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李家堂屋那硬邦邦的太师椅上,王玲感觉自己不再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思想的人。
她是一件被摆上展台的物品,正在接受潜在买主最细致、也最无情的检视。这种感觉,比以往任何一次为村里算账、平息纠纷时被依赖、被忌惮的目光,都要来得更直接,更冰冷,更令人窒息。
李母那锐利如锥的目光,是主要的评估工具。它先是像尺子一样,丈量着她的身高、骨架,仿佛在估算她能否承担起繁重的家务和农活。
那目光掠过她单薄的肩膀,微微蹙起的眉头,似乎在对她的体力储备表示一丝隐忧。
接着,那目光又像放大镜,聚焦在她的脸上、手上。李母拉起她的手,不仅是摩挲,更是用手指用力捏了捏她的指骨和掌根,评估着这双手的耐用性和灵活性。
她甚至微微抬起王玲的下巴,让她的脸完全暴露在光线下,仔细查看她的皮肤、牙齿,眼神里没有任何对少女容颜的欣赏,只有对健康指标和生育潜力的冷静判断。王玲能感觉到那手指的力度,带着一种不容抗拒的、检查货物的专断。
抬头。张嘴。走两步看看。
李母通过李明珍的翻译,发出简短的指令。王玲像一具被牵线的木偶,被动地执行着。她站起身,在堂屋中央走了几步。
李母的目光紧随其后,审视着她的步态、腰身,仿佛在评估一匹马的体态和耐力。那目光灼灼,几乎要在她身上烧出洞来。
整个过程,没有一句关于她喜好、她想法、她内心世界的问询。他们不关心她是否喜欢刺绣,不关心她绣那些飞鸟繁花时怀着怎样的心情,不关心她对未来有何恐惧或憧憬。
他们关心的,是这台名为王玲的机器,运行是否良好(身体健康),核心功能(绣活)是否出色,以及附属功能(家务、生育)是否完备。
李志刚,她那未来的丈夫,偶尔也会偷偷瞥她一眼。但那眼神里,没有男子对女子的好奇或羞涩,只有一种模糊的、近乎看待一件即将分配给自己的家具般的茫然。
他的沉默,与王玲的沉默不同,那是一种空洞的、缺乏内在回响的沉默。
李明珍在一旁,脸上始终挂着那种卑微又急切的、类似于推销员般的笑容,不断补充着女儿的性能参数:
玲子可能干了,家里家外都是一把好手!
她绣活快,心思细,绣庄的老板娘都夸呢!
身子骨没毛病,从小到大都没咋生过病!
每一句补充,都像是在给这件物品贴上更诱人的标签,同时也像一把钝刀,在王玲的心上来回切割。
她最亲的人,正在亲手将她推上这场冰冷的评估台,并积极参与其中。
王玲感觉自己被剥光了。剥去的不仅仅是外在的衣物,更是她作为人的尊严、情感和灵魂。她所有的独特性——她那惊人的心算能力,她那与泥土对话的哲思,她那用色彩构建的辉煌内心宇宙——在这些评估者眼中,毫无意义,甚至可能是需要规避的麻烦。
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安静的、能干的、能生养的、并且能持续创造经济价值的妻子和儿媳。
她坐在那里,手指紧紧攥着衣角,指节泛白。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大团沾水的棉花,窒息感一阵阵袭来。
她多么希望自己此刻能发出声音,哪怕是尖叫,是怒吼,来打破这令人作呕的物化进程。但她不能。
她的寂静,在此刻成了助长这种审视的帮凶。
她仿佛被抽离了自身,悬浮在堂屋的上空,冷漠地看着下方那荒谬的一幕:一群人,正围着一个沉默的少女,像评估一件瓷器、一头牲口那样,评估着她的一生。
这种被彻底视为物品的体验,比贫穷、比身体的残疾、比所有的流言蜚语,都更加深刻地伤害了她。
它从根本上否定了他作为一个人的存在价值。色彩的起义曾为她争取到的微弱尊严,在这场赤裸裸的物化审视中,被践踏得粉碎。
当评估终于结束,李母脸上露出一种基本满意的表情时,王玲感到的不是解脱,而是一种更深沉的、坠入冰窟的绝望。
她知道,自己在这群人眼中,已经完成了从人到物的转换。而她的命运,也将如同一件被估定价格的商品,即将被交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