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声是一把双刃剑,尤其是在一个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人情往来编织成一张无形大网的村庄里。王玲的活算盘之名,在为她赢得敬畏与依赖的同时,也悄然将一条条看不见的“人情债”的丝线,缠绕在她和她的家庭之上,越缠越紧,渐渐成了一张挣脱不开的网。
起初,这些债务是温和的,甚至是带着善意的。
李家的媳妇送来一碗刚腌好的咸菜,赔着笑脸比划,想请玲丫头帮忙看看娘家兄弟分家的单子,怕自家姐妹吃了亏。王玲算了,给出了公允的方案。那媳妇千恩万谢地走了,留下那碗咸菜,在灶台上散发着酸涩的气息。母亲李明珍收下了,对王玲叹口气:邻里邻居的,能帮就帮点。
接着,赵家奶奶拄着拐杖来了,手里提着半篮子还带着泥土的红薯。她浑浊的老眼里满是愁苦,儿子媳妇为给她抓药的钱谁出多了谁出少了闹矛盾,账目稀里糊涂。王玲静静听了(看)赵奶奶颠三倒四的讲述,从那些零碎的信息里提取出数字,理清了账目。赵奶奶用枯瘦的手紧紧握了握王玲的手,那粗糙的触感里满是感激,留下那半篮子红薯。父亲王卫国晚上就着稀饭啃着那红薯,嘟囔了一句:这赵奶奶,也不容易。
这些零零碎碎的馈赠——一把青菜、几个鸡蛋、一捧枣子——看似微薄,却像涓涓细流,汇聚成一种无形的压力。它们不再是简单的谢礼,而是人情的具象化。接受了,就意味着欠下了,或者说,对方认为你欠下了。而偿还的方式,就是下一次,下一次,继续无条件地提供你那神奇的算计能力。
王玲开始感觉到这种压力。她并不愚钝,相反,她对周围气氛的微妙变化有着动物般的直觉。她发现,那些带着笑容和礼物上门的人,眼神里除了恳求,还多了一丝理所当然。仿佛她王玲帮忙算账,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就如同木匠会做凳子,铁匠会打锄头一样。
第一个明显的转折点,出现在村西头孙家盖房的事情上。
孙家要起新屋,这是大事。备料、请工、伙食,开销庞大,账目繁杂。孙家当家的孙老五,是个精于算计的人,他亲自提着两瓶散装白酒和一包油汪汪的点心,登了王卫国的门。
卫国哥,孙老五嗓门洪亮,将礼物重重放在桌上,咱兄弟不说两家话!我家起房子,这账目乱得像团麻,非得请动你家玲丫头这尊真神不可!这不,一点心意,给丫头甜甜嘴!
王卫国看着那两瓶酒,喉结滚动了一下。那是他平时舍不得喝的好东西。他犹豫地看向王玲。王玲正看着孙老五带来的那厚厚一叠物料清单和人工记录,眉头微微蹙起。那账目不仅繁杂,而且有些数字明显虚高,有些记录含糊不清。
孙老五见王卫国犹豫,立刻拍着胸脯:放心!不白让玲丫头辛苦!等房子起好了,请你们全家来喝上梁酒,坐头席!
话说到这个份上,礼物摆在眼前,承诺响在耳边,人情的面子给得十足。王卫国无法拒绝,他嚅嗫着对王玲说:玲儿,你看……孙叔家不容易,你就……帮着看看?
王玲沉默地接过那叠纸。她花了整整两个下午的时间,才将那些混乱的账目理清。她指出了几处明显的虚报和重复计算,将总开销核减了近三成。当她将清晰的结果递给孙老五时,孙老五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尴尬,随即被更热情的笑容掩盖。
哎呀呀!真是多谢玲丫头了!可帮了叔的大忙了!省下的钱,够买好几根好梁木了!他千恩万谢地走了,留下的那两瓶酒和点心,却像两块烧红的炭,烫着了王卫国。
房子顺利盖好了,上梁酒也摆了。王卫国一家确实被请去了,但并未坐在所谓的头席,只是被安排在偏角的一桌。酒席上,孙老五忙着给帮他盖房的工匠和村里的干部敬酒,热情洋溢,却唯独忘记了来给王卫国这个大功臣的父亲敬上一杯。
王卫国喝着那略带酸味的米酒,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看着桌上那碗油光锃亮的红烧肉,忽然觉得,那肉的味道,远不如自家腌的咸菜来得干净。
王玲敏锐地感觉到了父亲的失落和那场酒席上微妙的轻视。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明明帮了那么大的忙,省了那么多钱,最终换来的却是这种结局。她第一次对帮忙这件事,产生了困惑。
然而,人情债的网,一旦开始编织,就不会轻易停止。
孙家的事情仿佛开了一个不好的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效仿。他们带来的礼物越来越重,说出的承诺越来越动听,但背后所图,也越来越大。
有时是为了在村里划分宅基地时,能多算几分地;有时是为了在家族纠纷中,能在账目上占据有利位置;甚至有人是为了在与其他村的交易中,能利用她的能力去压价或者抬价……
王玲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悖论:她算得越清,越显得公平,有时反而会得罪一方。她指出了账目中的问题,帮人避免了损失,却也戳穿了一些人的小心思,招来了暗中的埋怨。这哑巴丫头,心眼太死,一点情面都不讲!类似的风言风语,开始在某些角落里悄悄流传。
她仿佛成了一个工具,一个被各方力量拉扯的算盘珠子。那些上门求助的人,需要的往往不是一个客观公正的结果,而是一个于他们有利的数字。当她给出的答案不符合预期时,那之前堆满笑容的脸,瞬间便会阴沉下来,之前送来的人情,也立刻变成了催债的符咒。
——玲丫头,上次叔可是给你家送了一整只风干兔呢,这点小事你怎么就不肯通融一下?
——她婶子,你看我们家平时也没少帮衬你们,这次算账,你就让玲丫头稍微……往我们这边偏一点点,就一点点!
母亲李明珍开始感到害怕。她既骄傲于女儿的本事,又恐惧于这本事带来的纷扰和潜在的危险。她试图婉拒一些明显别有用心请求,却往往被对方用乡里乡亲、一点小忙之类的话堵回来,仿佛拒绝就是一种罪过。
父亲王卫国的烟抽得更凶了。他蹲在门槛上,看着院子里那些堆着的、带着各种目的的礼物,只觉得心头堵得慌。他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辈子信奉人情大于债,如今却第一次感到,这人情债是如此沉重,如此算计,如此……算不清。
王玲坐在窗下,看着父母为难憔悴的神情,看着那些依旧不断被送进来的、象征着人情的东西,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疲惫和窒息。她宁愿回到从前,那个被人单纯看作哑巴,虽然被忽视但至少清净的从前。
她的手指无意识地在一张废纸上划拉着,写下的不再是整齐的数字,而是一团乱麻般的线条。她能理清世上最复杂的账目,能算出最精准的数字,却永远也算不清这纠缠交错、利字当头的人情债。
这债务,没有借据,没有数目,却像无形的绳索,勒得她,以及她的家庭,喘不过气来。它比任何数学难题都更深奥,更无解,因为它涉及的,是永远无法用数字衡量的——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