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皇九年至大业十四年：隋的统一与速亡（约黄帝纪年4763—4788年，公元589—618年）
杨坚在太极殿上接过陈叔宝的玉玺时，长安的钟鼓整整敲了一夜。有大臣高呼“万岁”，他却只淡淡地说：“天下归一统，不是热闹，是责任。”这话不是装的——他上台就给全国下了三条硬规矩：轻徭薄赋、严明法度、整饬吏治。他清楚，南北分裂近三百年，人心散、法令乱、田亩不清，要把这片土地重新缝合，靠的不是旌旗与鼓角，而是日复一日的治理与体恤。
他先把州县并省，把南朝叠床架屋的官署一把火烧掉，让一个官干一个官的事；再推行“输籍定样”，按财产多寡定税，豪强不能再把负担都甩给小民；又把度量衡统一，钱和尺都有了准头，做生意的不再被坑。最厉害的是“科举”，不管你出身门阀还是寒门，考得上就能当官——这一下，把魏晋以来的旧秩序撕开了大口子。多少寒窗苦读的书生，终于不必再依附宗族与门第，靠一支笔就能走进朝堂。科举的本意，是选贤任能，也是把权力从地方豪强手里夺回到中央，让国家机器真正听命于皇帝，听命于制度。
为了把南北拧成一股绳，他在洛阳和长安之间修了大运河的西段，粮船从江南直抵关中；又在朔方练出一支铁骑，对付突厥的骚扰。有回突厥可汗来犯，他让儿子杨广挂帅，自己在后方盯着粮草，硬是把可汗打跑，还签下了“渭水之盟”。史书说“开皇之治”，说白了就是：百姓能交税、官府能办事、边疆能安稳。关中的粮仓堆到了屋顶，洛阳的市集昼夜不息，江南的丝绸顺着运河一路北上，北方的铁器与盐巴又顺着水道南下。城市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华，连路边的茶摊都挂起了幌子，卖起了从岭南运来的荔枝与龙眼。
可杨坚有个心病——太子杨勇。杨勇是个直性子，爱喝酒、爱热闹，不懂得在父亲面前装“贤德”。他喜欢召集文人在府里谈诗论画，也喜欢在宴会上让歌姬献艺，这些在杨坚眼里，都是“耽于享乐”的证据。而二儿子杨广，却把自己包装成了节俭自律的“完美皇子”：住破屋、穿布衣、不近女色，每次入朝都把车马随从减到最少。他还刻意结交大臣，逢人便问民间疾苦，甚至在灾年亲自跑去粮仓督查赈济。杨坚看着眼里，心里渐渐有了换太子的念头。他忘了，杨勇的“直”，或许是不擅伪装；而杨广的“俭”，更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戏。
朝堂上的暗流，不止在储位之间。杨坚性情多疑，晚年尤甚。他重用高颎、杨素等大臣，却又时时提防他们权力过大。高颎是开国功臣，主持过律令修订与州县改革，可因为反对杨坚换太子，渐渐被疏远。杨素则深谙皇帝心思，一面帮着杨广造势，一面在朝堂上排除异己。有一回，杨坚梦见洪水淹城，醒来后便下令加固长安城墙，还迁了一部分居民到城外新建的大兴城。这种对灾祸的敏感，既是出于谨慎，也暴露了他内心深处的不安——他知道，统一的江山看似稳固，实则根基未深，稍有不慎，便可能重蹈南北朝的覆辙。
公元604年，杨坚病重。杨广趁机让人送了一封信给宰相杨素，问“后事如何安排”。信没送到杨素手里，反倒落到了杨坚床上。杨坚一看，气得浑身发抖，刚要喊人把杨广叫来问话，就被身边的人捂住了嘴。当晚，杨坚驾崩，杨广即位，是为隋炀帝。关于杨坚的死因，史书说法不一，有人说是病逝，有人说是被杨广所害。无论真相如何，杨广的上台，标志着隋朝的命运拐向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杨广一上台，就把“装”字撕了。他先把哥哥杨勇赐死，又把弟弟杨秀、杨谅关起来，朝堂上反对他的人，要么被贬，要么被杀。高颎因为曾直言杨广“奢侈好乐”，被以“诽谤朝政”的罪名处死；贺若弼、宇文弼等功臣，也先后遭到清算。一时间，朝堂上下人人自危，没人再敢说真话。然后，他开始干一件前无古人的大事——修大运河。
他征调了几百万民工，从洛阳一直挖到杭州，再北上到涿郡。河工们白天顶着烈日，晚上睡在泥地里，饿了啃树皮，渴了喝泥水。有官员上书劝他：“陛下，百姓快扛不住了。”他把奏章扔在地上：“朕修的是千秋大业，小小百姓，忍一忍又何妨？”他要的不是一条普通的河，是一条能贯穿南北的经济动脉，是一条能让他的政令迅速抵达四方的通道，更是一条能彰显他“千古一帝”雄心的丰碑。可他忘了，丰碑的基石，是无数百姓的血汗与生命。
大运河修成后，杨广坐着龙舟下江南。龙舟长几十丈，用的是沉香木，船帆是锦缎做的，两岸拉纤的宫女就有几千人，个个穿着华服。他一路吃喝玩乐，所到之处，官员们争相献宝，百姓们被摊派得倾家荡产。扬州的琼花被他看了又看，苏州的园林被他逛了又逛，他还在江都建起了豪华的宫殿，取名“迷楼”，里面藏着无数珍宝与美女。有个叫王薄的农民，在长白山揭竿而起，喊出了那句着名的口号：“无向辽东浪死歌”——意思是，与其去辽东白白送死，不如起来造反。
可杨广根本没把农民起义当回事。他满脑子都是“开疆拓土”，三征高句丽。第一次，他动用了一百多万大军，结果在平壤城外被打得大败，士兵死伤过半；第二次，他又征兵，可军粮跟不上，士兵们在半路就开始逃散；第三次，他还想打，可国内已经乱成了一锅粥——窦建德在河北称王，杜伏威在江淮起兵，瓦岗军在中原横扫州县。
高句丽之战的惨败，不仅耗尽了隋朝的国力，更让杨广的威望一落千丈。他原本想通过对外战争树立权威，却没想到成了暴露弱点的窗口。军队里的士兵大多是被迫征召的农民，他们想念家乡，厌恶战争，在战场上要么消极避战，要么直接倒戈。地方官员为了完成征兵与征税任务，不惜严刑峻法，逼得更多百姓走上了造反的道路。曾经繁华的城市，渐渐变得萧条；曾经畅通的运河，也因为战乱而阻塞。关中的粮仓被叛军烧毁，洛阳的宫殿遭到劫掠，江南的赋税再也运不到长安。
杨广这才慌了，他带着后宫和大臣，跑到了江都（今扬州）。可江都也不安全，他身边的禁军都是关中人，想家想疯了，天天在营里发牢骚。有个叫宇文化及的将领，看出了士兵们的心思，趁机发动政变。宇文化及本是杨广的近臣，靠着溜须拍马爬上高位，可在关键时刻，他毫不犹豫地背叛了杨广——他知道，跟着这个已经失去民心的皇帝，只有死路一条。
公元618年三月，宇文化及带着士兵冲进皇宫。杨广正坐在镜子前，看着自己的白发，叹了口气：“朕的头，谁来砍？”士兵们没敢动手，一个叫令狐行达的校尉上前，把他勒死了。就这样，隋朝灭亡了，一共存在了三十八年。
宇文化及杀了杨广后，想带着军队回关中，结果在半路上被窦建德打败，脑袋被砍下来送到了突厥。而此时的长安，已经被李渊占领。李渊是杨广的表哥，他打着“匡扶隋室”的旗号起兵，可等进了长安，就把杨广的孙子杨侑废了，自己称帝，建立了唐朝。
有人说，隋朝是“昙花一现”，可它留下的东西，却影响了中国一千多年：科举制让寒门有了出路，大运河让南北成了一体，三省六部制让官府运转更高效。杨坚打下的统一江山，没被杨广守住，却被李渊捡了个便宜。唐朝之所以能迎来“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很大程度上是继承了隋朝的制度遗产——科举制让唐朝网罗了天下英才，大运河让唐朝的经济空前繁荣，三省六部制让唐朝的政治相对清明。
其实隋朝的灭亡，跟陈朝很像——杨坚是个好皇帝，可他选错了继承人；杨广有野心，却没民心。江山这东西，不是靠修一条河、打一场仗就能稳住的，也不是靠装出来的“贤德”就能长久的。能守住它的，永远是知道百姓疾苦的同理心，和不敢懈怠的责任心。杨坚懂得这些，所以他能开创“开皇之治”；杨广不懂这些，所以他只能留下“炀”这个恶谥。
杨广的悲剧，在于他把皇帝当成了“享乐的顶点”，而不是“责任的起点”。他沉迷于诗词歌赋与风花雪月，却忘了朝堂上的奏折背后，是无数百姓的生死；他执着于修建豪华宫殿与发动对外战争，却忘了国家的根基，是百姓的温饱与安宁。就像陈叔宝一样，他有文采，有野心，却没有治国的能力与担当。历史一次次证明，没有民心的江山，再坚固的城墙、再宽阔的运河，都无法守住。
而此时的李渊，正站在长安的城楼上，望着天下的烽火。他知道，统一的路还没走完，窦建德、杜伏威、王世充这些人，都在等着跟他一决高下。他也知道，隋朝的灭亡是一面镜子，照见了奢侈与暴政的后果，也照见了民心的重要。李渊吸取了隋朝的教训，上台后便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重用李世民、房玄龄、杜如晦等贤才，一步步平定了各地的叛乱，统一了全国。
唐朝的建立，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科举制在唐朝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成为了选拔官员的主要制度；大运河在唐朝得到了充分利用，成为了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三省六部制在唐朝得到了细化，成为了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典范。这些都源于隋朝的探索与实践，也得益于李渊父子的清醒与务实。
历史的戏台，永远不缺热闹。从陈霸先建立陈朝，到杨坚统一全国，再到杨广身死国灭，最后到李渊建立唐朝，短短几十年间，天下几经易手，英雄辈出，枭雄落幕。每一个朝代的兴衰，都有它的必然——民心向背，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制度优劣，是影响长久的根本。隋朝虽然短命，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的统一，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它的制度，奠定了后世的基础；它的灭亡，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站在今天回望那段历史，我们能看到的，不仅是金戈铁马与风花雪月，更是民心的重要、制度的力量，以及一个简单却永恒的道理：江山不是靠武力征服的，也不是靠文采装点的，而是靠真心实意地为百姓做事，靠兢兢业业地治理国家。只有懂得这一点，才能守住江山，才能让国家长治久安。而那些忘记了这一点的统治者，无论他们曾经多么辉煌，最终都只能被历史的洪流所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