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末年：王朝的衰落与变革（约黄帝纪年4100 - 4157年，公元前49 - 公元8年）
公元前49年的长安城，秋风卷着渭水的湿气，掠过未央宫的飞檐斗拱，落在刚即位的汉元帝刘奭的御案上。案头堆着的不是兵书策论，而是一摞摞用竹简编缀的儒家经典，《诗经》《尚书》的字句在晨光里泛着陈旧的竹黄。这位年仅二十七岁的皇帝，指尖划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的字样时，眼神里满是笃定——他要让大汉的天下，变成儒家典籍里描绘的那个礼义仁厚的理想国。
刘奭自小就和儒家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是汉宣帝的嫡子，却没继承父亲那套“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手腕。宣帝在世时，见他总捧着儒经不放，曾叹息着说“乱我家者，太子也”，可终究拗不过嫡庶礼法，还是把皇位传给了他。如今刘奭坐上龙椅，第一件事就是把儒家推到朝堂的核心。他下诏征召天下儒士，凡是能通一经者，都能得到官职；太学里的博士弟子员，从宣帝时的二百人，一下加到了千人，后来又增至三千——长安城里的太学馆舍，一时间挤满了捧着经书、怀揣仕途梦的年轻人，朗朗书声能传到朱雀大街上。
更要紧的是，刘奭把儒者直接塞进了权力中枢。贡禹是当时有名的大儒，以清廉正直闻名，刘奭刚即位就把他从地方召到长安，先任谏大夫，没过多久就升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贡禹上朝时总穿着洗得发白的儒衫，奏疏里满是“节用爱民”“轻徭薄赋”的主张，刘奭听得连连点头，大多都照着办了。还有薛广德，也是个硬骨头儒者，有一次刘奭想乘楼船游幸宗庙，薛广德直接挡在车前，捧着上朝用的笏板说“陛下若不听臣劝，臣就当场自刎，让鲜血染污车轮，陛下还怎么去见先祖”，刘奭吓得赶紧取消了行程，事后还夸薛广德“忠直可嘉”。
在刘奭看来，只要满朝都是这样的儒者，大汉就能长治久安。他把儒家的“礼治”当成治国的灵丹妙药，比如地方官治理不好，他不先查吏治、看政绩，反而先责问“是否推行了教化”；民间有纠纷，他也主张“以德感化”，让地方官用儒家伦理去调解，而不是用律法去裁决。朝堂上的讨论，也渐渐从“如何解决粮荒”“如何抵御匈奴”，变成了“如何修订礼仪”“如何推崇孝道”——儒风确实浓了，但大汉的问题，却没跟着变好。
就说土地兼并吧，宣帝时就有苗头，到了元帝朝，更是愈演愈烈。豪强大族借着天灾人祸，用极低的价钱吞并农民的土地，有的甚至直接强占。河南郡有个姓周的豪强，家里占了上千顷地，雇了几百个佃农，而旁边的村子里，十户有八户都没了土地，只能去给周家当佃农，交一半的收成做租子，遇上荒年，连饭都吃不上。地方官把这事报给朝廷，刘奭却让大臣们“以道德劝诫豪强”，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豪强当念及邻里之谊”。可那些豪强哪会听这些？该兼并还是兼并，反而因为朝廷不怎么管，更肆无忌惮了。
还有官员的能力问题。元帝选官，先看“德行”，再看“是否通儒经”，至于会不会处理政务、会不会管钱粮，倒成了次要的。有个叫张禹的儒者，因为精通《论语》，被元帝提拔成了丞相。可张禹除了能讲经，啥也不会——地方上报来粮荒，他不知道该调粮赈灾；边境传来匈奴入侵的消息，他不知道该派谁去抵御，只会对着元帝说“陛下当以德化人，匈奴自然会臣服”。结果粮荒没解决，饿死了不少人；匈奴也没臣服，反而抢了边境几个县，掳走了上千百姓。这样的官员多了，朝廷的行政效率越来越低，底下的矛盾也越积越多。
刘奭自己还没意识到这些隐忧。他每天在宫里和儒者们讨论经义，听着他们夸“陛下圣明，天下归仁”，就觉得天下太平。可宫外的长安城里，流民越来越多，有的甚至在大街上乞讨；边境的警报，也比以前密了不少。直到他晚年，有一次出宫，看到路边饿死的流民尸体，才愣了半天，问身边的太监“怎么会这样”，可那时，一切都已经晚了——儒家治下的“仁政”没等来，倒是为外戚的崛起，腾出了空子。
说到外戚，就不能不提王政君。这个女人，是元帝的皇后，也是后来搅乱大汉朝堂的王氏家族的“根”。王政君出身普通官宦家庭，入宫时只是个普通的宫女，后来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被元帝临幸，生下了太子刘骜，才一步步坐上皇后的位置。她性子温和，不爱争风吃醋，在后宫里没什么敌人，可她的兄弟们，却借着她的身份，悄悄钻进了朝堂。
最先发迹的是王政君的哥哥王凤。王凤原本只是个郎官，没什么名气，可王政君成了皇后，元帝就把他提拔成了卫尉，掌管宫廷卫队，后来又升为大司马大将军——这个职位，是汉武帝时设的，专门掌管军政大权，地位比丞相还高。王凤一掌权，就开始把自己的兄弟子侄往朝廷里塞：弟弟王崇封了安成侯，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这五个弟弟，后来也都封了侯，当时人叫他们“五侯”；侄子王莽，也被他安排进了朝廷，从黄门郎做起，慢慢往上爬。
王氏家族就这么一点点壮大起来。王凤在朝堂上说一不二，连元帝都要让他三分。有一次，元帝想提拔自己喜欢的一个叫刘歆的儒者做中常侍，都已经传旨了，可王凤说“刘歆年轻，不堪重任”，元帝就只能把圣旨收回来。还有个叫王章的大臣，看不惯王凤专权，上书弹劾王凤“任人唯亲，阻塞贤路”，结果王凤反过来诬陷王章“大逆不道”，元帝居然就把王章下了狱，最后王章死在了牢里。从那以后，朝堂上再没人敢跟王氏家族作对，连丞相、御史大夫这些高官，都得看王凤的脸色行事。
王凤死后，权力没落到元帝的儿子刘骜（也就是后来的汉成帝）手里，反而传给了他的弟弟王音，接着是王商、王根，最后落到了王莽手里。王氏家族掌权的几十年里，把朝廷变成了自家的后院：想当官的，得先给王氏家族送礼；想说话的，得先看王氏家族的眼色。有个叫鲍宣的官员，实在看不下去，上书说“如今朝廷是王氏的朝廷，官吏是王氏的官吏，百姓苦不堪言”，结果被王根贬到了地方，再也没机会回长安。
外戚专权，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皇权被削弱。汉成帝刘骜在位时，每天只顾着和赵飞燕、赵合德姐妹寻欢作乐，把朝政全交给了王氏家族；汉哀帝刘欣想夺回权力，提拔自己的外戚傅氏、丁氏，可没等他站稳脚跟，就病死了；到了汉平帝刘衎，才九岁，连话都说不利索，完全成了王氏家族的傀儡。皇权一弱，朝廷就更乱了：官员们只认王氏，不认皇帝；地方官借着王氏的势力，横征暴敛；豪强大族见朝廷管不了，更是变本加厉地兼并土地——大汉的天下，渐渐成了一个火药桶，就等着一个火星，就能炸开来。
那个火星，就是土地兼并带来的社会危机。西汉末年的土地兼并，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汉书》里记载，当时“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有钱人家里的地连在一起，能从这头望到那头；穷人却连插个锥子的地方都没有。豪强大族怎么兼并土地？手段多着呢：有的借着天灾，农民颗粒无收，只能拿土地换粮食，他们就用几斗米换几亩地；有的借着高利贷，农民借了钱还不上，就只能拿土地抵债；还有的更狠，直接派家丁强占，农民敢反抗，就被打成重伤，甚至丢了性命。
河南的南阳郡，有个姓樊的豪强，家里占了三万多亩地，还开了冶铁作坊，雇了上万个农民。当地的太守想管一管，樊家直接给长安的王根送了一箱黄金，结果太守不仅没管成，还被调走了。樊家更嚣张了，连官府的税都敢不交，还把县里的粮仓占了，自己定价卖粮食——一斤粮食卖的价钱，比官府定的高十倍，老百姓买不起，只能眼睁睁看着粮食烂在仓里，自己却饿死在路边。
失去土地的农民，要么成了流民，要么成了豪强的佃农或奴婢。流民们背着破包袱，从河南跑到山东，从山东跑到湖北，想找口饭吃，可到处都是兼并土地的豪强，根本没地方落脚。有的流民实在走不动了，就死在路边，尸体没人管，只能任由野狗啃食。而那些成了佃农的农民，日子也不好过：每年要把一半以上的收成交给豪强，剩下的连自己都养不活，更别说养家了；遇上荒年，豪强还要加租，交不上租就被毒打，有的甚至被卖掉，妻子儿女也跟着遭殃。
奴婢的日子就更惨了。豪强把奴婢当成自己的财产，想打就打，想杀就杀，甚至可以随便买卖。长安的集市上，经常能看到奴婢被绑在柱子上，像牲口一样被人挑挑拣拣，价格还没一头牛贵。有个叫董贤的官员，家里有几百个奴婢，他喜欢哪个奴婢，就留在身边，不喜欢了，就卖给别人，有的奴婢因为一点小事，就被他活活打死——可因为董贤是汉哀帝的宠臣，没人敢管他。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老百姓忍了一年又一年，终于忍不住了——既然朝廷不管，那就自己动手。从汉成帝时开始，农民起义就没断过：先是山东的樊崇起义，接着是湖北的王匡、王凤起义，后来又有铜马、大彤等几十支起义军，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绿林军和赤眉军。
绿林军是在湖北绿林山起义的。当时湖北闹水灾，庄稼全淹了，老百姓没饭吃，王匡、王凤就带着几百个农民，在绿林山占山为王，抢豪强的粮食，分给老百姓。没过多久，就有好几千人来投奔他们，绿林军也从几百人变成了几万人。他们不仅抢粮食，还攻打县城，杀贪官，把官府的粮仓打开，分给流民——老百姓都叫他们“绿林好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
赤眉军则是在山东起义的。首领樊崇是个农民，为人豪爽，很得人心。他带着起义军打豪强、杀贪官，队伍越来越大。为了区分自己人和敌人，樊崇让手下的人都把眉毛染红，所以叫“赤眉军”。赤眉军纪律很严，不许抢老百姓的东西，只抢豪强和官府的财产，所以老百姓都很支持他们。有一次，赤眉军打下了山东的一个县城，把豪强的粮食全部分给了老百姓，老百姓都哭着说“终于有活路了”。
绿林军和赤眉军，就像两把火，烧遍了大汉的半壁江山。他们打下了一个又一个县城，杀了一个又一个贪官，动摇了西汉王朝的根基。朝廷派军队去镇压，可军队里的士兵大多也是农民出身，知道老百姓的苦，有的甚至临阵倒戈，加入了起义军。到了公元8年，西汉王朝已经名存实亡：长安城外，到处都是起义军；朝廷里，王莽已经掌握了所有权力，就等着最后一步，取代汉朝。
王莽这个名字，在西汉末年的朝堂上，曾经是“贤能”的代名词。他是王政君的侄子，王曼的儿子。王曼死得早，王莽小时候家里不富裕，和其他骄横跋扈的王氏子弟不一样，他穿着粗布衣服，每天在家读书，还要照顾母亲和寡嫂，给亡兄守孝——这样的“孝行”，在儒家盛行的年代，很受人们称赞。
后来王莽靠着王凤的推荐，进了朝廷。他还是像以前一样，谦恭有礼，对谁都客客气气的。有一次，他的儿子王获杀了一个奴婢，王莽不仅把王获骂了一顿，还逼着王获自杀——要知道，当时豪强杀奴婢是常有的事，王莽却为了一个奴婢，逼死自己的儿子，这事传开后，人们都夸他“公正无私”。他还经常把自己的家产拿出来，分给穷人，收养孤儿，甚至还在长安城里建了房子，给流民住——朝堂上的大臣，民间的百姓，都觉得王莽是个难得的贤能之人，比那些骄奢淫逸的王氏子弟强多了。
王莽很会利用这种名声。他知道人们对王氏家族的专权不满，对西汉王朝的腐败失望，就故意表现出自己和其他王氏子弟不一样。他每次上书，都要夸“陛下圣明”，把功劳推给皇帝；每次接受赏赐，都要推辞半天，说“臣无功受禄，于心不安”；甚至还主动要求降职，说“臣能力不足，恳请陛下另选贤能”。可实际上，他暗地里却在培植自己的势力：大臣们谁支持他，他就提拔谁；谁反对他，他就想办法打压谁。他还让自己的亲信到处散布谣言，说“王莽是周公再世，能救天下百姓”，把自己塑造成了拯救大汉的“救世主”。
汉平帝时，王莽已经成了大司马，加封为安汉公，权力比皇帝还大。他见汉平帝年幼，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汉平帝，成了国丈，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后来汉平帝病死了，王莽找了个才两岁的小孩，叫孺子婴，立为皇太子，自己则当了“摄皇帝”，代行皇帝职权。这时的王莽，已经露出了真面目：他穿着皇帝的衣服，坐在皇帝的宝座上，处理朝政，大臣们都要向他朝拜，就像对待皇帝一样。
公元8年，王莽觉得时机成熟了。他让手下的人伪造了一份“天书”，说“汉高祖刘邦托梦，让王莽取代汉朝，建立新朝”，然后带着文武大臣，去见王政君，逼着王政君交出传国玉玺。王政君虽然不愿意，可大势已去，只能哭着把玉玺扔在地上，玉玺的一个角也被摔碎了。接着，王莽又逼着孺子婴禅位，自己穿上龙袍，正式称帝，改国号为“新”——从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到王莽代汉，一共二百一十四年的西汉王朝，就这么亡了。
王莽当了皇帝后，看着天下的烂摊子，想干一番大事业。他知道西汉末年的问题出在土地兼并、贫富差距上，就想通过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他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称“王莽改制”：比如“王田制”，把天下的土地都收归国有，然后按人头分给农民，不准买卖；比如“奴婢制”，禁止买卖奴婢，把奴婢改叫“私属”，不准随意杀害；还有“五均六筦”，由朝廷控制物价，管理盐、铁、酒等重要行业，防止商人哄抬物价。
这些改革听起来很好，可实际上，根本行不通。就说“王田制”吧，天下的土地大多在豪强手里，王莽要收归国有，豪强们怎么会同意？他们要么抗命不交，要么把土地偷偷藏起来，甚至起兵反抗。朝廷派去的官员，要么被豪强收买，要么被豪强杀死，“王田制”推行了没几年，就不了了之了。“奴婢制”也一样，豪强们还是偷偷买卖奴婢，朝廷管不过来，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更糟的是，王莽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还改了很多地名、官名，甚至改了货币。货币改了好几次，一次比一次混乱，老百姓根本不知道该用哪种货币，只能以物易物。他还派兵去攻打匈奴、高句丽，结果打了败仗，死伤了很多士兵，消耗了大量的粮食和钱财——朝廷的财政越来越困难，只能加重赋税，老百姓的日子更苦了。
到了王莽末年，天下已经乱成了一锅粥：豪强起兵反抗，农民起义不断，匈奴也趁机入侵边境。绿林军和赤眉军更是打到了长安附近，王莽派去的军队，要么投降，要么逃跑。公元23年，绿林军攻破长安，王莽穿着龙袍，躲在皇宫里，最后被一个叫杜吴的商人杀死，尸体被老百姓分食——他建立的新朝，只存在了十五年，就和西汉一样，淹没在了历史的尘埃里。
西汉的衰落，不是一个人的错，也不是一件事的错。从元帝的过度崇儒，到外戚的专权跋扈，再到土地兼并的愈演愈烈，最后到王莽的篡汉改制，每一步都踩错了方向。元帝想靠儒家实现仁政，却忽视了现实的复杂；王氏家族想靠外戚掌握权力，却忘了皇权的根基是百姓；王莽想靠改革拯救天下，却没看清人心的复杂和现实的骨感。大汉的天下，就像一棵曾经枝繁叶茂的大树，先是被儒治的“软风”吹得根基松动，再被外戚的“蛀虫”啃得树干中空，最后被社会危机的“暴雨”打得枝叶凋零，就算王莽想当“啄木鸟”，也早已回天乏术。
咱们接着说王莽改制的荒唐。除了王田制和奴婢制，他还搞了个“五均六筦”，说是要帮老百姓防着商人剥削，可实际上，这事儿全交给了地方上的豪强和贪官去办。长安、洛阳、邯郸这些大城市里，负责“五均”的官员，表面上是管物价，背地里却和商人勾结，把低价收购的粮食、布匹，再以高价卖给老百姓，自己赚得盆满钵满。有个叫王孙卿的商人，本来是做布匹生意的，因为给负责“六筦”的官员送了钱，居然被任命为“市师”，专门管市场物价，结果他把一匹布的价钱从一百钱涨到了五百钱，老百姓买不起布，只能穿着破烂的衣服过冬，冻饿而死的人不计其数。
货币改革更是乱得一塌糊涂。王莽在位十五年，改了四次货币，每次都出新花样。第一次是铸“大钱五十”，一个大钱顶五十个五铢钱用，可这大钱的重量还没五铢钱重，老百姓都不愿意用，私下里还是偷偷用五铢钱交易。王莽见没人用，就下了严令，说“谁敢用五铢钱，就流放边疆”，结果很多老百姓因为藏了几个五铢钱，就被官府抓起来，有的流放，有的直接杀头。后来他又铸了“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这些货币造型复杂，还得用黄金镶嵌，普通老百姓根本分不清真假，市场上到处都是假币，生意都做不成了——农民种的粮食卖不出去，工匠做的东西换不来钱，最后只能把粮食烂在地里，把工具扔在一边，跟着起义军造反去了。
还有地名和官名的改革，简直是没事找事。他把全国的郡名改了一大半，比如把“南阳郡”改成“前队”，把“颍川郡”改成“左队”，把“弘农郡”改成“右队”，地方官拿着新的任命书，都不知道该去哪上任。有的郡名改了又改，一年改三次，连朝廷的公文都跟不上，只能在文书后面备注“旧名某某”。官名也一样，把“丞相”改成“大司徒”，把“御史大夫”改成“大司空”，把“太尉”改成“大司马”，还新增了“羲和”“纳言”这些莫名其妙的官职，官员们连自己的职责都搞不清楚，更别说处理政务了。有个叫崔发的官员，被任命为“羲和”，他不知道这官是干嘛的，去问王莽，王莽说“羲和就是管天文历法的”，结果崔发连天文历法都不懂，只能每天找个懂行的儒生跟着，才勉强应付差事。
王莽还特别喜欢摆架子，讲究繁文缛节。他每次上朝，都要按照儒家典籍里的礼仪来，先是大臣们按品级排好队，然后奏乐，再行跪拜礼，一套流程下来，得花好几个时辰。有一次，匈奴使者来长安，想和新朝议和，王莽为了显示自己的威风，让使者跟着一起参加朝会，还让使者行跪拜礼。匈奴使者不愿意，说“我们匈奴没有跪拜礼”，王莽就把使者关了起来，还派兵去攻打匈奴，结果打了个大败仗，损失了几万士兵，边境的老百姓也被匈奴掳走了不少。
这下可好，内忧外患全凑齐了。国内，豪强因为王莽要收他们的土地，纷纷起兵反抗；农民因为赋税太重、日子过不下去，也跟着起义；国外，匈奴、高句丽这些国家，因为王莽的傲慢无礼，也派兵入侵边境。长安城里，每天都有坏消息传来：今天说绿林军打下了南阳，明天说赤眉军占领了山东，后天说边境的军队投降了匈奴。王莽却还在宫里自欺欺人，每天和儒生们讨论礼仪，说“只要礼仪周全，天下自然会太平”。有个大臣劝他“陛下，现在该派兵去镇压起义军了，再不管，他们就要打到长安了”，王莽却把这个大臣骂了一顿，说“你懂什么？朕是天命所归，起义军不过是些跳梁小丑，用不了多久就会自生自灭”。
可起义军并没有自生自灭，反而越来越壮大。公元22年，绿林军分成了新市、平林、下江三支，分别从湖北、河南向长安进军；赤眉军也在樊崇的带领下，从山东出发，一路上攻城略地，队伍发展到了几十万人。王莽这才慌了，赶紧派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率领四十二万大军去镇压绿林军，还特意带上了一个会看风水的儒生，说“有儒生在，就能打败起义军”。结果这支大军在昆阳被绿林军的几千人打败，王寻战死，王邑带着残兵逃回了长安——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昆阳之战”。经此一役，新朝的主力军队几乎全军覆没，再也没人能阻挡起义军的脚步了。
昆阳之战后，王莽彻底没了底气。他整天躲在皇宫里，穿着紫色的龙袍，抱着传国玉玺，嘴里念念有词，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宫里的宫女和太监，见大势已去，都偷偷收拾东西逃跑了；朝堂上的大臣，也有的投降了起义军，有的带着家人躲了起来。公元23年九月，绿林军攻破了长安的城门，士兵们冲进皇宫，到处搜捕王莽。王莽带着几个亲信，躲到了未央宫的渐台，想靠着渐台周围的池水阻挡士兵。可绿林军的士兵很快就架起了木梯，爬上了渐台。王莽的亲信们还想反抗，结果没几下就被士兵们杀了。
最后，一个叫杜吴的商人，在渐台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王莽。当时王莽正躲在柱子后面，吓得浑身发抖，嘴里还在说“朕是天命所归，你们不能杀朕”。杜吴可不管这些，上去就给了王莽一刀，王莽当场就死了。士兵们见王莽死了，都围了上来，有的割他的头发，有的割他的舌头，有的甚至把他的尸体分成了好几块——老百姓恨王莽恨到了骨子里，因为他的改革，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人饿死街头，现在终于解了恨。
王莽死后，新朝也跟着覆灭了。可天下并没有太平，绿林军和赤眉军又因为争夺地盘，打了起来；地方上的豪强，也趁机割据一方，比如刘秀，他本来是绿林军中的一员，后来自己拉起了队伍，在河北发展壮大，最后打败了绿林军和赤眉军，建立了东汉王朝。
回头再看西汉末年这几十年的历史，就像一场闹剧，又像一场悲剧。汉元帝一心想当儒家推崇的“仁君”，却不知道“仁政”不是光靠读书就能实现的，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再美好的理想也只是空中楼阁；王氏家族靠着外戚身份掌权，却只知道争权夺利，不知道体恤百姓，最后把大汉的江山推向了深渊；王莽本来有机会成为拯救天下的英雄，却因为急功近利、脱离实际，不仅没能解决西汉末年的问题，反而让天下更乱，自己也落得个身死国灭的下场。
其实，一个王朝的衰落，从来都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就像一座房子，先是屋顶漏雨，没人修补；然后是墙壁开裂，没人加固；最后是地基松动，轻轻一推就塌了。西汉末年的那些皇帝、大臣，就像住在这座房子里的人，有的看到了问题，却不知道怎么解决；有的根本没看到问题，还在里面歌舞升平；有的想修补，却用错了材料，越补越糟。直到房子塌了，他们才明白过来，可早就晚了。
历史就是这样，它不会说话，却会用一个个故事告诉我们：不管是治理天下，还是做人做事，都不能脱离实际，不能只靠理想和虚名，得脚踏实地，得考虑到老百姓的感受，得解决真正的问题。不然，再强大的王朝，再聪明的人，也会被历史的洪流淹没，成为后人叹息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