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诏书，以八百里加急的速度，由信使携带着，如同挣脱了牢笼的鹰隼，飞向帝国的每一个郡、每一个县。诏书上的文字，是李斯亲手厘定的小篆，每一笔都透着不容置疑的决绝。这道旨在“革除”已延续“百年”、根深蒂固的“陋习”的明诏，像一块巨石投入沉寂的湖面，在社会各个层面都激起了巨大而深远的波澜，其过程虽有曲折回流，但大势所趋，如江河入海，不可逆转。
在广大的底层百姓中，这道诏令赢得了发自内心的拥护和感激。消息传到闾左穷乡，那些终年与黄土为伴的农夫、在市井中艰难求生的工匠，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对于无数贫寒之家而言，家中那点微薄的希望——可能是健壮的儿子，或是灵巧的女儿，不再会因为贵族老爷们一句轻飘飘的遗命，就被夺去鲜花般年轻的生命，填入那黑暗冰冷的墓穴，这无疑是上天赐下的恩德，是皇帝陛下如日月般光辉的仁政。各郡县的城门口，诏书张贴之处，往往被围得水泄不通。即使许多人不识字，也会聚精会神地聆听官吏的宣读。当听到“永绝以活人殉葬”、“敢有违逆者，主谋弃市，家属徙边”等斩钉截铁的字句时，人群中总不免泛起一阵压抑不住的骚动。许多白发苍苍的老者激动得用粗糙的手掌抹去眼角的浊泪，喃喃念着儿孙的名字；妇人们更是抱在一起，低声啜泣，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人们纷纷朝着帝都咸阳的方向，虔诚地叩拜，山呼“陛下万岁”之声，发自肺腑，响彻云霄。这道诏书，让以往高高在上、威严莫测的皇权，第一次以“仁德”守护者的形象，如此真切地与普通庶民的身家性命联系在了一起，极大地增强了底层对帝国的认同与归附。
在地方上的中小官吏和军功地主阶层，反应则颇为复杂微妙。他们中不乏有远见者，如一些郡县的循吏和靠军功获得田宅的爵爷，能够冷静地看到诏令背后深意：废止人殉，可保全劳力，利于垦殖，更能安抚民心，对增殖人口、稳定社稷有长远益处，故而公开表示支持。然而，也有一些乡里大族、地方豪强，家族中曾出过官吏，或积累了些许财富，原本还存着心思，待族中长辈去世时，循旧例殉葬一两名婢仆家僮，以“彰显孝道”或“维护体面”，如今在“弃市”的严刑峻法威慑下，不得不彻底打消此念。他们在私下宴饮时，或会抱怨皇帝管得太宽，叹息“古风不存”，但面对朝廷明诏和虎视眈眈的监御史，无人敢公开表露不满，更无人敢以身试法，挑战皇帝的权威。
真正的阻力和暗流，涌动于部分宗室勋贵和思想顽固的旧贵族之中。这些人世代簪缨，自诩血统高贵，将人殉视为维护身份等级、遵循《礼记》所载古礼（尽管其理解往往有偏）的重要标志，甚至是一种特权。诏令的颁布，让他们感到了极大的不适与抵触。在一些深宅大院内的私密聚会中，不乏有宗室元老捶胸顿足，哀叹“礼崩乐坏”，或有名儒宿老摇头晃脑，指责此举“违背祖制”、“不敬鬼神”，会使祖先在地下无人侍奉。个别权势熏天、封地广阔的宗室王侯，自恃身份特殊，甚至试图阳奉阴违，或暗中串联，上书朝廷，以“尽孝”、“守礼”为由，引经据典，恳请皇帝对宗室勋贵网开一面，允许“自愿”从死等变通形式的存在，以期保全这“高贵”的传统。
然而，皇帝和李斯对此种反应早有预料，并布下了天罗地网。皇帝的态度，通过一道道批复发出的谕旨，表现得极其强硬，没有丝毫转圜余地。对于任何求情或变通的提议，一律严词驳回，并再次申明“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无论尊卑，一律同罪”的铁律。他甚至以雷霆手段，迅速处置了几个在诏令下达后，仍依仗天高皇帝远，试图秘密准备殉葬事宜的远方宗亲。虽因宗室身份未至处死，但也给予了削去爵位、没收部分封地、终身圈禁的严厉惩罚，并将他们的罪状明发天下，以儆效尤。与此同时，丞相李斯则通过其严密掌控的官僚体系，向各郡守、县令下达死命令，要求他们必须将诏令宣谕至每一个亭里，执行务求彻底，并派出了精干的御史属官，秘密前往各地巡查。一旦发现执行不力、敷衍塞责甚或包庇纵容的情况，无论官职高低，立即弹劾查办，绝不姑息。
在朝廷如此强大的意志和秦律森严的铁腕之下，那些起初还蠢蠢欲动的暗流与阻力，如同暴露在烈日下的薄冰，迅速消融、瓦解。没有人愿意，也没有人能够，为了一个正在迅速失去道德合理性的陈旧习俗，去挑战始皇帝说一不二的绝对权威，去触碰那柄悬于头顶、锋芒逼人的法律之剑。
更重要的是，这道诏令如同一股强劲的东风，开始潜移默化地吹拂、改变着帝国社会的观念土壤。官学中的博士们奉命向学子宣讲诏令的仁德之本；各地官吏在乡亭市集反复申明禁令的理由；民间更是口耳相传，将皇帝的这项德政编成歌谣传唱。一种新的意识——珍惜生命、反对滥杀——虽然还很微弱，但确实伴随着诏令的强力推行，开始在帝国内部悄然滋生、蔓延。越来越多人开始反思：将活生生的人埋入地下，陪伴死者，究竟是真正的“礼”和“孝”，还是彻头彻尾的残忍与荒谬？虽然这种反思远未达到普及的程度，尤其在上层社会仍有残留，但文明的种子，已然被这道诏令强行播下。
“革除百年陋习”的过程，绝非一蹴而就，其背后深植的观念坚冰，要彻底消融无疑需要更长的时间。但在法律层面和由朝廷主导的主流舆论上，活人殉葬这一绵延数百年的野蛮习俗，在秦帝国的广阔疆域内，已然被彻底否定和禁止。这道由李斯洞察时弊而发起、经皇帝以无上权威力推的诏令，如同一位手持开山巨斧的巨人，凝聚了整个国家的力量，奋力劈开了笼罩在帝国上空数百年的、名为“传统”与“习俗”的厚重阴云。一缕代表着文明、秩序与仁德的阳光，终于得以穿透黑暗，照射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这不仅将无数即将无辜逝去的生命从坟墓边缘拉回，更在帝国年轻而强健的肌体上，刻下了一道迈向更加开化、更加理性的时代的深刻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