执掌朝政时存在弊端的必要性。
从袁盎和贾谊的奏简，可以看出两人完全不同的站位，也可以看出两人完全不同的品性。贾谊是站在整个汉室江山的角度在思考问题，而袁盎却完全站在自己个人的角度思考问题的。
贾谊，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出生于洛阳（河南郡郡治所在地），是御史大夫张苍的学生。正因为是自己的学生，贾谊在奏简中提出的意见和张苍在朝堂上发表的意见基本一致，但张苍不便对贾谊的奏简给予太高评价，也不能明确表明自己的认同意见，担心皇上会误认为师徒二人想联手改变朝政方略。为避免引起皇上的误会，在给刘恒的回复奏简中，张苍只给了个相对客观的点评：“此子对时政的评说有一定见地，可供皇上参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