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我有理由认为，很多人对‘编辑制度’的理解都非常不准确。我所说的‘编辑制度’，是在过去一百年间逐渐形成的——我用‘一百年间’这个词，是指即将结束的这一百年，以避免‘世纪’一词的歧义。这套制度由编辑们自己来解释并不方便，而且那些有编辑运作的期刊，通常也不愿多谈它。不过在贵刊或许可以畅所欲言，毕竟贵刊的编辑职责，与普通期刊多少有些不同。
“当一位被评论的作者（这种情况很常见）写信给评论期刊的编辑，抱怨对自己的评价时，他往往——甚至多半会——抱怨‘贵刊的评论员’。有时他会假定，‘您’这次‘因疏忽’，‘让某个不称职的人降低了贵刊向来严谨的版面格调’。有时他会说‘贵刊的撰稿人’，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说‘贵刊的雇佣文人’。这些说法都表明，他们对期刊制度完全不了解，除非这么说是为了给编辑留面子、让对方好下台。但编辑从来不会领这份情。
“期刊上所有内容，除了那些标注为‘通讯员来稿’的（无论是用通讯员的真实署名，还是化名），其余均由编辑承担全部发表责任，就像每一个字都是编辑自己写的一样。因此，编辑有权——而且确实会主张并行使这种权利——对内容进行无限制的删减、增补与修改。这一点是业内共识，以至于编辑会在最终校样上完成最后一轮修改，而‘供稿人’根本不知道修改的内容。
“‘供稿人’才是正确的称谓：这个词意味着，他只负责提供素材，至于提供了哪些素材、有多少被采用，或是他是否为唯一供稿人，这些都不由他决定。这套规则既适用于时政类期刊，也适用于文学类期刊。
“如果供稿人在收到供校对的校样后，发现其中有修改，导致他不希望文章发表，此时编辑也绝不会认可他有权撤回文章。倘若对方‘要求’撤稿——至于‘请求’或许能得到什么回应，我暂不置评——编辑的答复会是：‘这已经不是你的文章了，而是我的。所有责任都由我承担：即便文章涉及诽谤，即便你自己愿意，我也不能把责任推给你。你给我提供素材时，双方有明确的共识，那就是我会自行决定如何使用这些素材。你无权通过让文章能否发表，取决于你是否认可我对素材的使用方式，来妨碍我的工作。’”
这套制度有其合理之处，也有不妥之处——我仅从它本身的优缺点来看。但支持它的最关键理由是：目前唯一可行的替代方案，就是现代法国采用的模式——文章必须标注作者署名，否则不予发表。这个模式我无需多谈，因为目前没有任何团体支持它。
有些人可能觉得，这并非唯一的替代方案，但他们从未提出过任何能让十几个人达成共识的折中方案。很多人会问：虽说你说的这些都没错，但这不都是些流于形式的规定吗？实际情况难道不是这样的：约定好的供稿人写好文章发给编辑，编辑基本会按原文刊发，至少内容上不会有大改动？而且通过文风或其他方式，大家不也常常能清楚知道文章是谁写的吗？
这种制度看似流于形式，就像有人随身带着上了膛的手枪，只要没遭到攻击，那手枪就只是个摆设；可一旦有需要，扣下扳机的瞬间，“形式”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行动”。能合作的编辑和供稿人，会像有“选择性亲和力”一样相互契合，所以大多数情况下，文章发表时的样子和初稿差别不大。而当明智的人合作时，会有两个“安全阀”（即保障机制）：
第一，编辑选定供稿人后，会认为这位供稿人在其专业领域的能力，很可能比自己指导的还要强；事实上，编辑选人的原则本就如此。但编辑也清楚，在判断文章的力度和基调方面，自己比撰稿人更有话语权——尤其是考虑到期刊的整体定位时，编辑的判断是最终结论，无需他人置喙。即便编辑懂某个领域，若擅自修改文章的核心内容，也很可能出错；但即便他不懂某个领域，若删减掉他认为多余的内容，往往是正确的。
第二，供稿人知道自己是在为编辑提供素材，所以会学着在不隐瞒真相、不编造谎言的前提下，调整自己稿件的基调，使其符合要发表的期刊风格。
正因如此，常有被评论的作者以为自己知道评论者是谁，还带着不满公开指责，可他们错就错在认为评论者完全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我自己就碰到过不止一次：有人说我是某篇文章的作者，但那文章我根本不可能署名——因为它没能充分表达我的观点，不足以让我把名字署在上面。
被评论者可能在看待批评自己的人时犯另外两种错误，下面我就来具体说明。
编辑在审阅最终校样时，常会做些小幅增删——我指的是排版字数上的小幅调整。他们做这些修改时往往比较匆忙，可能没意识到自己这小小的改动会带来多大的冲击力。作者对评论最不满的部分，那位被称作“文章作者”的撰稿人，或许要等期刊出版后才能看到；甚至，如果他属于那种（我想应该很少见）不看自己发表文章的人，可能根本就不会看到那部分内容。要是编辑能和撰稿人聊上一分钟，有些增删或许就不会发生了。有时候，这些增删内容甚至会和文章其他部分保留的内容相互矛盾；还有些时候，尤其是删减的情况，会让文章其他部分变得难以理解。这些都是现行制度的弊端，明智的编辑不会轻易做这种“小修小补”（拉丁语“unus et alter pannus”，字面意为“一块或另一块布”，此处指小幅修改）。
其次，一般读者看到期刊页面上的文章排版工整，很多文章还能刚好在某一页或某一栏收尾，几乎不会想到背后要经过大量的删减调整。往往到最后一刻，才不得不做这类删减。编辑要是能联系撰稿人征求意见，肯定乐意这么做，但现实是他们只能删掉十到十二行内容。编辑会尽力做到最好，但有时删掉的内容可能会让撰稿人都不愿承认这是自己写的文章。
几年前，我有位很有能力的反对者，给某期刊写了篇评论，明确说评论的是我写的一篇文章。我当时就以作者的身份回复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确实是那篇文章的原作者。但如果有人非要我用“是”或“不是”来明确回答“那篇文章是不是你写的”，在两个谎言里我只能选“不是”。因为当时迫于版面和时间压力，文章被做了些删减。要是那篇文章署了我的名字，这些删减就相当于默认放弃了一些我本该坚决坚持的观点——除非我愿意承认某些与我之前以自己名义发表的内容相悖的推论。这里我还要补充一点，当时新闻出版的规则迫使我在回复时不得不提醒那位反对者：在那家期刊上，我既不能承认也不能否认那些文章是我写的。
从以上论述中得出的这些提醒，在编辑对投诉信的评论方面尤其重要。编辑往往没时间把这些投诉信发给撰稿人看，即便能发，编辑在审阅撰稿人针对文章批评者所做的评论时，也会（而且很合理地）处于一种最具“编辑意识”的状态——此时他掌握的信息更全面，在承担责任方面也处于更审慎的立场。
当然，除非接到特别通知，否则编辑绝不会擅自改动读者来信——不管是投诉信、临时告知信，还是撰稿人觉得有必要以读者身份写的信。不过，当投诉信的言辞过于激烈时，有时确实不得不做些删减。
我自己就曾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有位爱开玩笑的编辑，没跟我打招呼就修改了我用化名署名的一封信，在里面加了我一位朋友的名字，还加了一段讽刺内容——那段讽刺我既不认同，就算我想写也不会那么写。我严厉指责他时，他却回答：“我知道这么做很不对，但人性实在忍不住。”不过，我这辈子也就遇到过这么一次这种事。
我想，我写的这些内容，或许能让你的一些读者了解现代新闻业的“利弊得失”。我认识一些学识渊博、精通科学的人，他们对现行的新闻运作体系一无所知，就像乡下小镇里没受过教育的报纸读者一样。或许我能让一些撰稿人明白，不要轻易认定某件事就是某人做的。他们或许能找出评论自己的人，也能确定文章的主要内容和基调确实出自那人之手。但至于文章中的某个或某几个观点，尤其是那些简短却尖锐的观点，他们很可能会判断失误。就在几周前文章发表后，我自己在回看一篇过去的文章时，就犯过两种判断错误：把自己写的内容当成了编辑添加的，又把编辑添加的内容当成了自己写的。
有人问自己是否写过某篇文章，该如何回应呢？他当然可以拒绝回答，但这往往会被视作默认。他也可以像斯威夫特对贝特沃斯律师那样回应：“先生，我年轻时，一位朋友曾建议我，要是有人问我是否写过某篇文章，就矢口否认。所以我现在告诉你，那篇文章不是我写的。” 还有一种方式，就像我常做的那样——要是有人说某个笑话、故事或是警句是我编的，我会说：“我巴不得能多揽点功劳，所以不管这些东西是不是真的归我，我都一概承认；这个故事啊，就是我的。”
但要是碰到严肃的情况，比如被指认写过某篇评论文章，还可以这么回答：“文章的素材是我提供的，但编辑没按我原来的样子刊登，所以我没法承认整篇文章是我的。” 之后他大可以拒绝细说编辑到底改了多少。这种情况有两种极端情形：一种是编辑只删掉了一个起限定作用的副词；另一种则可能像下面这样。我们都记得那段描写亚当的文字，原本是讽刺女性的，但只要把每隔一行、两行的句子调换顺序，就变成赞美女性了。比如：
“亚当得见女人面，
从此再无安稳日；
亚当未遇女人前，
生活本是乐无边。”
要是原文本是这般模样，一位殷勤护花的编辑调整了句子顺序，那作者确实没法理直气壮地承认这是自己的作品。可要是改动只是删了个副词，或是类似的小调整，作者也没法真心实意地否认。至于介于这两种极端之间的情况，每个人都得自己判断是非。我小时候曾很惊讶地听到，一些庄重的人竟然认可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的做法——摄政王直接问他是不是《威弗利》的作者，他却干脆利落地否认了。如果我没记错，塞缪尔·约翰逊也会赞成这种做法。
众所周知，法律赋予一个人某项权利时，也会同时赋予他充分行使该权利所必需的一切条件。比如，要是一个人的土地被别人的土地环绕，那他就有权在别人的土地上通行。由此类推，有人认为：一个人既然有权保守自己的秘密，那也有权采取一切必要且合法的手段来守住秘密。所以，要是只有否认才能保住秘密，那他就有权否认。我承认，从旁人的角度看，这个理由站得住脚；只要良心和自尊能接受，没人能指责这种做法。但这个问题不能靠单一案例来解决，真正的核心问题是：抛开意图和具体情境，谎言本身是否就是“本质邪恶”的？这个问题有两面性。我们能想到一些假设的情况：比如只有说谎才能阻止一场谋杀，或是说谎能救人一命。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说谎是错的，更没人会去指责；可一旦要权衡斟酌，对错的界限就变得非常模糊了。
据我所知，只有一部作品，乍一看和我的《收支预算》在特点与宗旨上完全一致，那就是约翰·希尔医学博士所着的《伦敦皇家学会着作评论》（1751年、1780年，四开本）。这个人得罪了不少人：写这本书得罪了皇家学会；私自配制、售卖药典之外的药剂，得罪了医学界；因为自己的剧本被拒而怀恨在心，又得罪了加里克。于是加里克写了句打油诗讽刺他：
“论闹剧与医术，无人能及此君；
他的闹剧是医术，他的医术是闹剧。”
我也曾批评过皇家学会和医学界，但对戏剧界及其才子们一直敬而远之，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人写警句讽刺我。希尔博士很有才华，却也十分古怪。汤姆森博士在《皇家学会史》里说他毫无幽默感，但汤姆森博士本人本就是个连幽默感都察觉不到的人。
韦尔德先生在《皇家学会史》里支持汤姆森博士的观点，却补充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先是和前人一样指出，在马丁·福克斯担任学会会长期间，《会刊》上刊登的琐碎、幼稚的文章比例异常之高，接着又说希尔的书是“拙劣的幽默尝试”，还明目张胆地流露出“失意者的情绪”。但他又补充道，这本书对皇家学会或许还是有些影响的——因为在该书出版后不久，《会刊》上文章的科学价值就有了显着提升。
下面这段描述是我之前在别处写的，现在抄录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