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深圳坂田。
林辰踩着自行车冲进华为园区时，车铃铛在晨雾里叮当乱响——这年头私家车还不普及，园区里一半人骑自行车，一半人挤班车。他锁好那辆二八大杠，抬头看了眼眼前这栋六层灰白色楼房。
战略发展部？牌子挂得挺正经，但楼是新的，墙皮还没干透的感觉。
“新来的？”门口保安大爷操着潮汕口音的普通话，“工卡看看。”
林辰掏出那张新鲜出炉的工卡——照片是昨天在园区照相馆现照的，背景布是蓝色的，摄影师喊着“别眨眼啊”，咔嚓一声定格了他略带紧张的脸。
“哟，16级？”大爷推了推老花镜，多看了他两眼，“小伙子可以啊，一来就高级工程师待遇。哪个部门的？”
“战略发展部，合作项目组。”
“合作项目……”大爷嘀咕着递回工卡，“就韩经理那个新搞的部门？听说要跟外面公司合作，新鲜玩意儿。”
新鲜玩意儿——这个词精准概括了林辰此刻的处境。在1998年的华为，战略合作还是个新鲜词。这家公司刚从代理交换机转型做自主研发没几年，任正非那句“华为要做世界级企业”的口号喊出来时，不少老员工都觉得老板疯了。
但林辰知道，没疯。不仅没疯，而且眼光毒辣。
刷卡上到三楼，办公室已经有人了。1998年的华为工位还没流行格子间，就是长条桌挨着长条桌，像大学自习室。桌上摆着大头显示器、机械键盘，还有清一色的深蓝色文件夹。
“林辰是吧？”邻桌一个戴黑框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哥们转过头，“李想，战略分析组的。韩经理交代了，让我带你几天。”
“李哥好。”林辰放下帆布背包——从北京带来的，边角已经磨白了。
李想递过来一个牛皮纸文件夹，厚度能砸死人：“你们‘启辰科技’和华为的合作项目，全部资料。今天九点305开会，韩经理主持，各相关部门都会来人。”
林辰翻开文件夹，油墨味扑鼻。里面是手写修改过的项目规划、各部门盖章的会签单、还有用针式打印机打出来的技术方案——字迹模糊得需要连蒙带猜。
他快速扫了一遍，眉头渐渐皱起。
“有问题？”李想察言观色。
“定位有问题，”林辰直言不讳，“这规划把‘启辰’当技术外包用了。我们最值钱的不是写代码，是产品和用户思维。”
李想乐了：“小伙子，第一天就这么直？知道这规划谁做的吗？王副组长，在华为干了八年，从装交换机干上来的元老。”
“那更得说了，”林辰合上文件夹，“如果方向错了，越努力离目标越远。”
李想愣了愣，重新打量眼前这个年轻人——白衬衫，牛仔裤，帆布鞋，看起来像个大学生，但眼神里有种不符合年龄的笃定。
“行，”李想拍拍他肩膀，“会上你尽管说。不过提醒一句，在华为，光有想法不够，得有数据和方案。”
“我有。”
八点五十，305会议室。长方形木桌旁已经坐了一圈人，个个白衬衫深色裤子，典型的90年代国企干部打扮。韩经理坐在主位，正用保温杯喝茶。
“各位，这位是林辰，‘启辰科技’创始人，也是咱们合作项目的新成员。”韩经理介绍得言简意赅，“林辰，这位是王副组长，市场部张经理，研发部李工……”
一圈介绍下来，林辰记住了七八个名字和脸。王副组长四十多岁，国字脸，不苟言笑，看他的眼神带着审视——典型的“华为老兵看新人”的眼神。
会议开始，王副组长做汇报。一口带湖南口音的普通话，讲的是项目进度、资源协调、风险管控，四平八稳，但也四平八稳得让人犯困。
林辰边听边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等王副组长讲完，韩经理看向他：“林辰，你是合作方代表，说说想法？”
会议室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着这个“空降兵”。
林辰站起身，没走向投影仪——1998年的会议室还没普及那玩意儿。他直接走到白板前，拿起黑色记号笔。
“韩总，各位领导同事，我简单说三点。”
笔尖落在白板上，发出沙沙声。
“第一，当前规划低估了‘启辰’的价值。我们不是外包团队，我们是带着一套经过验证的产品方法论来的——这套方法在清华校园验证过，让‘开放qq’三个月做到十万用户。”
他在白板上画了个坐标轴：“横轴是技术深度，纵轴是用户价值。华为强在左边，我们强在右边。合作应该是1+1＞2，不是让我们变成你们的附属。”
王副组长皱眉：“林工，华为有自己的研发体系……”
“正因为有，才需要外脑，”林辰不客气地打断，“王组长，您刚才提到研发资源紧张，为什么？因为需求太多，优先级难定。我们‘启辰’最擅长的就是快速试错、数据驱动，这套方法能帮研发部节省至少30%的无效投入。”
他调出笔记本电脑——一台厚重的Ibm thinkpad，开机花了快一分钟。打开Excel表格，是昨晚熬夜整理的对比数据。
“这是‘启辰’和国内三家同类公司的研发效率对比。同样的功能迭代，我们平均耗时是他们的60%，bug率是他们的50%。凭什么？凭我们有一套从用户反馈到技术实现的快速闭环。”
数据直观，案例具体。会议室里的气氛变了，从审视变成了思考。
“第二，”林辰继续，“我建议调整合作模式。第一阶段别搞大而全，就做三个试点：消息同步算法优化、轻量级软件架构、校园用户行为分析。每个试点配一个小团队，三个月出结果。成了，推广；不成，止损。”
“第三，资源需求。”他在白板上写下三个数字，“每个试点团队需要：一名华为技术接口人，每月五万研发经费，一台测试服务器。三个月总投入四十五万，预期产出是至少两项可落地的技术方案，以及一套可复制的合作方法论。”
讲完，他放下笔：“我说完了。”
会议室静得能听见空调的嗡嗡声。
王副组长脸色不太好看，但没说话。市场部张经理先开口：“林工，你那个用户行为分析试点，我们终端业务部有兴趣。最近在做校园市场推广，正缺这方面的数据支撑。”
研发部李工也点头：“消息同步算法如果能优化，对我们c&c08交换机的软件升级有帮助。这个试点我可以派个人。”
支持的声音出现了。韩经理看在眼里，敲敲桌子：“这样，王副组长，原规划照常推进。林辰，你和张经理、李工组成试点小组，先做三个月验证。资源我给你批，但三个月后我要看实实在在的成果。”
“没问题。”林辰点头。
王副组长欲言又止，最后还是没说什么。散会后，李想冲林辰竖起大拇指：“牛啊兄弟，第一天就把老王怼哑火了。”
“不是怼，是讲道理。”林辰收拾东西，“李哥，试点团队的办公位在哪？”
“韩经理交代了，给你们在走廊尽头腾了间小办公室。走，带你看看。”
同一时间，华为2012实验室——其实1998年还没这个正式名字，大家就叫它“预研部”，在一栋独立的三层小楼里。
王哲推着自行车进来时，门口大爷正听收音机，放着任贤齐的《心太软》。
“新来的？证件。”
王哲递上工卡。大爷看了看：“哟，16级，高级工程师？小伙子看着不大啊。”
“今年22。”王哲老实回答。
“22岁的高级工……”大爷嘀咕着放行，“直接上三楼，找赵工报道。”
三楼是移动通信预研组。推开玻璃门，扑面而来的是混合着烟味、咖啡味和电路板松香味的复杂气息。办公室里摆满了示波器、信号发生器、还有一堆王哲叫不上名字的测试设备。
几个工程师围在一块白板前争论，说的是GSm基站的功率控制算法。王哲听了几句，发现他们卡在一个非线性优化问题上。
“赵工在吗？”他问。
一个头发稀疏、穿着灰色夹克的中年人转过头：“我就是。你是王哲？”
“是，赵老师好。”
赵建国——华为早期无线技术元老之一——上下打量王哲：“小韩跟我说你是技术天才，做过分布式系统。但我们这儿搞的是通信，硬核通信，跟互联网那套不太一样。”
话里有话，意思是“你行吗？”
王哲推了推眼镜：“赵老师，通信和互联网底层都是数学。我大学辅修过信号处理，研究生课题是数字通信系统的误码率分析。”
他从帆布包里掏出几本笔记——纸质笔记本，密密麻麻的手写公式和图表。
赵建国接过翻了翻，眼神渐渐变了：“这些是你推导的？cdmA系统的容量分析……还有这个，智能天线阵的波束成型算法……”
“业余时间研究的，”王哲说，“我觉得移动通信未来会从单一业务向多业务融合，需要更灵活的系统架构。”
赵建国合上笔记本，看了王哲足足十秒：“行，先给你个任务。”
他领着王哲走到一个工作台前，上面是一台半米见方的铁盒子——华为早期基站设备的原型机。
“这是我们正在研发的第二代基站，”赵建国说，“测试中发现一个问题：在高负载场景下，信令处理时延会突然飙升，然后自动恢复。问题间歇性出现，很难复现。”
他调出测试记录——打印在宽行打印纸上的数据，一卷一卷的。
王哲接过数据，快速浏览。十分钟后，他抬头：“赵老师，有系统架构图吗？”
赵建国从文件柜里抽出一张A0大小的图纸，铺在工作台上。王哲俯身细看，手指顺着信号流一路划过去。
“这里，”他突然停在一个模块上，“信令处理单元和业务处理单元共享同一个内存总线。当业务流量突发时，总线竞争会导致信令处理被饿死。”
“我们也怀疑过，”旁边一个工程师插话，“但总线利用率监控显示，峰值也就70%，按理说不该出问题。”
“监控周期是多少？”王哲问。
“一秒采样一次。”
“问题就在这里，”王哲从笔筒里抽出支铅笔，在图纸空白处快速演算，“突发流量往往在毫秒级。一秒采样会漏掉瞬时峰值。我估算一下……”
他列了几个公式，算出一个数值：“如果突发持续50毫秒，总线瞬时利用率可能冲到95%以上。这个时间窗口刚好够信令队列溢出，导致后续时延累积。”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几个工程师围过来看他算的公式。
“有道理……”一个年轻工程师喃喃道，“我们之前一直在调算法参数，没往硬件瓶颈上想。”
“验证很简单，”王哲说，“改一下监控固件，把采样频率提高到100毫秒。再跑一次压力测试。”
赵建国当机立断：“小陈，你去改代码。小王，你跟我来。”
他把王哲带到另一间办公室，关上门：“小王，你刚才的分析，不是常规思路。你怎么想到的？”
王哲想了想：“我在‘启辰’做消息系统时遇到过类似问题。用户同时上传大文件和小消息，小消息会被卡住。后来我们把控制流和数据流彻底分离，问题就解决了。”
“控制流和数据流分离……”赵建国重复着这个词，眼睛亮了，“你这个思路，可以应用到基站架构上。信令是控制流，语音数据是数据流，完全可以用不同的硬件通道来处理！”
他激动地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踱步：“如果真能实现，系统稳定性会提升一个数量级！小王，这个课题你敢不敢接？”
“敢。”王哲推了推眼镜，“但我需要两个人帮忙：一个懂硬件设计，一个懂驱动开发。”
“我给你配最好的！”赵建国拍板，“从现在起，你直接向我汇报。这个项目代号……就叫‘分水岭’，意思是基站架构的分水岭！”
消息像长了腿一样传开。不到一上午，整个预研部都知道新来的22岁高级工程师，第一天就指出了困扰团队半年的问题，还提出了颠覆性解决方案。
王哲坐在新分配的工位前，看着窗外1998年的坂田——到处是工地，塔吊林立。他想起离开北京前，徐教授说的话：“华为是片深海，但也是最好的试炼场。”
他深吸一口气，打开了新的笔记本。
深海试炼，开始了。
网络产品线在园区另一头的厂房里——没错，厂房。1998年的华为，研发和生产还没完全分开。刘博推门进去时，机器的轰鸣声扑面而来。
生产线在楼下，楼上是用铁皮隔出来的办公区。他的导师——姓周的项目经理——正趴在桌上睡觉，眼镜歪在一边，手边是堆成山的图纸。
“周工。”刘博敲了敲隔板。
周工惊醒，抹了把脸：“刘博？来来，坐。”
他给刘博倒了杯水——搪瓷缸子，上面印着“先进生产者”的红字。
“咱们组负责华为所有交换机的运维系统，”周工开门见山，“现在的问题是：设备越来越多，故障全靠人工排查。平均恢复时间要四小时，客户投诉越来越多。”
他从抽屉里翻出一沓投诉信，摔在桌上：“看看，这个月已经三十多封了。”
刘博安静地翻看。1998年的运维是什么概念？没有云监控，没有自动化脚本，全靠工程师带着笔记本和串口线，到现场一台台设备查日志。
“现有系统架构图有吗？”他问。
周工从墙上摘下一张图纸——手绘的，各种线条交错，像蜘蛛网。
刘博看了五分钟，问：“日志数据，集中存储吗？” “分散的，每台设备本地存。” “报警规则，固定阈值？” “对，超过阈值就告警。” “故障处理，有知识库吗？” “有……但更新不及时，基本没人用。”
三个问题，问出三个痛点。刘博从背包里掏出自己的笔记本——也是纸质的，但用的是他自己设计的表格格式，工整得像印刷品。
他快速画了个新的架构图：“我建议做三件事。第一，在所有交换机上部署轻量级代理，定时上传日志到中心服务器。第二，开发一个基于规则的智能分析引擎，能关联多设备日志，识别故障模式。第三，建一个案例库，每次解决新问题都录入，系统自动学习。”
周工听得眼睛发直：“这……这工程量太大了吧？”
“不大，”刘博估算了一下，“代理程序，我三天能出原型。分析引擎，借用开源的专家系统框架，两周。案例库，用现成的数据库改，一周。”
“你一个人？” “先出原型，验证可行性。可行的话，再申请资源扩大团队。”
周工犹豫了。这年头，敢说“三天出原型”的人要么是天才，要么是疯子。
“你需要什么支持？”他问。
“一台性能好点的服务器，能连内网所有测试设备。再给我开放交换机的开发文档权限。”
“服务器……我去申请。文档权限我现在就给你开。”
刘博拿到权限，找到一台空闲的电脑——奔腾2处理器，32mb内存，装的是windows Nt 4.0。他皱了皱眉，这配置跑分析引擎够呛。
但够不够，得试了才知道。
他先写代理程序。用c语言，代码简洁到近乎苛刻。没有一行废话，每个函数都控制在二十行以内。旁边一个老工程师路过，看了一眼屏幕，走不动了。
“小伙子，你这代码风格……跟谁学的？” “自己总结的。”刘博头也不抬。 “这注释写的，比代码还清楚。”
1998年，国内程序员还不太讲究代码规范。刘博这种极致的可读性和模块化，在当时堪称一股清流。
三小时后，代理程序原型完成。他部署到三台测试交换机上，成功采集到日志数据。又花两小时写了数据上传模块。
午饭时间，周工端着饭盒回来时，刘博已经完成了中心服务器的数据接收和存储模块。
“这……这就搞定了？”周工饭盒差点掉地上。
“基础功能好了，”刘博说，“下午写分析引擎。”
他真的在下午写出了分析引擎的雏形——基于cLIpS专家系统框架，定义了十几条故障判断规则。晚上七点，系统第一次自动分析出了一次真实的设备故障：内存泄漏导致进程崩溃。
“我靠！”周工看着屏幕上自动生成的诊断报告，“这比老张他们组查了三天还准！”
消息传得飞快。晚饭时，整个网络产品线都在讨论“新来的大神三天搞出智能运维系统”。
刘博对此毫无反应。他吃完食堂的盒饭——两荤一素，三块钱——回到工位继续优化规则。九点多，林辰发来传呼机信息：“博哥，进展如何？”
他回了个电话——用办公室的座机：“基础框架，已跑通。下周可演示。”
电话那头，林辰笑了：“我就知道。我和哲哥这边也有突破，周末碰头？”
“好。”
挂掉电话，刘博看着屏幕上滚动的日志数据。1998年的华为网络，就像一张正在疯狂生长的神经网络，而他，正在给它装上第一个“大脑”。
这种感觉，挺好。
周五晚上十点，坂田城中村的大排档。
塑料桌椅摆在路边，煤气灶的火苗蹿得老高。老板用潮汕话吆喝着，炒粉的镬气混着啤酒沫子的味道，弥漫在1998年深圳的夜风里。
林辰、王哲、刘博围着一张小方桌。桌上摆着炒河粉、椒盐濑尿虾、蒜蓉菜心，还有三瓶金威啤酒。
“第一杯，”林辰举起绿玻璃瓶，“庆祝咱们在华为活过第一周。”
瓶子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响声。冰镇的啤酒下肚，驱散了连轴转的疲惫。
“哲哥先汇报战绩，”林辰夹了只虾，“听说你在预研部搞出大动静了？”
王哲推了推眼镜，难得地露出笑容：“赵工让我负责一个新架构项目，叫‘分水岭’。如果成了，可能是下一代基站的基础。”
他简单讲了讲控制流和数据流分离的思路。林辰听得认真：“这个思路可以借鉴。我们‘开放qq’以后做移动端，也需要这种架构。”
“移动端？”王哲一愣，“现在手机还是大哥大，能做应用吗？”
“很快就能了，”林辰神秘一笑，“诺基亚今年出的6110，已经能装简单应用了。我估计不出三年，手机上网会普及。”
1998年说这话，简直像天方夜谭。但王哲信了——林辰的预测，还没错过。
“博哥呢？”林辰转向刘博。
“运维系统，原型跑通。”刘博言简意赅，“下周演示，应该能推广。”
“牛！”林辰竖起大拇指，“你这效率，华为历史上估计都少见。”
刘博喝了口啤酒：“你的试点，怎么样了？”
“刚起步，”林辰说，“但开了个好头。韩经理批了资源，下周一正式组建团队。我打算先从消息同步算法入手——哲哥，这方面你得帮我。”
“没问题，”王哲点头，“我们基站的信令同步，和你们的消息同步底层原理相通。可以一起研究。”
“博哥的网络数据接口，我也需要，”林辰说，“要优化消息路由，得知道实时网络状态。”
“接口文档，周一发你。”刘博应下。
三兄弟边吃边聊，从技术聊到管理，从华为聊到“启辰”。大排档的烟火气里，他们仿佛回到了北京路边摊的日子——只是背景从清华东门换成了坂田城中村。
“对了，”王哲突然压低声音，“我听说华为内部有个‘三个月生死线’。新人进来，前三个月不出成绩，就会被边缘化。”
“我也听说了，”林辰点头，“咱们这三周的表现，应该算通过第一关。但真正的考验在后面——得持续出成果，不能昙花一现。”
“持续出，没问题。”刘博难得地说了句长话，“我们的方法，可复制。”
“对，”林辰眼睛亮了，“这就是我们的价值——不仅是解决具体问题，更是带来新的工作方法。快试错、数据驱动、小团队作战……这些在互联网公司常见，但在华为可能还是新鲜事。”
“如果能推广开，”王哲推了推眼镜，“那价值就大了。”
“一步一步来，”林辰举起酒瓶，“先把手头项目做扎实。下个月我要开始轮岗了，第一站是无线业务部。”
“无线业务部？”王哲眼睛一亮，“那是核心中的核心。听说李一男在那边？”
“对，”林辰点头，“任总亲自安排的，让我去跟李一男学习。”
李一男——这个名字在1998年的华为，就是传奇的代名词。25岁成为高级工程师，27岁主持c&c08交换机的研发，现在是无线业务部的技术负责人。天才，狂人，也是无数华为工程师的偶像。
“能跟他学，机会难得，”王哲认真地说，“但压力也巨大。听说他要求极严，手下人经常被他骂哭。”
“骂哭也得扛着，”林辰笑笑，“这种级别的导师，可遇不可求。”
刘博突然开口：“李一男，技术眼光，毒。跟他学，值。”
三人碰了碰瓶。远处，华为园区还有星星点点的灯光——那是加班的人。1998年的华为，“床垫文化”已经初现雏形。很多工程师直接在办公室放张折叠床，困了就睡，醒了继续干。
“咱们今天还回办公室吗？”王哲问。
“回，”林辰站起身，“试点方案还有些细节要完善。”
“我也回，”王哲说，“‘分水岭’的架构图得再细化。”
刘博没说话，但已经掏出钱包准备结账——典型的行动派。
老板用计算器算了算：“三十六块五。”
三块钱的炒粉，五块钱的虾，两块钱的菜心，加上啤酒，在1998年的深圳，三十多块钱能喂饱三个大小伙子。
走在回园区的路上，夜风微凉。坂田的街道还没那么多霓虹灯，但工地的探照灯把天空照得发白。这座城市的生长速度，快得让人眩晕。
就像华为，就像他们。
“辰哥，”王哲突然说，“有时候我在想，咱们重生回来，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林辰想了想：“不是知道未来，而是知道什么是重要的。知道技术会怎么发展，知道哪些方向值得投入，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什么时候该放弃。”
“还有，”刘博补充，“知道团队，最重要。”
林辰笑了：“对，团队最重要。无论在华为还是在‘启辰’，咱们五个人，永远是一个团队。”
他们刷开园区大门，走向各自的工作岗位。1998年深秋的夜晚，三个年轻人的身影消失在华为的楼宇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