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第六十五章：郑月波狱中受刑与王志固情报验证（1938年7月10日）
1938年7月10日的上海，暑气像一张浸了水的棉絮，沉甸甸地压在租界与华界的每一寸土地上。虹口区东宝兴路附近的日军宪兵队看守所，灰色的砖墙在毒辣的日头下泛着冷硬的光，墙头上架着的铁丝网缠着锈迹斑斑的刺，风一吹，铁丝与刺碰撞出细碎的“哗啦”声，混着墙内偶尔传来的闷响，在寂静的街道上格外刺耳。
看守所地下审讯室的铁门被推开时，带着铁锈味的潮湿空气裹着一股焦糊味扑面而来。郑月波被两个日特架着胳膊拖进来，他的棉布衬衫早已被汗水、血水浸透，贴在消瘦的脊背上，每走一步，脚踝上的镣铐就“哐当”响一声，在空荡荡的审讯室里撞出回声。他的头发凌乱地贴在额前，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的下巴上沾着干涸的血渍，嘴唇干裂得像是要渗出血来——这已经是他被捕后的第三天，也是日特对他动用重刑的第二天。
审讯室中央摆着一张铁制的刑床，床脚焊死在水泥地上，床沿上还残留着暗褐色的血迹。刑床旁边的铁架上挂着各式各样的刑具：带倒刺的皮鞭、烧得通红的烙铁、缠绕着电线的电击器，还有几只玻璃罐，里面泡着不知名的液体，罐壁上凝着水珠，顺着罐身缓缓往下淌，在地面积成一小滩水渍。审讯桌后，日军特高课课长松井雄一正端着一杯热茶，袅袅的热气模糊了他脸上的表情，他身后站着两个穿着黑色制服的日特，手里握着橡胶棍，眼神像饿狼一样盯着郑月波。
“郑桑，”松井雄一放下茶杯，指尖在桌面上轻轻敲击着，声音里带着刻意放缓的语调，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压迫感，“我们已经谈了两天了。你是个聪明人，应该知道抵抗没有任何意义。只要你说出你们的据点在哪里，还有你联系的其他人，皇军可以保证你的安全，甚至给你荣华富贵。”
郑月波被日特按在刑床上，手腕和脚踝被粗铁链牢牢锁在床架上，铁链收紧时，冰冷的金属硌得他骨头生疼。他缓缓抬起头，布满血丝的眼睛看向松井雄一，嘴角扯出一抹惨淡的笑：“荣华富贵？松井课长，你们日本人的荣华富贵，是用中国人的血堆起来的，我郑月波不稀罕。”
“看来郑桑还是不愿意配合。”松井雄一的脸色沉了下来，他朝身后的日特抬了抬下巴，“既然如此，那就让郑桑再‘清醒’一下。”
站在左侧的日特立刻上前，从铁架上取下那把烧得通红的烙铁。烙铁头泛着刺眼的橘红色，靠近时，一股灼热的气浪扑面而来，空气中的焦糊味瞬间变得浓烈起来。郑月波的身体本能地绷紧了，他死死咬着牙，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但眼神里没有丝毫畏惧，只有一丝决绝。
“说不说？”日特将烙铁举在郑月波的胸口前，粗哑的声音里带着威胁。
郑月波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再睁开时，目光依旧坚定：“我已经说了，我只和张啸林先生的亲信单线联系，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他说的“张啸林”，是上海青帮的老牌大亨，此时虽未公开投敌，但与日军早有勾结，日特对他多少有些顾忌。郑月波故意将自己的“关系”往张啸林身上扯，就是想利用这层微妙的关系拖延时间，同时保护真正的组织和战友。
日特见他不肯松口，眼中闪过一丝狠厉，猛地将烙铁按在了郑月波的胸口。“滋啦——”一声刺耳的声响在审讯室里炸开，伴随着皮肉被灼烧的焦糊味瞬间弥漫开来。郑月波的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喉咙里发出一声压抑的闷哼，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滚落，砸在刑床上，溅起细小的水花。他的胸口传来钻心的疼痛，像是有无数根烧红的针在同时扎进肉里，又像是一团烈火在胸腔里燃烧，顺着血管蔓延到四肢百骸。
“啊——”剧痛让郑月波忍不住喊出了声，但他很快咬住了嘴唇，将剩下的呻吟咽了回去。他的意识开始有些模糊，眼前闪过战友们的脸庞，闪过组织交代任务时的场景，他在心里一遍遍地告诉自己：不能说，绝对不能说，一旦说了，无数战友的性命就会毁在自己手里。
松井雄一走到刑床前，蹲下身，盯着郑月波的眼睛：“郑桑，很疼吧？只要你说出来，这一切就都结束了。”
郑月波艰难地转动眼球，看向松井雄一，嘴角渗出血丝，却依旧倔强地说：“我……我说的都是实话……除了张啸林的亲信……我谁都不认识……”
松井雄一脸色铁青，猛地站起身，一脚踹在刑床上：“继续！我就不信他能撑到最后！”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审讯室里的惨叫声、刑具碰撞声、皮肉灼烧声此起彼伏。日特换了一种又一种刑具，先是用带倒刺的皮鞭抽打他的后背，每一鞭下去，都能撕裂一片皮肉，鲜血顺着刑床的缝隙往下滴，在地面积成一滩暗红色的血泊；接着又用电击器，将电线夹在他的手指上，按下开关时，强烈的电流瞬间贯穿全身，郑月波的身体不受控制地抽搐着，牙齿咬得咯咯作响，好几次都晕了过去，但每次都被冷水泼醒，继续承受酷刑。
即便如此，郑月波始终没有松口。他知道，自己多坚持一秒，组织就多一分安全，战友们就多一分转移的时间。他一次次地重复着那套说辞，将所有的“关系”都推到张啸林的亲信身上，哪怕日特用更残忍的刑具折磨他，哪怕他的意识已经濒临崩溃，他也没有泄露任何关于组织据点和其他战友的信息。
与此同时，在看守所另一侧的牢房里，王志固正贴着冰冷的铁栏杆，竖着耳朵听着远处审讯室传来的动静。他是三天前和郑月波一起执行任务时被捕的，只不过因为他伪装成了普通的商贩，日特暂时没有对他动用重刑，只是将他关在牢房里，偶尔提审几次，盘问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
但王志固并没有放松警惕。他知道，日特迟早会发现他的真实身份，所以他一直在暗中观察着看守所的情况，留意着日特的动向。昨天晚上，他趁着看守换班的间隙，偷偷听到两个日特在走廊里交谈，说“明天会有大鱼上钩，是来救那个姓郑的”，还说“已经在看守所周围布好了埋伏，就等他们自投罗网”。
王志固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他立刻就猜到，日特说的“大鱼”，肯定是组织派来营救郑月波的行动组。他知道组织里负责营救任务的是孙亚兴行动组，一共有九个人，都是经验丰富的老队员，但日特已经提前设伏，要是行动组真的来了，肯定会中埋伏。
他急得在牢房里团团转，想要想办法把消息传出去，但牢房里除了铁栏杆就是水泥墙，根本没有任何可以传递消息的途径。他试着和隔壁牢房的犯人说话，可隔壁的犯人要么是吓得不敢出声，要么就是被日特收买了，根本不理他。他又试着故意制造动静，吸引看守的注意，想趁看守进来的时候偷偷传递消息，可看守只是不耐烦地用橡胶棍敲了敲铁栏杆，警告他“再闹事就毙了他”，根本不给任何靠近的机会。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王志固的心里越来越急。他知道，孙亚兴行动组很可能会在今天行动，因为按照组织的计划，营救行动原本就定在7月10日。他只能在心里祈祷，希望行动组能发现异常，不要中了日特的埋伏。
然而，事与愿违。当天下午三点多，看守所外突然传来几声枪响，紧接着就是一阵混乱的脚步声和喊杀声。王志固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孙亚兴行动组还是来了。
他紧紧抓住铁栏杆，透过栏杆的缝隙往外看。只见几个穿着便衣的人冲进了看守所的大门，手里拿着枪，朝着看守的日特射击。但很快，从看守所的各个角落就冲出了大量的日特，他们手里拿着机枪，朝着行动组的人疯狂扫射。行动组的人虽然顽强抵抗，但因为日特早有埋伏，火力又比他们强得多，很快就陷入了被动。
王志固看到孙亚兴举着枪，掩护着其他队员撤退，可就在他转身的时候，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肩膀，他踉跄了一下，倒在了地上。其他队员想要冲过去救他，却被日特的火力压制得抬不起头。紧接着，又有几个队员相继中弹，剩下的队员也被日特包围了起来，最终全部被捕。
王志固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他用力地捶打着铁栏杆，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友们被日特押走。他知道，落在日特手里，等待他们的将会是和郑月波一样的酷刑，甚至可能会丢掉性命。
混乱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平息下来。日特开始清点人数，整理现场。王志固趁着看守不注意，悄悄挪到了牢房的角落里，那里有一块松动的水泥块，是他之前无意中发现的。他用手指抠着水泥块，一点点地将它抠下来，露出了一个小小的洞口——这个洞口很小，只能容一个人勉强钻过去，而且连接着看守所后面的一条小巷，是他之前观察了很久才找到的逃生通道。
他知道，这是他唯一的逃生机会，也是唯一能把消息传递出去的机会。他等到天黑之后，趁着看守换班的间隙，用事先藏起来的一根铁丝，撬开了牢房的锁（这根铁丝是他之前在打扫牢房时偷偷藏起来的，原本是想用来撬开手铐，没想到现在派上了用场）。然后，他迅速钻过那个小小的洞口，沿着小巷一路狂奔。
夜色中的上海，到处都是日军的岗哨和巡逻队。王志固不敢走大路，只能在小巷里穿梭，尽量避开日军的视线。他的衣服被划破了好几处，身上也沾满了灰尘和泥土，但他丝毫不敢停下脚步。他知道，自己必须尽快赶到令狐靖远那里，把武汉兵工厂爆破时间的情报和孙亚兴行动组被捕的消息告诉令狐靖远。
武汉兵工厂爆破时间的情报，是他在被捕前从一个日军俘虏口中得知的，当时他还没来得及传递给组织就被捕了。在狱中，他又通过和其他被捕的抗日志士交流，确认了这个情报的真实性——日军计划在7月20日对武汉兵工厂进行爆破，目的是摧毁中国军队的武器补给基地，削弱中国军队的战斗力。
他一路狂奔，跑了将近两个小时，才终于赶到了令狐靖远在法租界的秘密联络点——一家名为“福源祥”的绸缎铺。绸缎铺的老板姓周，是组织里的老交通员，专门负责掩护令狐靖远的工作。
王志固敲了敲绸缎铺的后门，按照约定的暗号，轻轻喊了一声：“周老板，我来买一匹杭州的丝绸。”
后门很快被打开，周老板看到王志固浑身是伤、气喘吁吁的样子，赶紧把他拉了进去，关上门，压低声音问：“你是谁？出什么事了？”
“周老板，我是王志固，是令狐处长的人。”王志固喘着粗气说，“我有重要情报要向令狐处长汇报，还有孙亚兴行动组……他们全都被捕了……”
周老板一听，脸色立刻变得严肃起来。他知道孙亚兴行动组的任务，也知道王志固是组织里的情报员。他赶紧把王志固带到绸缎铺二楼的一个房间里，给了他一杯水，然后说：“你先在这里等着，我马上联系令狐处长。”
大约半个多小时后，令狐靖远赶到了绸缎铺。他穿着一身灰色的中山装，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看起来温文尔雅，但眼神里却透着一股锐利的光芒。他一走进房间，就看到了坐在椅子上、浑身是伤的王志固，立刻快步走了过去，问道：“王志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孙亚兴行动组怎么了？”
王志固看到令狐靖远，像是看到了救星一样，激动地站起来，却因为伤势太重，踉跄了一下。令狐靖远赶紧扶住他，让他坐下。王志固定了定神，把自己在狱中听到的日特设伏的消息、孙亚兴行动组营救郑月波时被捕的经过，以及武汉兵工厂爆破时间的情报，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令狐靖远。
“你说日军计划在7月20日爆破武汉兵工厂？”令狐靖远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他之前已经从一份截获的日军残片情报中得知了武汉兵工厂可能会遭到袭击的消息，但残片情报上只提到了“7月下旬”，没有具体的日期。现在王志固的情报正好和残片情报吻合，这说明日军的爆破计划是真实的，而且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了。
“是的，令狐处长，”王志固肯定地说，“我在狱中确认过好几次，这个情报绝对可靠。日军已经开始秘密调动兵力，准备实施爆破计划了。”
令狐靖远点了点头，沉思了片刻，然后立刻做出了部署：“周老板，你马上联系余玠电讯组，让他们从现在开始，24小时不间断监测武汉方向的电波，一旦发现任何异常信号，立刻向我汇报，确保提前预警。”
“是，令狐处长。”周老板立刻转身出去联系余玠电讯组。
令狐靖远又看向王志固，说道：“王志固，你这次立了大功。你受了这么重的伤，先在周老板这里休养一段时间，等伤势好转了，再加入情报分析组，协助我们分析日军的情报。”
“谢谢令狐处长。”王志固感激地说，他知道，令狐靖远不仅没有因为他被捕而责怪他，还给他安排了休养和工作，这让他心里充满了温暖。
令狐靖远拍了拍王志固的肩膀，说道：“你好好休息，安心养伤。孙亚兴行动组的事，我会想办法处理的。武汉兵工厂的安全，就全靠我们了。”
说完，令狐靖远又叮嘱了周老板几句，让他好好照顾王志固，然后便匆匆离开了绸缎铺，赶去部署协防武汉兵工厂的任务。他知道，时间已经不多了，必须尽快派队员去武汉，协助当地的抗日力量做好防御准备，确保武汉兵工厂的安全。
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立刻召集了三名经验丰富的队员，向他们下达了任务：“你们三个，立刻出发去武汉，协助当地的情报站和抗日武装，做好武汉兵工厂的协防工作。你们的任务是，摸清日军的动向，制定防御方案，一旦发现日军的爆破队伍，立刻组织反击，务必阻止他们的计划。”
“是，令狐处长！”三名队员齐声应道，然后立刻收拾行装，准备出发。
令狐靖远看着队员们离开的背影，心里暗暗下定决心：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要保住武汉兵工厂。武汉兵工厂是中国军队重要的武器补给基地，如果被日军炸毁，将会对中国军队的战斗力造成严重的影响，甚至可能会改变整个抗战的局势。
而此时，在日军宪兵队看守所的审讯室里，郑月波依旧在承受着酷刑。日特见他不肯松口，又换了一种新的刑具——将他的双手吊在房梁上，脚下垫着一块木板，然后一点点地抽走木板，让他的身体全部重量都集中在手腕上。手腕被铁链勒得通红，几乎要断裂，剧烈的疼痛让郑月波一次次地晕过去，但每次醒来后，他依旧不肯松口。
松井雄一看着眼前这个“硬骨头”，心里既愤怒又有些敬佩。他从事特高课工作多年，见过无数的抗日志士，但像郑月波这样，承受了如此残酷的酷刑，却依旧不肯泄露任何情报的人，还是少数。
“郑桑，你真的不后悔吗？”松井雄一再次问道，“只要你说出据点的位置，我可以立刻放了你，还可以给你一笔钱，让你离开上海，过安稳的日子。”
郑月波艰难地睁开眼睛，看着松井雄一，嘴角露出一丝嘲讽的笑：“后悔？我郑月波这辈子，最不后悔的就是加入抗日组织，最不后悔的就是和你们这些侵略者作对。想要我出卖组织，出卖战友，除非我死！”
松井雄一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他知道，无论再用多少酷刑，都不可能从郑月波嘴里得到任何情报了。他朝着身后的日特挥了挥手，说道：“把他带下去，严加看管，别让他死了。说不定以后还有用。”
日特将郑月波从房梁上放下来，拖着他往牢房走去。郑月波的身体已经虚弱到了极点，每走一步都像是在踩棉花，但他的眼神依旧坚定。他知道，只要自己还活着，就还有机会，就还能为抗日事业做贡献。
而在看守所的另一个牢房里，孙亚兴和其他几名被捕的队员也正在承受着酷刑。日特逼问他们组织的据点和其他战友的信息，但他们和郑月波一样，始终不肯松口。最终，有五名队员因为伤势过重最终，有五名队员因为伤势过重，在连续三天的酷刑折磨下没能撑过去，永远倒在了审讯室冰冷的水泥地上。他们的指甲被生生拔去，肋骨被皮鞭抽断，浑身布满了烙铁与电击留下的焦黑印记，哪怕到了生命最后一刻，牙关依旧咬得死死的，没让日特从他们口中撬走半个与组织相关的字。剩下的四名队员虽侥幸存活，却也被折磨得不成人形，手腕与脚踝的镣铐深深嵌进皮肉，伤口化脓发臭，每一次呼吸都牵扯着断裂的筋骨，疼得浑身抽搐，可他们看向日特的眼神里，依旧燃着不肯熄灭的恨意。
负责看守的日特见实在榨不出有用的信息，便将他们扔进了最阴暗潮湿的地牢。地牢里满是霉味与鼠蚁，唯一的通风口只够漏进一丝微弱的光，地面上积着没过脚踝的污水，冰冷刺骨。孙亚兴靠在潮湿的墙壁上，忍着肩膀被子弹击穿后又遭酷刑撕裂的剧痛，用仅能活动的手指，轻轻碰了碰身边昏迷的队员的脸颊，低声呢喃：“撑住……咱们还没看到鬼子滚出中国，不能就这么认输……”他的声音嘶哑得几乎听不清，却带着一股执拗的力量，像暗夜里的一点星火，勉强维系着残存队员的信念。
而此时，令狐靖远派往武汉的三名队员已悄然抵达汉口。他们乔装成走街串巷的货郎，推着装满针头线脑与小零食的木车，沿着武汉兵工厂周边的街巷缓慢穿行。兵工厂外围早已被日军便衣严密监视，街口的茶摊、巷尾的杂货铺，甚至墙根下晒太阳的“老汉”，眼神里都藏着不易察觉的警惕。队员们一边吆喝着招揽生意，一边悄悄用眼角余光记录日军的布防——东门有两名挎着步枪的日军哨兵来回踱步，每隔十分钟便会交换一次位置；西门外停着两辆军用卡车，车旁围着五六个日军，正低头清点着什么，卡车车厢上盖着帆布，隐约能看到里面露出的黑色枪管；厂区围墙顶端加装了铁丝网，每隔五十米就有一个岗哨塔，塔上的日军正用望远镜四处张望。
傍晚时分，三名队员借着收摊的机会，绕到兵工厂后方的一条僻静小巷，找到了当地情报站设在一家豆腐坊的联络点。豆腐坊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脸上布满皱纹，双手因为常年泡在水里而显得格外粗糙。他见队员们递来的暗号信物——一枚刻着“福”字的铜制纽扣，立刻将他们领进后院的柴房，关上房门后压低声音问：“令狐处长有什么交代？”
为首的队员从怀里掏出一张折叠整齐的油纸，小心翼翼地展开，纸上用铅笔标注着日军可能的爆破路线与协防重点：“令狐处长说，日军定在7月20日动手，具体时间还未摸清。我们的任务是协助你们摸清日军爆破队伍的动向，同时在兵工厂内部布防——这是我们根据截获的电波信号推测出的日军可能潜入的几个薄弱点，你看能不能想办法把这些信息传递给兵工厂里的地下党员？”
豆腐坊老板接过油纸，借着柴房里昏暗的油灯仔细看了一遍，眉头紧紧皱起：“兵工厂最近查得严，日军把所有进出的工人都搜得底朝天，连带进去的窝头都要掰开来检查。不过我有个远房侄子在厂里当维修工，负责检修机器电路，或许能让他趁着检修的时候，把信息带给地下党的同志。只是……这孩子胆子小，我得好好跟他说说，让他明白这事关兵工厂的安危，关着前线战士的武器补给，容不得半点退缩。”
队员点了点头，从随身的包袱里拿出三枚小巧的手榴弹与一把勃朗宁手枪，递给豆腐坊老板：“这些武器你先收着，若是遇到紧急情况，也好有个防身的东西。我们今晚就住在柴房，明天一早再去周边探探，争取把日军的布防摸得更清楚些。余玠电讯组那边会24小时监测电波，一旦有日军的动向，会立刻把消息传过来。”
豆腐坊老板接过武器，紧紧攥在手里，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你们放心，就算豁出我这条老命，也肯定把事办成。武汉兵工厂不能毁，这是咱们中国人最后的希望之一啊！”
与此同时，上海法租界“福源祥”绸缎铺的二楼房间里，周老板正小心翼翼地给王志固换药。王志固后背的皮肤被地牢里的碎石划开了好几道口子，加上之前受刑时留下的烫伤，伤口已经开始发炎，红肿得厉害。周老板用沾了盐水的棉布轻轻擦拭伤口，王志固疼得浑身一哆嗦，额头上瞬间冒出一层冷汗，却咬着牙没哼一声。
“王同志，你这伤得好好养着，可不能再动气了。”周老板一边给伤口敷上草药，一边叹着气说，“昨天我去街上买东西，听人说日军宪兵队那边又抬出了几具尸体，听说是抗日的志士，不知道是不是……”
王志固的身体猛地一僵，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周老板，你知道那些尸体是从哪个牢房抬出来的吗？是不是关押孙亚兴他们的地方？”
周老板摇了摇头，脸上满是无奈：“具体的我也不清楚，只看到日军用黑布裹着尸体，直接拉去郊外的乱葬岗了。我想过去看看，可日军看得紧，根本靠近不了。”
王志固闭上眼睛，两行泪水顺着眼角滑落，滴在枕头上，晕开一小片湿痕。他知道，那些尸体很可能就是孙亚兴行动组里没能撑过去的战友。他想起被捕前，孙亚兴还拍着他的肩膀说：“等这次营救成功，咱们一起去吃碗热乎的阳春面，再给家里写封信报平安。”可现在，那些鲜活的面孔，却可能已经变成了乱葬岗里无人认领的孤魂。
“孙组长他们都是好样的……”王志固哽咽着说，“他们没给组织丢脸，没给中国人丢脸……”
周老板拍了拍他的手背，安慰道：“你也别太难过，令狐处长已经在想办法营救剩下的同志了。他让我告诉你，等你伤势好一些，就去情报分析组报到，那里需要你这样了解日军动向的人。你把身体养好了，才能替牺牲的战友们多做些事，才能早点把鬼子赶出中国。”
王志固缓缓睁开眼睛，用力点了点头，眼神里的悲伤渐渐被坚定取代。他攥紧拳头，指甲深深嵌进掌心，在心里默念：“孙组长，兄弟们，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替你们完成未竟的事业，看着日军滚出咱们的国土，为你们报仇雪恨！”
深夜的上海，法租界的街道上早已没了行人，只有日军的巡逻车偶尔驶过，刺眼的车灯划破黑暗，留下一阵刺耳的引擎声。令狐靖远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手里捏着余玠电讯组刚刚传过来的电波监测报告。报告上显示，武汉方向的日军电波活动异常频繁，尤其是在深夜时分，有几股加密电波反复在兵工厂周边区域传输，虽然暂时无法破译具体内容，但从电波的频率与强度来看，日军很可能已经在调整爆破计划的细节。
他将报告放在桌上，拿起钢笔，在一张空白的纸上快速写下几行字：“武汉电讯监测需加强加密频段破解，令前线队员密切关注日军卡车动向，重点排查携带炸药的可疑车辆，务必在7月18日前摸清爆破队伍的具体路线。”写完后，他将纸条折好，装进一个信封，密封后交给身边的警卫员：“立刻把这个交给余玠，让他按照上面的要求调整监测方案，有任何新的发现，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警卫员接过信封，敬了个礼，转身快步离开。办公室里只剩下令狐靖远一人，他走到墙边，看着墙上挂着的中国地图。地图上，武汉的位置被红笔圈了出来，周边用虚线标注着日军可能的进攻路线。他伸出手指，轻轻抚过“武汉兵工厂”这几个字，眼神凝重。
武汉兵工厂不仅是中国军队最重要的武器生产基地，更是无数抗日将士的希望所在。一旦兵工厂被毁，前线将士的武器补给将陷入绝境，原本就艰难的抗战局势，将会变得更加岌岌可危。他身为军事委员会督察处少将处长，兼任战时特别情报处少将处长，无论如何都要守住这座“武器堡垒”，哪怕付出一切代价。
“7月20日……”令狐靖远低声呢喃，手指在地图上轻轻敲击着，“还有十天时间，必须在这十天里，做好万全的准备。”他的脑海里飞速闪过各种应对方案——加强兵工厂周边的布防、组织地下党员在厂区内部设置陷阱、拦截日军的爆破队伍、甚至做好最坏的打算，在日军靠近时主动转移重要的机器设备与图纸……每一个方案都伴随着风险，每一步都不能出错。
窗外的夜色更浓了，远处隐约传来日军巡逻车的警笛声，刺耳又嚣张。令狐靖远握紧了拳头，眼神里闪过一丝锐利的光芒。他知道，接下来的十天，将会是一场与时间赛跑、与死神较量的硬仗，但他绝不会退缩。为了牺牲的战友，为了千千万万的中国百姓，为了整个民族的未来，他必须赢，也只能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