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着众人表情，李正也知道自己这一步非常的冒险，虽然自己在这里说了，所有的责任自己都可以承担，但是现在会议讲究的是集体责任，不是自己说一声我要承担责任就可以，会议记录虽然会把自己的话给记录下来，但是肯定还是要集体决策的，于是李正语气放缓，却更显沉重：“同志们，丰庆等不起了。我们现在是在抢时间，是在虎口夺食！如果因为怕担责任而畏首畏尾，错过了这个窗口期，产业园黄了，我们这些人，就是丰庆的罪人！”
或许是李正的决绝感染了众人，或许是发展丰庆也是所有人的想法，只是没有人愿意冒险，现在“罪人”二字刺痛了他们的神经，会场的气氛悄然发生了变化。财政局长深吸一口气，推了推眼镜：“既然李市长把话说到这个份上……那我们财政局，一定尽全力配合，把账做平，把流程走顺！”
其他几位负责人也纷纷表态，愿意顶着风险一试。
一场在刀尖上跳舞的“筹资”行动，在绝密状态下悄然展开。李正如同一个在雷区排雷的工兵，小心翼翼地规划着每一步，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而此时的祁同伟，正在省城体验着另一种截然不同的“非常手段”。
对那家目标企业的“法律风险”挖掘工作，在祁同伟的“专业”指导下，进展“顺利”。他利用自己对司法程序和侦查手段的了解，指挥着钱科长找来的人，从企业过往的合同纠纷、税务记录、环保处罚、甚至高管的个人背景中，寻找一切可能被放大和利用的“瑕疵”。有些是真实存在的，有些则是牵强附会、捕风捉影。
一份精心炮制的、充斥着“潜在风险”暗示的分析报告，被送到了梁浩手中。梁浩大为满意，直接按照事先的承诺，将一笔巨款打入了祁同伟指定的一个隐秘账户。
看着手机上显示的银行入账短信，那一长串零让祁同伟感到一阵眩晕。这是他依靠“专业知识”和“胆量”换来的，远超他正常收入的财富。一种畸形的成就感混杂着犯罪带来的恐惧，让他手心冰凉，却又心跳加速。
梁浩对他的“能力”更加赏识，带他进入了一个更核心、也更隐秘的圈子。这个圈子里的人，谈论的不再是风花雪月或普通生意，而是如何利用信息差、政策漏洞甚至非法手段，进行快速的资本掠夺和资源腾挪。祁同伟在这里，就像一个掌握了特殊工具的技师，被那些贪婪的资本视为“有用的人才”。
他开始频繁出入一些极其私密的场所，参与一些决定着巨额资金流向和项目归属的“牌局”或“会议”。他学会了在谈笑间完成利益的输送，在举杯时敲定肮脏的交易。他的穿着越发考究，座驾也换成了更昂贵的型号，身边开始出现一些主动贴上来的、容貌姣好的年轻女性。
表面上看，他风光无限，似乎已经完全融入了这个纸醉金迷的上流社会。但只有他自己知道，每个深夜，当他从那些喧嚣的场合回到冰冷的公寓，巨大的空虚和恐惧便会如潮水般将他淹没。他常常会被噩梦惊醒，梦见手铐，梦见岩台山那些村民麻木的眼神，梦见李正失望地看着他。
他越来越依赖酒精和安眠药，性格也变得更加阴郁和多疑。他用更多的财富和更放纵的生活来麻痹自己，试图填补内心的空洞，却只是让那个空洞变得越来越大。
一天，他在梦中梦到，自己调去了京城，但是在街上看到了陈阳。她挽着一个气质儒雅、衣着得体的男人的手臂，从一家高档画廊里走出来，脸上带着他从未见过的、恬静而幸福的笑容。梦里的那一刻，祁同伟像被施了定身法，僵在原地，眼睁睁看着他们上车离去。
惊醒过来的祁同伟不断的深呼吸，知道了那个消息，巨大的失落和嫉恨像毒蛇一样噬咬着他的心。他曾经视若珍宝、求而不得的东西，在别人那里却如此轻易地拥有。他紧紧攥着拳头，指甲深陷进掌心，却感觉不到疼痛。
他砸碎了酒柜里好几瓶名酒，猩红的酒液溅得到处都是，像鲜血般刺目。他瘫坐在一片狼藉中，像一头受伤的野兽般低声嘶吼。
为什么？凭什么？他祁同伟哪点不如人？就因为他出身寒微，不肯向权力低头，就活该被踩在泥里？而现在，他用自己的方式“爬”起来了，拥有了财富和“地位”，为什么内心却比在岩台山时更加痛苦和绝望？
没有人能给他答案。
与此同时，丰庆的李正，在经过数个不眠之夜的筹划和反复推敲后，终于选定了一个风险相对可控的方案——以“扶持退役军人创业就业”的名义，申请一笔省级专项基金，这笔基金的使用范围相对宽泛，部分资金可以用于创业基地的“基础设施建设”。
这是一步险棋，但也是目前能看到的最有可能走通的一步。他亲自起草了申请报告，字斟句酌，力求逻辑严密，指向明确却又留有余地。
当他把报告交给刘强时，只说了句：“市长，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后的办法了。”
刘强看着报告，又看看李正布满血丝的眼睛和明显消瘦的脸颊，重重地叹了口气，什么也没说，只是在报告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两份报告，一份送往省城，关乎一座城市的产业梦想；一份深藏于隐秘账户，标记着一个灵魂的沉沦代价。非常时期，非常手段，将两个人推向了两条再也无法回头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