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宁，这座位于北平东北方向的重镇，此刻仿佛成了整个北地风暴眼中，一片短暂而诡异的寂静之地。王府内，宁王朱权屏退了左右，独自坐在书房中，面前的两封信函，如同两块烧红的烙铁，烫得他心神不宁。
一封，来自北平。是他的四哥，燕王朱棣的亲笔信。字迹潦草，力透纸背，字里行间充满了悲愤与急迫。信中痛陈朝廷如何“迫害亲藩”，“刻薄寡恩”，如何“罗织罪名”囚禁其子朱高煦，如何以“盐铁专营”行“经济绞杀”之实，又如何凭借“奇技淫巧”的火器，在风陵渡“残害”其忠勇将士……最后，朱棣几乎是声泪俱下地写道：“……十七弟！朝廷今日之燕，便是明日之宁！齐泰、黄子澄等奸佞，欲尽除太祖血脉而后快！你我兄弟，若不联兵自救，共举‘靖难’义旗，清君侧，正朝纲，则死无葬身之地矣！望弟念及骨肉之情，江山社稷之重，速发朵颜三卫精骑，与兄会师，共图大业！届时，天下你我兄弟共分之！”
“共分之”三个字，带着巨大的诱惑，也透露出朱棣此刻的绝望与疯狂。
另一封，则是通过朝廷八百里加急驿传，由内阁直接签发、以皇帝口吻拟写的密旨。这封密旨措辞严谨，恩威并施。首先肯定了宁王朱权“镇守大宁，屏藩北疆”的功劳，随后笔锋一转，明确指出燕王朱棣“悖逆作乱，袭击钦差，罪证确凿，已削爵废为庶人”，乃是“国贼”。密旨中强调，“朝廷秉持大义，讨逆安民，王师所向，势如破竹”，并提及“徐辉祖大将军已困逆酋于北平一隅，指日可擒”。最后，则是绵里藏针的告诫与承诺：“朕知王素来忠贞，恪守臣节，必不会与国贼同流。望王谨守封地，整军经武，以备北元，勿使边陲有失。待平定叛逆，朕不吝封赏，必使王永镇北疆，与国同休。” 随同密旨一同送达的，还有一份最新的《大明时报》特刊，上面详细刊登了铁铉遇袭的经过、被俘死士的口供，以及风陵渡之战官军大捷的消息。
两封信，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道路，也将巨大的压力，沉甸甸地压在了朱权的心头。
朱权年纪轻于朱棣，但并非庸碌之辈。他素有谋略，精通兵法，麾下不仅有大宁本部的精锐，更羁縻着以骁勇善战着称的朵颜三卫蒙古骑兵，实力在塞王中仅次于朱棣。他也曾对建文朝廷的一些新政，尤其是触及藩王利益的“推恩令”感到不满，对朱棣的某些遭遇抱有同情。在内心深处，他何尝没有一丝对更大权柄的渴望？朱棣“共分天下”的提议，在一瞬间，确实让他心跳加速。
然而，朱权更是一个冷静而现实的人。他仔细阅读了朝廷的密旨和那份《大明时报》。与朱棣信中充满情绪化的控诉相比，朝廷提供的信息显得更为“翔实”和“确凿”。袭击钦差，这是无可辩驳的滔天大罪！而风陵渡之战的结果，更是让他心惊。他是知兵之人，深知骑兵在面对那种连绵不绝、威力巨大的火器时，将会是何等无助。朱棣信中所言“奇技淫巧”，恐怕并非虚言，而是实实在在的战场噩梦。
“朝廷……已非昔日之朝廷了。”朱权放下密旨，喃喃自语。他回想起建文皇帝登基以来的种种举措，整顿漕运、革新军备、设立格物院、发行国债、建立高效的情报和通讯系统……这一系列手段，都显示出一个锐意进取、掌控力极强的中央政权正在形成。这与洪武末年，或是朱棣口中那个被“奸臣蒙蔽”的昏聩朝廷，形象截然不同。
更重要的是，徐辉祖的“堡垒推进”战术，他是有所耳闻的。这种稳扎稳打、倚仗绝对国力进行碾压的战术，看似笨拙，实则无解。朱棣被牢牢困在北平，机动空间丧失，后勤濒临断绝，失败似乎只是时间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贸然出兵相助，无异于以卵击石，不仅救不了朱棣，反而会把自己和整个大宁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朝廷密旨中“永镇北疆”的承诺，虽然可能只是空头支票，但至少表明了一种态度。而一旦附逆，那便是身死族灭的下场。
“骨肉之情……”朱权苦笑一下，帝王家，何来真正的骨肉之情？说到底，不过是利益的权衡罢了。他与朱棣的关系，也远未到可以托付身家性命的程度。
思虑再三，他命人召来了自己最信赖的几名心腹将领和幕僚，将两封信的内容（略去朱棣“共分天下”的具体承诺）告知了他们，询问他们的意见。
幕僚中，有人倾向于朱棣，认为朝廷削藩之意已明，今日不助燕王，他日朝廷必会对宁王动手；也有人认为燕王勇悍，或可一搏。但更多的将领，尤其是那些需要直面可能来自朝廷讨伐军队的将领，则表现得极为谨慎。
一名老成持重的将领直言不讳：“王爷，朝廷势大，火器犀利，徐辉祖用兵老辣，燕王……恐难有胜算。末将观朝廷邸报，其讨逆之心坚决，准备充分。我军若此时卷入，大宁必然成为战场，朵颜三卫虽勇，但能否抵挡官军火炮火枪，末将……实无把握。且我军粮草辎重，多赖内地供应，若与朝廷交恶，后勤立断，恐不战自乱。”
另一名幕僚则从大势分析：“王爷，朝廷已占大义名分，更兼实力远超叛逆。天下藩王，除燕逆外，皆按兵不动，可见人心向背。王爷此时若行差踏错，非但无益于局势，反会引火烧身。不如谨守封地，静观其变。若朝廷胜，王爷有忠于王事之功；若……万一有变，届时再做打算，亦不为迟。”
这番话，说到了朱权的心坎里。“静观其变”，正是他此刻最真实的想法。他不想轻易下注，尤其是押注在一个看似胜算渺茫的赌局上。
最终，朱权做出了决定。他既没有回复朱棣那封充满诱惑和危机的结盟信，也没有对朝廷的密旨做出过于热烈的回应。他只是以非常官方、非常谨慎的口吻，向南京上了一道奏章。
在奏章中，他首先表达了对皇帝陛下的忠诚，严厉谴责了燕王朱棣“袭击钦差、悖逆作乱”的罪行，表示“闻之愤慨，寝食难安”。接着，他陈述了大宁面临的实际困难，主要是“北元部族，时有异动，边患堪忧”，为了“谨守太祖所托之封疆，保境安民”，他需要集中全部兵力“严加防备”，故而“暂无力分兵助朝廷平叛”，但“心实在王师一侧”。最后，他承诺将“恪守封地，整顿军备，密切关注逆酋动向，绝不使其一兵一卒踏入大宁地界”，并“恭候王师佳音，以待陛下后续旨意”。
这道奏章，措辞圆滑，滴水不漏。既表明了姿态，站在了朝廷一边，又以“防备北元”为借口，合情合理地拒绝了立刻出兵助战的要求，为自己保留了最大的回旋余地和观望空间。
写罢奏章，用上宁王大印，朱权看着信使将其带走，送往南京。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他走到窗前，望向西南方向，那里是战火纷飞的北平。
“四哥，非是弟弟不念情分，实在是……朝廷给你的压力，太大了。你的路，你自己走吧。弟弟我，还是先守住自家门户为上。”
他选择了作壁上观，按兵不动。这个决定，如同抽掉了朱棣所能设想的、最后一块可能支撑局面的基石。燕王府，彻底成为狂涛骇浪中，一座孤立无援的孤岛。宁王的火焰，终究没有因为燕王的煽动而燃烧起来，他冷静地选择，隔岸观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