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媒婆再次登门，这一次，她不是独自一人，身后跟着李老倌和李母，以及一个提着大包小包、显然是用来过大礼的年轻后生。
他们的到来，让王家那本就低矮的院墙，仿佛又矮了三分。
没有寻常提亲的喜庆与寒暄，气氛从一开始就带着一种公事公办的凝重。双方在堂屋坐定，茶水冒着袅袅白汽，却无人去碰。李老倌清了清嗓子，目光直接掠过王卫国和李明珍，仿佛他们只是这场交易的中间人，而非女方的父母。
卫国老弟，李嫂子，李老倌开门见山，语气平淡得像是在谈一桩买卖，咱们都是实在人，就不绕弯子了。吴婶子前头都传了话，我们李家，是诚心诚意想结这门亲。
他顿了顿，从怀里掏出一个红封，放在桌上，又指了指地上那些礼品：这是礼金，三百块，你们点点。
自行车和缝纫机的票，也在这里面。他的话干脆利落，每一个字都像是敲在算盘上的珠子，精准，冰冷。
李母则脸上挂着程式化的微笑，目光却像探照灯一样，再次将坐在角落的王玲从头到脚扫视了一遍，重点在她那双安静交叠放在膝上的手上停留了片刻，仿佛在最后一次确认这资产的完好性。她没有对王玲说话，而是转向李明珍：
李嫂子，你放心，玲丫头过了门，我们绝不会亏待她。家里活计有我们，她身子单薄，主要还是让她安心做她的绣活。这话听起来像是体贴，实则是在明确这桩婚姻的核心价值所在——王玲的绣艺，是李家看中的、需要持续运营的优质资产。
李明珍双手颤抖地接过那个红封，感觉那薄薄的信封重逾千斤，烫得她手心发疼。她不敢去看女儿，只是低着头，喉咙发紧，半天才挤出一个细若蚊蚋的嗯字。
王卫国始终低着头，盯着自己那双沾满泥污的解放鞋，仿佛那上面有着宇宙间最深的奥秘。他放在膝盖上的手，紧紧攥成了拳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里，留下几个弯月形的血痕。他全程没有说一句话，他的沉默，是这场交易最沉重的注脚。
吴媒婆见主要事项已定，脸上笑开了花，开始打圆场，说着天作之合、皆大欢喜之类的吉利话。但在场的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这里没有合，只有需；没有喜，只有一场各取所需的、冰冷的交割。
王玲坐在那里，像一尊被摆放在祭台上的塑像。她看着那个决定了她命运的红封，从李老倌手中，转移到母亲颤抖的手中。她看着李母那审视货物般的目光，看着父亲那几乎要将自己埋进地底的沉默，看着媒婆那虚伪热情的笑容。
她虽然听不见那些具体的对话，但眼前的一切，构成了一幅再清晰不过的图景：她，被卖了。
价格是三百块现金，一辆自行车，一台缝纫机，以及未来可能持续的绣活收入。买方验了货，付了定金，确定了资产的用途。卖方（她的父母）收了钱，默认了交易。
没有人在意她的感受，没有人问她是否愿意。她就像一件家具，被从这个家，估价后，转移到了另一个家。那些她曾珍视的、赖以确认自身价值的算盘、绣品、瓦片，在此刻，都成了为她标价的、冰冷的筹码。
一场本该关乎两个年轻人未来、关乎两个家庭联结的婚姻提亲，在这里，彻底褪去了所有温情脉脉的面纱，还原为一场赤裸裸的、用女儿换取儿子婚姻资本和家庭喘息空间的财务交易。
当李家人起身告辞，带着一种货银两讫的满意神情离开后，王家院子里，只剩下死一般的寂静。李明珍瘫坐在椅子上，手里死死攥着那个红封，像是攥着一块烧红的烙铁。王卫国猛地站起身，冲出了院子，不知去向。
王玲依旧坐在原地，一动不动。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棂，照在她身上，将她的影子拉得细长，扭曲地投在墙壁上，像一个无声的、痛苦的问号。
这场交易式的提亲，像最后一把铁锁，哐当一声，锁死了她所有的退路。从此，她的人生道路，被清晰地、残酷地标注了方向——通往李家，通往那个她用自身价值交换来的、未知而冰冷的归宿。
色彩的起义，在这一刻，被彻底招安，纳入了一场早已标好价码的、沉默的婚姻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