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西独山镇上的暴动纪念馆原是徐家祠堂改建的。守馆的老徐头七十三了，耳朵有些背，左腿在朝鲜战场上吃过子弹，走路时木地板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像某种古老的计时器。
馆里最珍贵的是一杆红缨枪，标牌上写着“1929年立夏节暴动使用武器”。枪杆被岁月磨得发亮，暗红缨穗早已板结如血痂。它被锁在正厅最深的玻璃柜里，四周是发黄的资料照片，起义者们年轻的脸模糊在粗颗粒的相纸上。
事情是从去年立夏后开始的。
那夜闭馆后，老徐头照例巡馆。手电光柱扫过玻璃柜时，他看见红缨枪的枪尖在颤——极细微的颤，像蜻蜓翅膀在暴雨前的震颤。他凑近，老花镜几乎贴上玻璃。枪不动了。他以为是眼花了，可第二天清晨打扫时，发现柜内地面有极细的尘痕，仿佛枪柄曾微微转动过。
“老物件有灵性。”镇上老人说，“那枪饮过血，记得旧主。”
老徐头起初不信。他在战场上见过太多死亡，若每个亡魂都要回来，这世间早就挤不下了。可怪事渐多：深夜馆内会有极轻的脚步声，不是他的“咯吱”声，而是草鞋摩擦地面的“沙沙”声；有时会闻到淡淡的烟叶味，混杂着汗与血的咸腥；最离奇的是立秋那夜，他被一阵敲击声惊醒——不是敲门，是极有节奏的轻叩，像在用指尖敲打什么硬物。
他握着手电来到展厅，光束直射红缨枪。
枪缨在无风的玻璃柜内，正缓缓飘动。不是被气流带动的那种飘，而是仿佛仍系在奔跑的持枪者身后，每一缕穗丝都在向前挣。老徐头汗毛倒竖，他看见枪杆在玻璃反光中投下的影子，那影子在拉长、变形，渐渐勾勒出一个佝偻的人形轮廓。
“谁？”他哑声问。
影子停住了。空气里的烟叶味浓得呛人。
老徐头踉跄后退，木腿撞上展台，疼得他眼前发黑。再定睛时，一切如常。只有红缨枪静静陈列，枪尖指向正东——当年起义军攻打独山镇的方向。
此后他夜夜失眠。闭上眼，耳边就有细碎的声响：铜扣碰撞声、粗布摩擦声、还有压抑的喘息。他开始翻查馆藏资料，想找出这杆枪的来历。档案记载简略：“1929年5月6日，立夏节暴动，此枪为农民赤卫队队员所用，后在独山战斗中遗失，1951年于镇东老槐树下出土。”
可民间有另一则传说。老徐头从镇上最老的篾匠口中听说：用这枪的是个后生，叫栓子，不满十八岁。暴动那夜，他第一个翻进地主家院墙，红缨枪挑破了护院的喉咙。后来队伍被打散，栓子为掩护乡亲撤退，独守镇东桥头，身中七弹不倒。最后官军砍下他的头悬在桥头，身子却找不到了。有人说他持枪跪在桥头，成了石像；有人说他摸着黑爬回了老家，死在自家门槛上，枪就插在门边。
“那后生最遗憾的，”篾匠吐着烟圈说，“是没能冲进镇公所，扯下那面青天白日旗。他们原计划天亮前要让它换上红旗的。”
冬至夜，皖西下了三十年未见的大雪。供电中断，纪念馆陷入彻底的黑。老徐头点起煤油灯，昏黄的光在展厅里晃出幢幢鬼影。风从窗缝钻进来，呜咽如人泣。
他坐在红缨枪对面，忽然不怕了。
“栓子，”他对着玻璃柜说，“是你吗？”
没有回应。但煤油灯的焰心猛地拔高，又骤然低伏。
老徐头絮絮叨叨讲起来：讲他也是十七岁当的兵，讲他如何在长津湖冻掉三根脚趾，讲他回乡后发现当年暴动者的后代大多搬走了，只有这纪念馆还守着旧记忆。“我知道你不甘心，”老徐头声音发涩，“可如今独山镇很好，真的，柏油路通了，小学新建了三层楼……”
话音未落，整面玻璃柜剧烈震动起来！不是颤动，是近乎狂暴的摇晃，枪杆敲击着玻璃，发出“咚咚咚”的闷响。枪缨怒张如血瀑，每一缕都在疯狂甩动。煤油灯灭了。
绝对的黑暗里，老徐头听见了清晰的声音——年轻、沙哑、带着皖西口音：
“旗……旗……”
他猛地懂了。跌跌撞撞摸向储物间，翻出一面仿制的工农革命军军旗——那是去年党史活动用过的道具。他举着旗冲回展厅。
黑暗中，红缨枪静了下来。
老徐头颤抖着，开始唱他父亲教过他的歌谣，那首几乎被遗忘的立夏节暴动歌：“立夏节，暴动起，工农兵，要翻身……”他的声音嘶哑跑调，可每一个字都砸在展厅的寂静里。
当他唱到“红旗插遍大别山”时，玻璃柜内亮起了微光。不是反射的光，而是从枪杆内部透出的、温润如旧玉的微光。他看见枪缨彻底舒展开来，鲜红如初染，仿佛刚浸过晨露与热血。
“安息吧，”老徐头泪流满面，“你们要的旗，早插遍了。”
光渐暗下去。最后一丝微光熄灭前，他恍惚看见一个模糊的年轻身影，在玻璃反光中，对着他轻轻点了点头。
从此夜馆安宁。红缨枪再不颤动。只是每年立夏夜，若有细心人贴近玻璃，会闻到一丝若有若无的烟叶香——不是腐朽的气味，而是新鲜烟草在阳光下曝晒后的、带着土地气息的干爽芬芳。
老徐头仍守着他的馆。只是巡夜时，他常在那杆枪前驻足片刻，用软布细心擦拭玻璃柜上并不存在的灰尘。木腿“咯吱—咯吱—”的声响，在夜色中传得很远，像在与某种古老的回声，应和着同样的节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