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祖刘邦的起点已经很低了，但是天幕接下来盘点的这一位，古今中外8000年，独此一位——乞丐皇帝朱元璋！
明太祖朱元璋的传奇人生在天幕中展开，引得万朝时空的帝王将相们纷纷侧目。这位从赤贫到至尊的皇帝，其经历之跌宕，手段之凌厉，心性之复杂，堪称历史长河中的一道独特风景。
天幕光华流转，率先打出一行醒目大字：“开局一个碗，结局一座江山——明太祖朱元璋的极限逆袭”！这标题瞬间吸引了所有目光。刘邦正喝着酒，一看就乐了：“好家伙！比乃公（你老子我）当年还狠！我好歹是个亭长，这老弟直接要饭开局？” 而秦始皇嬴政则微微皱眉，对这种过于“草根”的出身似乎有些不以为意。
画面开始回溯朱元璋的“卑微开局”。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的破茅屋前，瘦骨嶙峋的少年朱重八眼睁睁看着父母兄长在瘟疫中相继离世，家贫无力下葬，幸得邻居刘继祖舍予一小块坟地方得安葬亲人。为求生计，他被迫入皇觉寺为僧，不久又因寺中饥荒被迫托钵云游，实则为“化缘”（高级要饭）三年，足迹遍及淮西，尝尽人间冷暖。这段经历塑造了他坚韧果敢又猜忌残忍的双重性格。刘备看到此处，不禁抹泪：“同是天涯沦落人呐！”
转机出现在投身义军。朱元璋收到儿时伙伴汤和来信，邀其加入郭子兴红巾军。虽一度犹豫，但因寺中有人知晓信件事恐遭告发，心一横便投了军。他作战勇猛，略通文墨，很快获郭子兴赏识，被提拔为亲兵九夫长，甚至娶了其养女马氏（后来的马皇后），得军中称“朱公子”，并正式改名元璋，字国瑞。李世民点评道：“乱世出豪杰，此子眼神有戏！”
然而，朱元璋志向远大，不甘久居人下。他见红巾军内部争权夺利，便毅然请命单干，仅带徐达、汤和等二十四位核心骨干南下发展，很快募兵至数万，取滁州为根据地。郭子兴遭排挤至滁州时，朱元璋毫不犹豫交出兵权，此仁义之举令其声望大涨。郭子兴病逝后，他成为实际主帅，采纳谋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策，低调积蓄实力。
天幕重点展现了决定性的鄱阳湖大战。朱元璋与劲敌陈友谅展开激烈水战，历经三十余天，最终以火攻大破陈军，完成了以弱胜强的传奇战役。随后，他顺势消灭张士诚、方国珍等势力，基本统一南方。曹操看到此不禁抚掌：“此子深谙兵法，又能聚拢人心，确实是一代豪杰！”
北方已定，朱元璋挥师北伐，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将矛头直指元朝。仅用两年时间，便将蒙古人逐出中原，收复了已失陷四百余年的燕云十六州。1368年，他在南京称帝，建国大明，年号洪武。汉武帝刘彻对此赞道：“好一个‘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壮我华夏雄威！” 宋太祖赵匡胤也感叹：“朕结束五代十国乱世，却未能完全统一，比之朱元璋收复失地，确实逊色几分。”
登基后的朱元璋，并未贪图享乐。天幕展示了他勤政的一面：曾在八天内处理千余份奏折，阅览字数超百万。他勤勉理政，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社会经济，史称“洪武之治”。
这“洪武之治”可不是吹出来的，是朱元璋一套组合拳打出来的。他深知经过元末乱世，百姓如“小鸟初飞不可拔其羽，新树初栽不可摇其根”，必须休养生息。于是他大力推行“安养生息”政策，鼓励垦荒，新垦田地不仅免租三年，还能成为开垦者的永业田。他还搞起了大规模“移民就宽乡”，把地少人多的百姓迁到地广人稀之处，官府甚至提供路费、耕牛和种子。效果是显着的，到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垦田面积已达850万顷。
朱元璋对农业的重视细致入微。他强制推广经济作物，下令“有田五亩至十亩者，种桑、麻、棉各半亩”，否则要受罚。据统计，洪武年间全国栽种桑、枣、栗、胡桃等果树高达十亿株以上。水利是农业命脉，朱元璋时代兴修水利工程规模空前，到洪武二十八年，全国共开塘堰处，疏通河流4162处。
朱元璋出身贫寒，对底层民众有罕见的同情。他下令解放奴婢，严禁人身买卖，凡因饥荒典卖为奴者，由朝廷出资赎还。他还徒富民，抑豪强，将各地豪富迁往京师等地，削弱其地方势力，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
但朱元璋的“仁”更多是对百姓。他对官员，尤其是贪官，堪称“冷酷无情”。他亲自编纂《大诰》等法典，规定“贪污六十两以上者，剥皮实草”。空印案、郭桓案等大案，动辄处死数万人，搞得官员们每日上朝都如同生离死别，家人甚至提前哀悼。他设立锦衣卫，授予其侦察、缉捕、审判、处罚之权，大臣们在家喝酒请客，第二天皇帝都能知道名单。钱宰老先生下朝回家发牢骚作诗“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次日朱元璋便笑问：“昨日的诗不错，不过朕没有‘嫌’迟，改作‘忧’字，如何？”吓得钱宰赶紧磕头请罪。
经济上，朱元璋搞的是“实物经济制”为主，因为明初缺银缺铜。官员俸禄常用米、布等实物支付，民间交易也多用实物。他也发行“大明宝钞”，但禁止金银流通，搞得纸币后来有点泛滥。他对工商业的管理细致到苛刻，规定各类产品的质量和规格，盐、茶等实行官营专卖。为巩固边防，他还推行“开中法”，让商人运粮到边境换取盐引，促进了“商屯”的发展。
在政治制度上，朱元璋是绝对的集权主义者。他废除中书省和丞相制，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他搞“三司分治”，让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分掌一省民政、刑名和军事，互不统属，互相牵制。他还分封诸子为藩王，镇守各地，认为“由自己子孙取代无能之君，也胜过将江山付与外人之手”。
朱元璋本人则是“工作狂魔”的典范。遗诏里自称“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史载他曾八天内审批奏札1660件，处理国事3391件，平均每天超200件奏章、400件事务。生活上却极度节俭，早饭“只用蔬菜，外加一道豆腐”，床榻“与中人之家卧榻无异”。
他重视农业，推行休养生息政策，鼓励垦荒，兴修水利；改革匠户制度，调动工匠积极性；重视教育，兴学校，开科取士；军事上建立卫所制度，寓兵于农。
但其统治也有严峻的一面。他为加强中央集权，废除丞相制度和中书省，权分六部，直归皇帝；设锦衣卫监察臣民；以严刑峻法惩治贪官，如空印案、郭桓案，牵连甚广；晚年更是大兴狱案，诛杀功臣，如胡惟庸案、蓝玉案，使得许多开国元勋未能善终，朝野氛围一度紧张。
尤其是“洪武四大案”堪称朱元璋帝王生涯中最浓墨重彩又最令人胆寒的几笔，完美诠释了这位布衣天子如何用铁与血的手段来巩固皇权、整顿吏治。
首先登场的是空印案。这案子起因颇为“技术流”：各地官府派员到京城户部核对钱粮账目，因路途遥远，往返盖章不便，为省事便预先在空白文书上盖好官印，待到户部核对数目后再填写具体内容。这本是元朝沿袭下来的旧例，官场心照不宣的“便利操作”。然而，在朱元璋看来，这却是官员们相互勾结、欺君罔上的铁证。他大为震怒，认为此风绝不可长，于是下令严惩，受牵连被诛杀的官员达数百人甚至据称上万人。此案最直接的影响，是催生了《大明律》中对贪腐官吏极为严苛的惩处规定，例如受财枉法的“枉法赃”，八十贯便处绞刑；监守自盗，满四十贯即斩。朱元璋用一场血腥的清洗，宣告了对官场潜规则的零容忍。
紧接着是胡惟庸案。此案是四大案中政治色彩最浓、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桩。丞相胡惟庸逐渐权倾朝野，结党营私，甚至许多生杀黜陟的大事都不再向朱元璋请示，这深深触动了朱元璋对“皇权旁落”的恐惧。洪武十三年（1380年），有人告发胡惟庸谋反，朱元璋迅速出手，以“枉法诬贤”、“擅权枉法”、“蠹害政治”等罪名诛杀了胡惟庸。但这仅仅是开始，此案前后株连蔓引持续十年，牵连致死者据说达三万余人，开国功臣如韩国公李善长等也未能幸免。此案的最大后果，是朱元璋顺势废除了延续千年的丞相制度，罢中书省，升六部，使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一人手中。朱元璋借此完成了一次极致的中央集权改革。
第三桩是郭桓案，这是一场经济领域的大地震。洪武十八年（1385年），户部侍郎郭桓勾结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官吏等，贪墨官粮、私分赋税的行径被告发。此案涉案金额极其巨大，据称损失精粮高达两千四百万担，赃款折合七百万贯，“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甚至导致“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朱元璋对此案的查处力度空前，六部左右侍郎以下众多高官被处死，其严酷程度引得全国骚动。朱元璋在《大诰》中亦感叹贪腐之甚，并为了平息民怨，甚至将审理此案的官员也处死了。此案充分展现了朱元璋惩治贪腐的惊人决心和冷酷手段。
最后是蓝玉案。蓝玉是立下赫赫战功的大将，尤其在捕鱼儿海之战中大破北元。但他居功自傲，骄横不法的行为日益突出，不仅蓄养数千庄奴假子，还霸占民田、纵奴行凶，甚至纵兵毁关，引发了朱元璋的极大猜忌。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锦衣卫指挥蒋瓛告发蓝玉谋反，朱元璋随即下令，以谋反罪将蓝玉处死，并族诛三族。此案再次大规模株连，平时与蓝玉往来较多的许多将校都被定为“逆党”，遭抄家灭族，被诛杀者据说达一万五千人，军中的骁勇将领几乎被杀戮殆尽。通过此案，朱元璋彻底清除了军权对皇权的潜在威胁。
这洪武四大案，是朱元璋运用极端手段巩固统治的集中体现。它们共同勾勒出朱元璋多疑、果断、残忍又勤政的复杂形象。一方面，他力图打击贪腐、整肃吏治；另一方面，也通过这些大案诛戮功臣、清除潜在威胁，确保了朱明江山的稳固，但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唐太宗李世民对此评价：“其功甚伟，其过亦显。治国勤勉，然驭下过于严苛，少了几分仁恕之道。” 秦始皇嬴政则说：“能从乞丐做到皇帝，这份坚韧，倒也令人佩服。登基后心系百姓，只是这杀功臣之举，令人心寒。”
天幕也展现了朱元璋性格的复杂性。他出身贫寒，深知民间疾苦，痛恨贪官污吏，立法严惩不贷。但他早年的苦难经历也造就了他的多疑与残忍。康熙皇帝在看后表示：“明朝的16个皇帝里头，朕最佩服的就是朱元璋。最同情的是朱由检，朱元璋从一个放牛娃做成了皇上，了不起啊。” 刘邦则感慨：“乞丐出身，他怎么比我还惨呢？但他驱除胡虏，恢复中华，一生开疆阔土，确实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