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的盛夏，北京城以往槐荫下的蝉鸣，似乎都被一种更喧嚣、更躁动的人声所掩盖，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混合着狂热与不安的气息。
陈铮与越廷之间那场始于暗处的较量，随着时局的微妙变化，逐渐浮出水面，进入了更为激烈的短兵相接阶段。
陈铮的布局，如同他擅长的战术一样，精准、狠辣，且极具耐心。
他并没有选择直接与越廷发生冲突，那太低级，也最容易引起谢知衡的反感。
他利用的是规则，是时局，是越廷身处位置所必然面临的掣肘。
他首先动用的，是军中积累的人脉与信息网。一封匿名的、但内容极其详实的举报信，通过特殊渠道，被递送到了与越家存在竞争关系的某实权部门。信中并未直接指控越廷本人，而是将他父亲在位时，某个已被压下、涉及资源调配的旧事重新翻出，并巧妙地将越廷近年来一些看似合规、实则经不起深究的“行方便”之举与之关联。
这封信虽未立即掀起巨浪，却足以在越家所在的体系内，荡开一层层审查与警惕的涟漪。
紧接着，在几次关键的人事调动评议会议上，向来对越廷能力赞誉有加的几位老前辈，态度开始变得暧昧。
陈铮并未亲自出面，他只是通过父辈的战友，或是在某些非正式场合，以一种“忧心忡忡”的口吻，提及“年轻干部提拔过快，恐根基不稳，需多经风雨磨练”，以及“家风牵连个人，个人影响组织信任”之类看似公允，实则杀伤力极强的论调。
这些话语，如同无形的风，吹动了决定越廷前程的砝码。
最致命的一击，来自于对越廷直接负责的某个涉外文化引进项目的审查。该项目原本进展顺利，是越廷重要的政绩之一。
陈铮不知从何处，拿到了该项目初期论证时，一份被忽略的、由某位“学术权威”出具的、带有保留意见的内部报告。他将这份报告的关键部分，以及项目执行中一些因追求效率而存在的流程瑕疵，再次通过匿名渠道，递交给了纪律监察部门。
一时间，原本象征着越廷开拓精神的项目，被蒙上了一层“冒进”、“可能存在技术风险与程序问题”的阴影，陷入了停滞审查的境地。
这一连串的组合拳，让越廷切实感受到了压力。他身边的人明显感觉到，越廷脸上的温和笑容少了，眉头时常微蹙，接打电话的语气也多了几分焦躁。
然而，越廷终究是越廷。他能在京城年轻一代中脱颖而出，靠的绝不仅仅是家世。面对陈铮凌厉的攻势，他虽惊不乱，展现出了超乎年龄的政治智慧和手腕。
对于那封匿名信引发的旧事重提，他没有试图去辩解或掩盖——那只会越描越黑。
他反而主动向组织说明情况，将父亲当年的决策背景、当时的客观条件以及事后在他推动下进行的补救措施，条分缕析地形成报告，态度诚恳，逻辑清晰。
同时，他巧妙地利用家族力量，请动了几位德高望重、与陈家并无密切交集的老同志出面，从“保护年轻干部工作积极性”、“不能因历史局限性问题否定一切”的角度进行斡旋，成功将事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未能伤及根本。
对于人事评议上的风波，越廷选择了以退为进。他主动向上级表示，愿意接受更艰巨的锻炼，甚至“可以考虑暂时离开京城，到基层或艰苦地区去工作一段时间”。
这一姿态，不仅堵住了那些说他“根基不稳”的嘴，反而营造了一种“勇于担当”、“不惧挑战”的形象。同时，他加紧了与一位对他青睐有加的顶级大佬的联系，多次“偶遇”请教，汇报思想，以其扎实的能力和沉稳的表现，进一步巩固了这位大佬对他的信任和支持。
至于那个被审查的项目，越廷更是展现了他精细的操作能力。
他没有去攻击那份内部报告的权威性，而是组织了自己麾下的技术骨干和亲近的学者，连夜赶制了一份更详实、更具说服力的补充论证报告，逐条反驳了之前的“保留意见”，并将项目流程上的瑕疵，归结为“在特定时期为了抢抓国际机遇而采取的必要灵活措施”，并附上了所有环节的完备记录——其中部分是在他察觉风声后紧急补充完善的。
他还让项目合作方发来了态度积极的确认函，强调项目的价值和迫切性。
这一套应对下来，审查组虽然仍要求项目暂缓，但基调已从“调查问题”转向了“完善手续”，主动权再次回到了越廷手中。
几个回合下来，陈铮的攻势虽猛，却如同重拳打在棉花上，大部分力量被越廷以柔克刚地化解了。
表面上看，越廷略胜一筹，他保住了基本盘，甚至在某些层面还展现了危机处理能力，赢得了部分中间派的欣赏。
但只有越廷自己知道，他耗费了巨大的心力和人情，才勉强维持住了局面，前进的步伐被硬生生拖慢，但陈铮那双在暗处冷冷注视的眼睛，竟让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警惕与一丝兴奋。
这是一种棋逢对手的刺激感，而赌注，是谢知衡。
他甚至在一次与谢知衡见面时，轻描淡写地提起最近“工作遇到些小麻烦，但已解决”，语气中带着属于胜利者的从容，仿佛在说：看，你哥哥的手段，不过如此。
而谢知衡现在的整个世界，几乎完全被她的科研事业所占据。
她的第二篇重量级论文——《一种来源于特殊放线菌的群体感应信号分子的鉴定及其对生物膜形成的调控作用》，在经过相对顺利的评审和小修后，终于在1966年初秋，在《Nature》上正式见刊。
这距离她的第一篇《Nature》论文发表尚不足两年，如此年轻的学者，连续在顶级期刊上发表开创性成果，即便在相对封闭的国内学术界，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贺信与邀约从四面八方飞来，但她只是将刊有自己论文的期刊收好，然后再次埋首于实验台前。
就在这时，梅韫先教授向她提出了一个有些反常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