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各方情报的不断汇集，日军新一轮战略行动的轮廓愈发清晰，其阴险和毒辣的程度，令李云龙和赵刚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日军此次采取的，并非传统意义上重兵集结、长驱直入的“扫荡”，而是被称为“绞索”与“囚笼”的组合策略。
所谓“绞索”，即以精锐的特种部队和高度机动化的中队、小队为单位，配属大量汉奸特务作为眼线，持续不断地对根据地边缘区域、交通线、村庄进行频繁的、小规模的袭击、骚扰和破坏。他们行动诡秘，一击即走，专门针对地方政权干部、民兵骨干、征粮队、运输队等薄弱环节下手。其目的并非占领土地，而是通过制造持续的流血和恐怖，消耗八路军的兵力和精力，瘫痪根据地的基层组织和经济活动，让根据地军民终日惶惶，疲于奔命。这正是“影”部队及其爪牙活跃的主要目的。
而“囚笼”，则是在更大尺度上的战略挤压。日军利用其控制的铁路、公路交通线，加速增修碉堡、炮楼、封锁沟、铁丝网，将一块块根据地分割、封锁起来。同时，严厉控制粮食、食盐、药品、布匹等关键物资流入根据地，企图从经济上扼杀独立第二师的生存基础。楚云飞之前提到的日军运输建材和加固据点的活动，正是这“囚笼”政策的一部分。
这两者结合，就像一条慢慢收紧的绞索和一个不断加固的牢笼，旨在不动用大规模主力决战的情况下，一点点地将独立第二师困死、耗死。
独立第二师的指挥部里，气氛凝重。地图上，代表日军据点和封锁线的标记越来越多，像一张正在收拢的巨网。
“小鬼子这招，真他娘的毒啊！”李云龙盯着地图，眉头拧成了疙瘩，“派苍蝇蚊子整天来叮你咬你，让你睡不好觉，同时还在你屋子外面砌墙，想把你饿死渴死！真刀真枪的干一场，老子不怕，可这……”
赵刚面色严峻地接话：“是啊，老李。这是阳谋。我们主力拳头再硬，打不到这些飞来飞去的苍蝇。基层政权和民兵受到的损失正在增加，群众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有些边缘区村庄已经开始出现恐慌情绪。长此以往，根据地的根基真的会动摇。”
面对日军“绞索”战术的骚扰，被动防御只会处处挨打。周卫国和他的“利刃”分队，成为了斩断这些“绞索”的最锋利的刀。
针对“影”部队及其附庸特务的活动特点，周卫国制定了“以特制特，以小对小，主动出击”的反制策略。
重建后的“利刃”被化整为零，以三到五人的战斗小组为单位，像猎人一样，被撒向了根据地的边缘地带和敌占区结合部。他们的任务不再是单纯的侦察，而是包括了：
反渗透猎杀：在可疑区域进行潜伏，主动搜寻和猎杀日伪的小股渗透分队和特务。他们凭借着更胜一筹的野外生存、伪装和战术技能，多次成功伏击了敌人的骚扰队伍，甚至反过来对敌人的出发基地进行了短促的偷袭。
要点守株待兔：根据情报和分析，判断敌人可能袭击的目标（如重要村庄、物资转运点），提前设伏，给予其沉重打击。
引导主力打击：一旦发现稍大股的敌人（例如一个小队左右的日军），则并不硬拼，而是利用电台呼叫最近的县大队或独立团主力连队，进行快速围歼。
“利刃”的频繁出击，取得了显着效果。接连几股日伪特务和骚扰小队神秘失踪或被歼灭，极大地震慑了敌人，使其小股部队的行动不再像过去那样肆无忌惮。根据地边缘区域的紧张气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基层干部和民兵的压力也随之减轻。
一次，“利刃”一个小组，通过追踪一名可疑的货郎，顺藤摸瓜，发现并端掉了一个由“影”部队远程操控、安插在根据地内的秘密情报站，抓获三名汉奸特务，截获了重要情报，避免了一次针对根据地粮库的破坏行动。
这场无声的暗战在看不见的战线上激烈进行着。“利刃”用敌人的方式狠狠地回敬了敌人，初步证明了其价值。周卫国和他的队员们，也在这高强度的实战中进一步淬炼，变得更加默契和强大。
应对“囚笼”政策，单纯的军事行动效果有限，更需要的是智慧和灵活的经济斗争手段。
日军的严密封锁，使得根据地的物资，尤其是军工原料、药品、食盐等极度匮乏。之前与楚云飞的交易渠道虽然重要，但远不足以满足需求，且变数太大。
赵刚提出了“自力更生，内外结合，群众路线”的方针，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了一场经济上的“反围剿”。
大力发展生产：组织军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种植粮食和棉花。鼓励家庭纺纱织布，尽可能实现布匹的自给自足。
建立地下交通线：通过地下党、爱国商人、甚至帮会关系，千方百计地建立通往敌占城市和国统区的秘密采购渠道。用根据地生产的山货、药材、粮食（在保证口粮的前提下）等，秘密换回急需的药品、电池、五金、硫磺等物资。这项工作危险重重，时常付出生命的代价。
土法替代：组织技术人员和群众想办法搞替代品。比如用火硝代替部分硫磺制造火药，用草木灰滤碱代替食盐，用中草药替代部分西药。王承柱的兵工作坊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尝试，虽然效果有限，但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燃眉之急。
发行地方抗币：为了稳定金融，抵制日伪的伪钞和法币通胀的影响，经上级批准，在根据地内谨慎发行了一种小范围流通的地方抗币，用于内部物资调配和激励生产，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经济秩序。
这些措施无法完全打破封锁，但就像在密不透风的牢笼上钻出了一些细微的气孔，勉强维持着根据地的生命线，体现了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生存的惊人智慧。
然而，日益严峻的形势，也加剧了内部的一些矛盾和分歧。
最主要的压力来自于物资的极端匮乏。部队需要粮食，兵工厂需要原料，伤员需要药品，百姓也需要活路。有限的资源如何分配，成了最棘手的问题。
地方政府和军队之间，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之间，甚至军队内部的不同单位之间，有时会因为给养、物资的分配问题产生争执和怨言。
李云龙是倾向于优先保障作战部队，尤其是他的主力团和“利刃”的供应，“打仗的饿肚子，谁去杀鬼子？”而赵刚则更考虑全局，强调必须保障群众的基本生存，否则根据地就成了无源之水。“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我们一天都撑不下去。”
两人为此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老赵！妇人之仁！部队没了战斗力，一切都完蛋！”
“老李！竭泽而渔！老百姓饿死了，谁给我们送粮？谁送儿子来当兵？”
争论归争论，但两人都明白对方有理。最终，往往是通过艰难的协商和互相妥协，找到一个极其困难的平衡点。每一次分配物资，都是一次痛苦的抉择。
这种无处不在的匮乏和压力，考验着根据地的每一个人，也从内部磨砺着这支军队和人民的韧性。他们知道，没有退路，只能在这困局中，用尽一切办法，杀出一条生路。
虎头山上，夕阳如血。李云龙和赵刚并肩站在指挥部外，望着山下在封锁中艰难求生的村庄，沉默良久。
“真难啊……”李云龙难得地叹了口气。
“是啊，”赵刚目光坚定，“但再难，也得走下去。鬼子想困死我们，我们就偏要活下去，还要活得更好，然后，找机会撕破他这个破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