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舒云霆见面后的第二天一早，我和蓉蓉便一同去了茶馆老板的家。
那是一座靠近镇尾的老宅，屋檐低矮，砖缝里都爬满了青苔。天刚蒙蒙亮，街道空空荡荡，只有晨雾像一层薄纱裹在四周。
我们刚走到院门口，便听见屋里传出一阵尖锐的惊叫声。
我和蓉蓉对视一眼，随即加快脚步。
茶馆老板面色憔悴地迎了出来，神情局促：“她、她最近经常这样……不认人，也不出门，连我们说话她都怕。”
屋内光线昏黄，茶馆老板的妻子正坐在床沿，手中拿着一块湿布，不断擦着女儿额上的汗水。那个女孩缩在角落里，披头散发，眼神惊惧地扫过我们。
“别怕，我们是来帮你的。”我轻声说，慢慢蹲下来，与她平视。
整整一天，我们都陪她待在那个房间里。
她起初只是蜷缩着。
直到黄昏时分，她才终于开了口，断断续续地，像是从喉咙深处刮出每一个字：“……是镇上的人……在我送茶叶的时候……拦住我，说了些话，又、又动手……”
她说完便捂住了脸，哭得全身发抖。
我攥紧了手。
茶馆老板夫妻低着头，沉默得几乎没有存在感。良久，老板的妻子才哑声说：“这事，求你们别传出去……太丢人了。”
我愣了一下，转头看着他们：“丢人？你们女儿被骚扰，被伤害，你们觉得丢人？”
茶馆老板的肩膀微微一震，却仍旧低着头，貌似早就接受了沉默与隐忍是对这种事唯一的处理方式。
我忽然怒了，话语几乎是咬着牙蹦出来的：“那个人做错事，却是你女儿在承受后果？你们什么都不做，是想让她一辈子都觉得自己不干净、不完整吗？”
“够了，小棠。”蓉蓉拉住了我，轻声劝我冷静。
我回头看她，眼眶发红：“她做错什么了？她只是个女孩。被伤害的却要低头，闭嘴，躲在角落活下去。这是什么道理？”
蓉蓉垂下眼帘，过了片刻，轻声道：“我懂你。以前在部队，我见过太多了。女兵里也常有这种情况，回头还得装作若无其事地训练。退伍后，我见得更多，谁都说要‘顾大局’，‘保名声’。”
“可不是人多就能取胜。”我握紧她的手，“如果所有人都保持沉默，那受害者怎么办？她们拿什么活下去？又有谁替她们出声？”
“我们一直以为保持沉默是保护她们，”我看着蓉蓉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但沉默本身，就是帮凶。”
房间陷入长久的寂静。
女孩子泪眼婆娑地看着我。
她的手悄悄松开了藏在被窝里的拳头，声音颤抖却清晰：“你说……那不是我的错？”
“当然不是。”我轻轻点头。
“可……他们都说，一个女孩要守住贞洁，不然……”
“贞洁不在裤裆下面，”我打断她，“在于你自己想不想、愿不愿意。而且——贞洁，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活得清醒、自由、知道自己要什么。”
我说完，发现不只是她在静静地听着，蓉蓉也怔怔地望着我，第一次听见这世界上还有另一种活法。
她低声喃喃：“你说的……我从来没想过。”
我轻轻拉住她的手，坚定地说：“我们不能等这个世界变得温柔才去做自己，我们要先学会站起来，哪怕一开始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为什么。”
回到宿舍的时候都已经天黑了，一阵淡淡的香气扑面而来。
我一抬头，便看见门边靠墙处，多了一束新鲜的野花。
花是野地里常见的那种黄芯白瓣的野菊，夹着几枝山上的紫苏和金盏，搭配得体，用一段粗麻绳扎着，别有一番朴素的心意。
“这是什么？”蓉蓉原本正脱鞋，看到花立刻来了兴致，眉毛一挑，声音都压低了几分，“哎呀，该不会是有人送的吧？”
我弯下腰，将花束捧起，发现里面还夹着一张小纸条。
我展开来看，上面用工整的铅笔字写着：“希望今天，你和你的同志工作一切顺利。”
我看着这字，脑子里立刻浮现出舒云霆那张带着戏谑笑意的脸。
蓉蓉凑过来看了一眼，也立马反应过来：“不会是昨天那个所长儿子吧？”
我没有说话，但脸上的表情已经写满了“八九不离十”。
心里更加乱成一团，这花若是旁人送的，或许还能轻描淡写地笑过；可偏偏是他，这让我平添几分莫名的烦躁。
蓉蓉见我脸色不好，倒也不劝，只是拍拍我肩，语气轻松地说：“昨天见过了，还是不喜欢？那就算了。天下好男儿多的是。”
我转头看她，略带惊讶：“咦？我还以为你让我别挑来挑去吗？”
她却认真地摇了摇头：“我们小棠这么优秀，当然要世上顶级的男儿才能配得上你。不然你多委屈啊？”
她这话说得自然，我却愣了一下。
记忆深处似乎有什么浮现了出来。二十一世纪的某个午后，外婆在麻将桌上笑着说的那句话突然在脑中回响——
“小水眼光高是好事。小水那么优秀，自然要顶级的男孩子才配得上她，不然委屈了她。”
那时我站在门外，捧着刚洗完的水果盘，悄悄听得心里发烫，没想到这句原话，竟然跨越了时间，在这间简陋的宿舍里，再次响起。
我低头看着手中的花，忽然就没那么烦了。
接下来的日子，茶馆老板女儿的精神状态，的确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她不再躲避家人，也渐渐开始和邻居打招呼，甚至会帮着母亲整理茶叶、擦洗茶具。
虽然仍偶有惊恐发作，但在我们的陪伴与引导下，她终于开始正视自己的伤口，而不是把痛苦关进心底。
当我和蓉蓉去看她的时候，她曾拉着我俩的手，眼圈红红地说：“我现在知道，我不是坏人，我没有丢人……谢谢你们。”
她的变化在小镇上传开了。
一传十，十传百。
镇上的人们渐渐听说，那个原本疯疯癫癫的小姑娘，是在两个女同志的照料下，才慢慢恢复的。
慢慢地，有人悄悄在晚上在我们宿舍里塞纸条，说家里谁谁常年做噩梦、晚上突然惊醒，或者脾气暴躁，怀疑是不是“心里出了问题”。
还有人托人来说，母亲常年失眠，爷爷脾气古怪，想来看看能不能“调调神”。
起初是悄悄的，偷偷摸摸的。
但后来更多的人开始正视这些问题，不再把精神病和“疯子”划等号，也开始相信心理和情绪的调节是一门真正的学问。
而我和蓉蓉的名字，也在不知不觉中，从所里传到了镇上。
大家不再只叫我们“高材生”“宣传员”，而是尊称一声：“那两个能治病的女同志。”
我和蓉蓉依旧是穿梭在民居与城镇之间，依旧是听、问、记录、安抚。
我俩心里知道，我们做的，不只是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