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人离开后，王家堂屋里的空气仿佛被抽空了，只剩下那个放在炕桌上的、暗红色的信封，像一滩凝固的血，刺目地存在着。
它不仅仅是一个信封，它是一个天平的支点，两端分别悬挂着王玲的未来和王强的希望，此刻，正以一种残酷的精确，达成着等值交换。
李明珍颤抖着手，如同进行某种亵渎神圣的仪式，缓缓拆开了那个信封。里面，是三沓捆扎得整整齐齐的大团结（十元纸币），一共三百块。还有两张小小的、却比钞票更沉重的纸片——自行车和缝纫机的购买票。
在这个物资紧缺的年代，这两张票，本身就意味着额外的门路和价值。
三百块现金。
两张工业券。
这便是李家为“购买”王玲这个儿媳，所支付的聘礼。
而与此同时，在王家人的心里，甚至在李家人不言自明的逻辑里，这笔聘礼，正与另一份清单进行着清晰的等值换算。
李明珍的脑海里，不受控制地开始了这场无声的演算：
李家的三百块现金，加上自行车和缝纫机的价值（她心里迅速估算着市价和票证的黑市价），大致等同于……
赵家那八百八十八块天价彩礼的……一半。
是的，一半。王玲的价值，被精准地定义为填补王家彩礼缺口的关键半数。她像一块被切割下来的、血淋淋的肉，被用来填补另一个因婚姻而产生的、巨大的财务伤口。
这还不是全部。
李家承诺的、过门后绣活收入归己，在李明珍此刻的算计中，也被纳入了这场等值交换的延长线上。那未来可能持续的、细水长流的绣活收入，在王玲嫁过去后，虽然名义上归她，但在李明珍的潜意识里，这等于为女儿找到了一条长期的、稳定的生计，省去了娘家未来的负担，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比如娘家未来遇到更大的困难），这份收入或许还能以某种方式，继续反哺这个她即将离开的家。
而王玲需要为这场等值交换付出的，是她整个人——她的身体，她的自由，她未来的劳动，她那手寄托了灵魂的绣艺，以及她所有无法言说的情感与沉默的喧嚣。
另一边，王强的亲事，也在这场等值交换中，被简化了。原本令人绝望的八百八十八块缺口，因为姐姐这半数价值的注入，骤然减轻。剩下的部分，虽然依旧沉重，但似乎变得可以想象了。
他可以期盼着，父母再咬牙借一些，或者，用家里最后那点值钱的东西（也许是那块好水田的部分使用权？）去抵押、去换取。
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交换。
李家得到了一个物美价廉、且能持续创造价值的儿媳。
王家得到了儿子婚姻的入场券，和短暂的喘息。
王强得到了一个模糊的、关于未来的希望。
唯独王玲，她失去了所有。她的价值被量化、被支付、被消耗，而她作为人的本身，在这场冰冷的等值交换中，消失不见了。
李明珍将那些钱和票证紧紧攥在手里，那坚硬的触感让她感到一丝虚幻的踏实，但随之而来的，是更深、更空洞的虚脱。
她完成了作为母亲的、最残酷的一次职责——她用一个女儿，换回了半个儿子的幸福。
王玲静静地坐在角落里，看着母亲紧攥信封的手，那指节因用力而泛白。她虽然无法进行如此复杂的功利计算，但她能感觉到那笔钱所代表的、沉重的含义。
那意味着捆绑，意味着交割，意味着她与这个生她养她的家之间，那最后一丝温情脉脉的联结，已经被这赤裸裸的等值交换，彻底斩断。
聘礼与彩礼，这两个本该象征着祝福与联结的古老习俗，在此刻，暴露了它们最冰冷、最残酷的内核——等值交换。用一个人的未来，交换另一个人的未来；用一个人的牺牲，填补一个家庭的窟窿。
在这看似公平的交换背后，是一个沉默灵魂的彻底湮灭，和一场关于人性与亲情的、无声的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