俊乂密勿 (jun yi mi wu)， 多士寔宁 (duo shi shi ning)。是对中国古代 “贤才治国” 理念的高度凝练。“俊乂（jun yi）” 指德才兼备的贤士，“俊” 侧重才智卓越，“乂” 强调品行端正，《尚书?皋陶谟》载 “俊乂在官”，最早将二者联用指代治国贤才；“密勿” 意为勤勉笃实，《汉书?刘向传》“密勿从事，不敢宣怠”，形容贤才兢兢业业履职；“多士” 即众多贤才，《诗经?大雅?文王》“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早已将 “多士” 与 “国家安宁” 绑定；“寔宁（shi ning）” 中 “寔” 为 “确实、实在”，“宁” 指天下安定，意为 “贤才群体是国家真正的安定根基”。
这八字命题并非孤立的道德劝诫，而是周兴嗣基于南朝士族政治弊端的反思 —— 梁武帝时期虽文化兴盛，但士族垄断官场、贤才被压制，导致朝政腐败。周兴嗣借 “俊乂密勿，多士寔宁”，既回溯先秦至汉唐 “重贤兴邦” 的历史经验，也暗劝统治者 “广纳贤才、激励勤勉”。其核心逻辑是：国家的长治久安，不依赖君主个人英明，而依赖 “贤才群体的持续勤勉作为”，这一思想贯穿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始终，成为治国理政的核心共识。
一、“俊乂” 的内涵：古代贤才的三重标准
“俊乂” 并非抽象概念，而是中国古代在长期治理实践中形成的 “德、才、责” 三位一体的贤才标准。这一标准随时代演变不断丰富，但核心始终围绕 “适配国家治理需求” 展开，可从先秦奠基、汉唐完善、宋明深化三个阶段解析。
1. 先秦奠基：“德才并重，以道统政”
先秦是 “俊乂” 标准的起源期，诸子百家虽政见不同，但均以 “德才兼备” 为贤才核心：
儒家：以 “仁” 为德，以 “礼” 为才
孔子提出 “君子不器”（《论语?为政》），主张贤才需兼具道德修养与治国能力：“德” 的核心是 “仁”，即 “爱人”“克己复礼”，如颜回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以道德纯粹为贤；“才” 的核心是 “礼” 与 “政”，即通晓周礼、擅长治民，如子贡 “存鲁、乱齐、破吴、强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以实务能力为贤。孟子进一步提出 “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孟子?公孙丑上》），将 “俊乂” 与 “仁政” 绑定，认为贤才是推行 “制民之产”“教民孝悌” 的关键力量。
法家：以 “公” 为德，以 “术” 为才
法家虽轻道德，但并非无 “德” 标准：商鞅提出 “利国、利民、利君” 为 “公德”，反对 “私德”（如儒家的 “孝悌”），认为贤才需 “去私行公”，如吴起 “杀妻求将” 虽违私德，但因 “治军严明、强魏弱楚”（《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被法家视为 “俊乂”；“才” 的核心是 “术”（治国之术）与 “法”（制度建设），如韩非主张贤才需 “明法审令”“循名责实”，能通过制度设计实现 “富国强兵”。
墨家：以 “兼” 为德，以 “技” 为才
墨家以 “兼爱”“非攻” 为核心 “德” 标准，主张贤才需 “视人之国若己之国，视人之家若己之家”（《墨子?兼爱中》）；“才” 的核心是实用技术与治理能力，如墨子本人 “巧传则求其故”（《墨子?经上》），擅长制作守城器械，其弟子多为 “农与工肆之人”，因 “能耕稼树艺”“能治皮革”（《墨子?尚贤上》），成为墨家认可的 “俊乂”。
先秦的 “俊乂” 标准，本质是 “适配诸侯争霸需求”—— 无论是儒家的 “仁政贤才”、法家的 “法治贤才”，还是墨家的 “实用贤才”，均以 “解决乱世治理问题” 为核心，为后世贤才标准奠定了 “德才结合、务实导向” 的基础。
2. 汉唐完善：“经世致用，礼法兼顾”
汉唐是大一统王朝时期，“俊乂” 标准从 “乱世求才” 转向 “治世选贤”，形成 “经世致用、礼法兼顾” 的特征，且通过选官制度（察举制、科举制）固化为具体标准：
汉代：“孝廉” 为核，“经术” 为基
汉代以察举制选拔贤才，核心科目是 “孝廉”，这是 “德” 标准的制度化：“孝” 指孝顺父母，“廉” 指廉洁奉公，如董仲舒 “居家推孝，乡党推廉”（《汉书?董仲舒传》），因 “孝廉” 被举荐为博士；“才” 的标准是 “经术”（儒家经典）与 “吏能”（行政能力），如公孙弘 “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既通经术，又能 “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成为汉武帝时期的贤相，体现 “礼法兼顾” 的 “俊乂” 特质。
唐代：“德行为先，才艺为次”
唐代科举制初步完善，《唐六典》明确科举选官标准：“凡择人以四才，校功以三实。四才：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看似重 “才”，实则 “德” 为前提 —— 考生需先通过 “乡贡” 审核，由地方官考察 “德行敦厚、节义可称”（《通典?选举二》），如狄仁杰 “举明经，授汴州判佐”（《旧唐书?狄仁杰传》），不仅 “判事精明”，更因 “犯颜直谏”“体恤百姓”，成为武则天时期的 “国之柱石”，是唐代 “德才兼备” 俊乂的典范。
汉唐的 “俊乂” 标准，突出 “适配大一统治理需求”—— 既要通过 “德”（孝廉、德行）维护社会伦理与皇权稳定，又要通过 “才”（经术、吏能）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复杂政务，选官制度的完善使 “俊乂” 从 “理想人格” 变为 “可选拔、可任用” 的治理力量。
3. 宋明深化：“心术为要，家国同构”
宋明理学兴起后，“俊乂” 标准进一步深化，将 “德” 从 “外在行为” 转向 “内在心术”，强调 “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大学》），形成 “心术为要、家国同构” 的特征：
宋代：“存天理，灭人欲” 为德，“格物致知” 为才
朱熹主张贤才需 “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朱子语类》），将 “德” 定义为 “内心的天理纯净”，如范仲淹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其 “德” 不仅是廉洁奉公，更是 “以天下为己任” 的内心格局；“才” 的核心是 “格物致知”，即通过探究事物原理获得治国智慧，如王安石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宋史?王安石传》），以 “经术济世” 的才能推行变法，虽争议颇多，但仍被宋代士大夫视为 “俊乂” 代表。
明代：“知行合一” 为德，“务实致用” 为才
王阳明提出 “知行合一”，主张 “德” 与 “行” 统一，贤才需 “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传习录》），如海瑞 “布袍脱粟，令老仆艺蔬自给”（《明史?海瑞传》），不仅 “廉洁”（德），更以 “冒死上疏”（行）践行良知；“才” 的标准是 “务实致用”，反对空谈义理，如徐光启 “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明史?徐光启传》），编着《农政全书》《崇祯历书》，将西方科技与中国实际结合，成为明代 “实学贤才” 的典范。
宋明的 “俊乂” 标准，本质是 “适配君主专制强化需求”—— 通过 “心术” 标准强化对贤才的思想控制，同时通过 “家国同构” 将贤才的个人理想与王朝治理绑定，使 “俊乂” 成为 “忠君、忧国、利民” 的统一体。
二、“密勿” 的实践：贤才群体的治国作为
“密勿” 即勤勉笃实，是 “俊乂” 从 “理想标准” 转化为 “治理实效” 的关键。中国古代贤才群体的 “密勿” 实践，并非单一的 “努力工作”，而是围绕 “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文化传承” 四大核心领域，形成系统性的治理行动，不同朝代的贤才群体虽面临的问题不同，但 “勤勉务实” 的本质一致。
1. 政治治理：勤勉辅政，革除弊政
政治领域的 “密勿”，核心是 “辅佐君主、整顿吏治、化解危机”，贤才群体通过日复一日的勤勉，将治国理念转化为具体政策，维护政治稳定：
汉代萧何：“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 的后勤之勤
萧何作为刘邦的丞相，其 “密勿” 体现在 “务实后勤” 与 “制度建设”：楚汉战争期间，刘邦 “数失军遁去”，萧何始终 “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史记?萧相国世家》），不仅 “转漕给军，未尝乏绝”（勤勉保障粮草），还 “为法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勤勉构建制度）；刘邦称帝后，萧何又 “采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汉书?刑法志》），奠定汉代法律基础。史载萧何 “日理万机，夜以继日”，甚至 “贱买民田宅数千万” 以自污名节，避免刘邦猜忌，其勤勉既为汉朝稳定奠基，也体现 “俊乂” 的政治智慧。
唐代房玄龄：“孜孜奉国，知无不为” 的辅政之勤
房玄龄为唐太宗宰相，其 “密勿” 体现在 “细致辅政” 与 “人才选拔”：贞观年间，房玄龄 “夙兴夜寐，尽心竭节”（《旧唐书?房玄龄传》），每次上朝 “必言于上前，退而削草，类皆焚之”（勤勉处理奏章，且不留底稿以防泄密）；他还主持修订《唐律疏议》，简化刑法，使 “贞观四年，断死刑二十九人，几致刑措”（《新唐书?刑法志》）；更重要的是，房玄龄 “闻人有善，若己有之”，先后举荐杜如晦、褚遂良等贤才，形成 “贞观之治” 的贤才群体。唐太宗评价其 “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实则源于其数十年如一日的勤勉。
明代张居正：“一条鞭法” 的改革之勤
张居正任内阁首辅时，面对明中期 “财政枯竭、吏治腐败” 的危机，以 “密勿” 推动改革：为推行 “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杂税合并为一条，按田亩征收银两），张居正 “不辞辛劳，遍历州县”（《明史?张居正传》），亲自核查土地，制定细则；为整顿吏治，推行 “考成法”，要求 “月有考，岁有稽”，自己则 “夙兴夜寐，批阅奏章至深夜”，甚至 “父丧期间，夺情起复”，坚守岗位。虽改革遭保守派反对，但张居正的勤勉使明朝 “太仓粟可支十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明史?食货志》），暂时扭转了衰势。
政治领域的 “密勿”，本质是 “贤才群体对治理细节的把控”—— 从制度设计到政策执行，从人才选拔到危机应对，均需通过持续的勤勉，将 “好理念” 转化为 “好效果”，这是 “俊乂” 区别于 “空谈者” 的核心特质。
2. 经济民生：勤勉兴利，体恤百姓
经济民生领域的 “密勿”，核心是 “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应对灾荒”，贤才群体通过深入基层、务实施策，将 “治国” 与 “利民” 结合，夯实国家安定的经济基础：
战国李悝：“尽地力之教” 的富民之勤
李悝任魏国相时，为解决 “粮荒” 问题，推行 “尽地力之教”：他 “躬身田间，观察农时”（《汉书?食货志》），根据土地质量（上田、中田、下田）制定不同的种植方案，要求 “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多种作物种植，应对灾荒）；还创立 “平籴法”，在丰收时 “以平价收购粮食”，饥荒时 “以平价出售”，避免粮价波动。李悝的勤勉使魏国 “尽地力，而强兵富国”（《史记?平准书》），不仅粮食产量提升，百姓生活也得到改善，为魏国成为战国首强奠定基础。
宋代范仲淹：“荒政三策” 的救灾之勤
范仲淹任杭州知州时，恰逢 “浙西大饥，殍殣枕路”（《宋史?范仲淹传》），他以 “创新荒政” 展现 “密勿”：其一，“大兴土木”，修建寺庙、官舍，雇佣饥民，以工代赈；其二，“鼓励宴游”，召集富商举办宴会，带动饮食、娱乐行业，增加就业；其三，“降低粮价”，吸引外地粮食流入，同时 “设粥棚，赈济老弱”。范仲淹的勤勉不仅使杭州 “民不流徙”，更开创了 “以工代赈” 的救灾模式，被后世效仿。他在《岳阳楼记》中 “先天下之忧而忧” 的情怀，正是通过救灾的具体勤勉实践体现。
清代林则徐：“兴修水利” 的利民之勤
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时，面对 “水患频发、农业歉收” 的问题，以 “治水” 为核心展开勤勉工作：他 “亲自勘察河道，绘制水利图”（《清史稿?林则徐传》），主持疏浚吴淞江、黄浦江，修建海塘；为解决资金问题，“带头捐俸，劝说富商捐款”，同时 “严格监督工程质量，日夜巡查工地”；还编写《畿辅水利议》，提出 “北方种稻” 的方案，试图改善北方农业。林则徐的勤勉使江苏 “水患减少，农业丰收”，百姓称其 “林公治水，功在千秋”。
经济民生领域的 “密勿”，本质是 “贤才群体对百姓需求的回应”—— 治国的根本是 “安民”，而安民需通过勤勉解决 “吃饭、穿衣、救灾” 等实际问题，只有百姓安居乐业，国家才能真正安定，这正是 “多士寔宁” 的底层逻辑。
3. 文化传承：勤勉治学，教化人心
文化领域的 “密勿”，核心是 “整理典籍、传承思想、教化百姓”，贤才群体通过长期的学术积累与教育实践，构建文化认同，为国家安定提供思想支撑：
汉代刘向、刘歆：“校勘典籍” 的传学之勤
刘向、刘歆父子受汉成帝之命，整理皇家藏书，其 “密勿” 体现在 “细致校勘” 与 “系统分类”：刘向 “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汉书?艺文志》），对每部典籍都 “比对不同版本，纠正错漏”，历时 20 余年完成《别录》（中国最早的目录学着作）；刘歆继承父业，在此基础上编着《七略》，将典籍分为 “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建立中国古代典籍分类体系。父子二人的勤勉，使秦火后的先秦典籍得以保存，为儒家思想成为正统奠定了文献基础。
宋代朱熹：“编着典籍” 的传道之勤
朱熹为传承儒家思想，“一生勤勉治学，着作等身”（《宋史?朱熹传》）：他耗时数十年，编着《四书章句集注》，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为 “四书”，并逐句注释，使儒家思想更易传播；还主持修复白鹿洞书院，“亲自讲学，制定学规”，提出 “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培养了大批儒家学者。朱熹的勤勉使理学成为宋明时期的主流思想，构建了 “君臣、父子、夫妇” 的伦理秩序，对维护社会稳定产生深远影响。
清代纪晓岚：“编纂《四库全书》” 的汇典之勤
纪晓岚任《四库全书》总纂官时，“勤勉主持编纂，历时 13 年”（《清史稿?纪晓岚传》）：他 “亲自审阅每一卷，纠正错误，补充遗漏”，面对 “书籍繁多、版本复杂” 的问题，“日夜操劳，伏案疾书”；还主持编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每部书籍的 “作者、内容、价值” 进行总结，共收录书籍 3461 种、 卷。纪晓岚的勤勉使《四库全书》成为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虽编纂过程中存在 “禁毁异端书籍” 的问题，但仍对文化传承起到重要作用。
文化领域的 “密勿”，本质是 “贤才群体对精神秩序的构建”—— 通过整理典籍、传播思想、教化百姓，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与伦理规范，使 “国家安定” 不仅是 “政治稳定”，更是 “人心安定”，这是 “多士寔宁” 的深层逻辑。
三、“多士寔宁” 的逻辑：贤才群体与国家安定的关系
“多士寔宁” 并非简单的 “贤才多则国家安”，而是蕴含 “数量 - 质量 - 制度” 三重逻辑：“多士” 需是 “俊乂”（质量），需通过 “密勿” 发挥作用（实践），更需通过制度保障 “多士” 的产生与任用（制度）。只有三者结合，才能实现 “寔宁”。通过正反案例对比，可更清晰把握这一逻辑。
1. 正面案例：贤才群体集聚与盛世形成
中国古代的 “盛世”（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均以 “多士集聚” 为重要特征，贤才群体通过 “密勿” 实践，形成治理合力，推动国家安定繁荣：
贞观之治：“房谋杜断，魏徵直谏” 的贤才合力
唐太宗时期，形成了以房玄龄、杜如晦、魏徵、李靖、长孙无忌为核心的贤才群体：房玄龄 “善谋”（负责制度设计），杜如晦 “善断”（负责决策执行），二人 “同心辅政，相得益彰”（《旧唐书?房玄龄杜如晦传》）；魏徵 “善谏”，先后上谏 200 余事，如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贞观政要》），纠正唐太宗的失误；李靖 “善战”，北灭东突厥，西破吐谷浑，保障边境安全。这一 “多士” 群体各展所长、勤勉务实，使贞观年间 “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资治通鉴?唐纪》），成为 “多士寔宁” 的典范。
康乾盛世：“康熙举贤，雍正用贤” 的制度保障
康熙、雍正时期，通过制度设计吸引 “多士”：康熙开设 “博学鸿词科”，“广征天下贤才，不论出身”（《清史稿?选举志》），如朱彝尊、汪琬等文人因 “才学卓越” 被举荐，参与《明史》编纂；雍正推行 “摊丁入亩”“火耗归公”，需要大量懂经济、善吏治的贤才，如田文镜 “办事勤勉，清正廉洁”，被任命为河南巡抚，推行改革；鄂尔泰 “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稳定边疆。康雍时期的 “多士”，既包括文官、武将，也包括学者、技术人才，他们的 “密勿” 实践，使清朝 “疆域辽阔，经济繁荣，人口增长”，形成康乾盛世。
正面案例证明：“多士寔宁” 的核心是 “贤才群体的互补与协同”—— 单一贤才的作用有限，而 “多士” 通过 “分工协作、相互制衡”，既能覆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领域，又能避免 “个人专权”，形成稳定的治理结构，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
2. 反面案例：贤才凋零与王朝衰落
中国古代王朝的衰落（如东汉末年、南宋后期、明末），往往伴随 “贤才凋零”—— 或因君主昏庸、或因制度腐败、或因党争激烈，导致 “俊乂” 被排挤、“密勿” 无施展空间，最终国家陷入混乱：
东汉末年：“党锢之祸” 与贤才消亡
东汉后期，宦官与外戚专权，士大夫（贤才群体）因反对腐败，引发 “党锢之祸”：公元 166 年，李膺等 “党人” 因 “抨击宦官，匡扶社稷”（《后汉书?党锢列传》），被宦官诬陷 “结党营私”，逮捕入狱；公元 169 年，第二次党锢之祸爆发，窦武、陈蕃等贤才被杀，“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宦官一切指为党人”，死者百余人，牵连数千人。贤才凋零后，东汉朝政彻底腐败，“民不聊生，黄巾起义爆发”，最终导致三国乱世，印证了 “无多士则无寔宁”。
南宋后期：“排挤贤才” 与国家灭亡
南宋后期，面对蒙古入侵的危机，朝廷却陷入 “主和派与主战派” 的党争：主战派贤才如岳飞、韩世忠，“勤勉治军，抗击金兵”，却被主和派秦桧等诬陷 —— 岳飞 “精忠报国”，却以 “莫须有” 罪名被杀；韩世忠 “上疏反对和议”，被罢官赋闲。贤才被排挤后，南宋 “军备废弛，士气低落”，蒙古大军南下时，“无贤才可用，无军队可战”，最终 1279 年崖山海战，南宋灭亡。文天祥在《正气歌》中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正是对南宋贤才凋零的哀叹。
明末：“崇祯误杀贤才” 与王朝崩塌
崇祯帝虽有 “振兴明朝” 的志向，但多疑猜忌，导致贤才凋零：袁崇焕 “镇守辽东，多次击败后金”（《明史?袁崇焕传》），却被崇祯以 “通敌” 罪名凌迟处死；孙传庭 “镇压李自成起义，屡立战功”，却因崇祯 “催战过急”，兵败被杀；杨嗣昌 “提出‘四正六隅’之策”，试图平定起义，却因 “朝廷腐败，难以推行”，忧愤而死。贤才或被杀、或被逼死，明末 “无多士可用”，最终 1644 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灭亡。
反面案例证明：“贤才凋零” 是王朝衰落的 “预警信号”—— 当 “俊乂” 被排挤、“密勿” 无施展空间时，国家治理会出现 “无人做事、无人纠错、无人担责” 的困境，最终导致政治腐败、经济崩溃、军事失败，印证了 “多士” 是 “寔宁” 的必要条件。
3. 制度保障：“多士” 产生与任用的关键
“多士” 的集聚并非偶然，而是依赖制度保障 —— 中国古代通过选官制度（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考核制度（考成法、上计制）、激励制度（俸禄、爵位、荣誉），构建 “选贤、用贤、留贤” 的体系，为 “多士寔宁” 提供支撑：
选官制度：从 “举荐” 到 “考试”，拓宽贤才来源
察举制（汉代）打破 “贵族世袭”，使 “平民贤才” 有机会入仕；九品中正制（魏晋）虽后期被门阀垄断，但初期 “以家世、德行、才能为标准”，仍选拔了部分贤才；科举制（隋唐至明清）以 “考试” 为核心，“不问出身、唯才是举”，如唐代孟郊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登科后》），正是科举制下贤才得以晋升的写照。科举制使 “多士” 来源更广，形成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的流动机制，为国家提供持续的贤才储备。
考核制度：“奖勤罚懒”，激励 “密勿” 实践
汉代的 “上计制” 要求地方官 “每年向中央汇报政绩”，考核 “户口、垦田、赋税” 等指标，优异者晋升，低劣者罢官；唐代的 “考课法” 将官员考核分为 “四善二十七最”，“四善” 即 “德义有闻、清慎明着、公平可称、恪勤匪懈”，直接将 “密勿”（恪勤匪懈）作为考核标准；明代张居正的 “考成法” 要求 “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通过 “月考、岁考” 督促官员勤勉。考核制度使 “俊乂” 的 “密勿” 实践有了制度约束与激励，避免 “贤才变庸才”。
激励制度：“名实兼顾”，留住贤才
古代对贤才的激励既包括 “实利”（俸禄、土地），也包括 “虚名”（爵位、荣誉）：汉代对贤才 “赐爵关内侯，食邑千户”；唐代对贤相 “赠司空、谥号文贞”（如房玄龄）；宋代对学者贤才 “赐号国公，配享孔庙”（如朱熹）；明代对忠臣贤才 “建祠纪念，载入史册”（如海瑞）。这种 “名实兼顾” 的激励，使贤才 “既得物质回报，又获精神认同”，愿意长期 “密勿” 履职，为国家安定贡献力量。
四、历史局限与现代启示
“俊乂密勿，多士寔宁” 是中国古代治国经验的总结，但受限于 “君主专制” 的制度框架，仍存在历史局限；同时，其蕴含的 “重贤才、尚勤勉、求安定” 的思想，对现代社会治理仍有重要启示。
1. 历史局限：君主专制下的贤才困境
古代 “俊乂密勿，多士寔宁” 的核心局限，在于 “依赖君主个人意愿，缺乏制度独立性”：
贤才命运系于君主：“君明则贤才用，君昏则贤才亡”
如唐太宗 “从谏如流”，魏徵才能 “犯颜直谏”；而商纣王 “暴虐无道”，比干 “剖心而死”；崇祯帝 “多疑猜忌”，袁崇焕 “凌迟处死”。贤才能否被任用、能否发挥 “密勿” 作用，完全取决于君主的 “英明程度”，缺乏 “独立于君主意志之外的保护机制”，导致 “多士” 的集聚具有偶然性，“寔宁” 难以长期稳定。
选官制度的腐败：“制度好则选贤才，制度坏则选庸才”
察举制后期 “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抱朴子?审举》），被地方豪强垄断；九品中正制后期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晋书?刘毅传》），贤才被门阀排挤；科举制后期 “八股取士”，束缚思想，导致 “贤才” 沦为 “书呆子”，缺乏实际治理能力。制度的腐败使 “多士” 质量下降，“密勿” 实践沦为 “形式主义”，难以实现 “寔宁”。
贤才价值的工具性：“贤才为君主服务，而非为民众服务”
古代 “俊乂” 的 “密勿” 实践，核心目标是 “维护君主专制统治”，而非 “实现民众福祉”：如萧何的后勤之勤，是为刘邦夺取天下；张居正的改革之勤，是为明朝延续统治。贤才的 “利民” 往往是 “维护统治的手段”，而非 “最终目标”，这导致 “多士寔宁” 的 “宁”，是 “王朝的稳定”，而非 “民众的幸福”，存在价值局限。
2. 现代启示：贤才群体与现代社会治理
尽管存在局限，“俊乂密勿，多士寔宁” 的思想仍能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借鉴，核心是 “将古代贤才理念与现代制度结合”：
人才选拔：“德才兼备，不拘一格”
现代社会的人才选拔，应借鉴古代 “俊乂” 标准，既重视 “专业能力”（才），也重视 “道德品行”（德），如公务员考试既考 “行政能力”，也考 “申论”（考察政策理解与道德认知）；同时，打破 “学历、出身、年龄” 的限制，如 “人才引进政策” 面向全球招聘高端人才，“基层选拔制度” 从村干部、社区工作者中选拔优秀人才，实现 “多士” 集聚。
激励机制：“勤勉有回报，实干有前途”
现代社会应建立 “容错、激励、保障” 三位一体的机制，鼓励人才 “密勿” 实践：“容错机制” 允许人才在改革创新中犯错，避免 “因噎废食”；“激励机制” 通过 “绩效奖金、晋升通道、荣誉表彰”，奖励勤勉实干者，如 “年度优秀员工”“五一劳动奖章”；“保障机制” 通过 “医疗、住房、子女教育”，解决人才后顾之忧，让人才愿意 “长期奉献”。
治理目标：“以民为本，共同富裕”
现代社会的 “多士寔宁”，应超越古代 “维护王朝稳定” 的目标，以 “民众幸福、社会公平、共同富裕” 为核心：如 “乡村振兴” 需要农业、教育、医疗等领域的人才，深入基层 “勤勉工作”，改善农村民生；“科技创新” 需要科研人才 “刻苦钻研”，突破 “卡脖子” 技术，提升国家竞争力；“社会治理” 需要社区工作者、志愿者 “耐心服务”，化解矛盾，实现 “社会安定”。
结语：“俊乂密勿，多士寔宁” 的永恒价值
“俊乂密勿，多士寔宁” 跨越千年，仍能为我们提供启示：它告诉我们，国家的安定、社会的发展，最终依赖 “人的因素”—— 依赖 “德才兼备的贤才群体”，依赖 “勤勉务实的工作态度”，依赖 “人才辈出的制度环境”。
古代的 “俊乂” 虽受限于君主专制，但他们 “忧国忧民” 的情怀、“勤勉务实” 的精神，仍值得我们传承；现代社会的进步，需要更多 “新时代俊乂”—— 他们既有 “专业能力”，又有 “社会责任感”；既有 “创新思维”，又有 “实干精神”；既能 “独当一面”，又能 “协同合作”。
从古代的 “萧何、房玄龄、张居正”，到现代的 “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贤才群体始终是国家发展的 “核心动力”。传承 “俊乂密勿，多士寔宁” 的思想，构建 “人才辈出、人尽其才” 的现代制度，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这，正是这八字命题留给我们的永恒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