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总摄国政、支撑帝国渡过最初危机之后，随着皇帝扶苏的病情进入一个相对稳定（尽管依旧虚弱）的漫长调养期，李斯肩头的压力稍减。然而，那萦绕心头的噩梦与对过往的反思，加之对帝国未来的深切忧虑，促使他做出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决定——他要将自己毕生的从政经验、治国理念以及对未来的思考，系统地整理出来，撰写成书，名曰《谏君书》！
这部着作，他计划分为十卷，并非为了沽名钓誉，亦非简单的政务总结。其核心目的，是写给未来的君主——无论是康复后的扶苏，还是可能继任的储君——的一份沉甸甸的政治遗嘱与治国方略。他深感人生无常，自己年事已高，又历经惊险，必须趁着自己尚清醒、精力尚存之时，将一生的智慧结晶留存下来。
他利用处理政务的间隙，在夜深人静之时，于上林苑行营那摇曳的烛光下，铺开轻便的“秦纸”，提笔蘸墨，开始了这项浩大而神圣的工程。烛火在他布满皱纹却依旧锐利的眼眸中跳动，映着纸面上渐次铺陈的墨迹。他的神情专注而肃穆，仿佛不是在书写，而是在进行一场与未来帝王的隔空对话，一字一句，皆凝聚着数十载宦海沉浮的血泪与彻悟。
《谏君书》的构思极为宏大。十卷内容，计划涵盖为君之道、御臣之策、富国之方、强兵之要、律法之基、民生之本、教化之途、边患之虑、权变之机、身后之虑等十大方面。他不仅要阐述法家强国、集权、法治的核心思想，更要融入他这些年来对儒家仁政、道家无为、墨家实用等学派思想的借鉴与思考，尤其是结合昭德新政推行以来的实践经验与教训。
第一卷《为君之道》，他开宗明义，论述人主当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君王须有囊括四海之胸襟，也需有明察秋毫之智识；既要持守法度之威严，亦需怀揣体恤万民之仁心。他结合始皇帝晚年的刚愎与扶苏即位初期的艰险，详述了帝王心术平衡的重要性。
第二卷《御臣之策》，则深入剖析朝堂生态。他将群臣比作林木，良莠不齐，人君需善辨忠奸，既要用术、任势以控驭，也需设官分职、明定赏罚以尽其才。李斯回想自己与赵高、冯去疾等人的周旋，下笔尤为沉痛，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权力制衡的深刻洞察。
第三卷《富国之方》与第四卷《强兵之要》，他系统总结了商鞅变法以来的耕战政策，强调农桑为本、仓廪充实乃国力之基，同时论述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主张巩固边防与慎用武力并重，反思了连年征伐对国力的损耗。
第五卷《律法之基》，是他作为法家代表的核心论述。但他并未一味推崇严刑峻法，而是强调“法”为公器，应力求公允明晰，使民知所趋避，其根本目的在于“去乱止奸”，而非以刑为威。他结合秦律实施中的得失，提出了若干修订的思考。
第六卷《民生之本》，笔触转向寻常百姓。他论述了轻徭薄赋、爱惜民力之于王朝长治久安的决定性意义，甚至触及了抑制土地兼并等敏感议题，显露出其思想中超越纯粹法家的务实与深远。
第七卷《教化之途》，探讨了除了法令约束之外，移风易俗、引导民心的重要性。他主张在尊奉法度的前提下，兼容并蓄，引导学术，使文教服务于治国，流露出对统一思想与学术自由之间张力的思考。
第八卷《边患之虑》，基于他对匈奴、百越等问题的长期关注，系统阐述了他的边防战略与民族羁縻策略，强调攻守兼备，以实力为后盾，辅以怀柔，谋求长远安定。
第九卷《权变之机》，专论应对突发危局与政治变乱的策略。李斯以沙丘之谋、咸阳宫变等亲身经历为鉴，详述了在非常时期如何稳定局势、辨别真伪、果断处置，可谓其政治智慧中最为隐秘而关键的部分。
第十卷《身后之虑》，作为压卷之作，语重心长。他告诫后世之君，需早定国本，善择辅政，为自己身后权力交接的平稳铺路，避免主少国疑、权臣乱政的悲剧重演。这既是对帝国的深远谋划，也似是对自身身后名的某种隐忧与寄托。
这十卷书，将不仅仅是他李斯个人政见的汇总，更是一个时代政治智慧的浓缩。他希望通过此书，能让后来的君主明白，治国并非一味严刑峻法，也非空谈仁德，而在于审时度势，刚柔并济，平衡各方，最终达到富国强兵、长治久安的目的。夜复一夜，烛泪堆叠，墨迹渐厚，这项孤独而浩繁的着述，无疑成了李斯对自己一生政治生涯的终极总结与灵魂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