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风还在吹。
陈远山走在回驻地的路上，手一直按在公文包上。包里的信没动过，像一块烧红的铁，烫着他的肋骨。他没有回宿舍睡觉，而是加快脚步穿过营地，哨兵看见他，敬礼，他点头，一句话也没说。
回到房间，他把门关紧，拉上窗帘，从公文包里取出那封信，放在桌上。灯光下，纸面泛黄，墨迹灰暗，落款的签名歪斜拖尾。他盯着看了十秒，然后打开抽屉，拿出钢笔和一张白纸，写下自己的名字。
两相对比，差别明显。他的字起笔重，收笔利落，这封信上的却软弱无力，像是临摹时手抖了几次才完成的。
他合上纸，不再看它。
现在不是研究它的时候。现在是要用它。
他拉开另一格抽屉，翻出一张便笺，提笔写：“明日十时，师部礼堂，有要事公布，请速联各报记者到场。”字不多，也不加称呼，只在背面盖上自己的印章。
他折好信，装进信封，密封。叫来通讯员小李。
“天一亮就送去《申报》驻地，亲手交给林婉儿。不能经别人手，也不能耽搁。”
小李接过信，问：“要等回话吗？”
“不用。你送完就回来。”
通讯员走后，他坐在桌前，没脱军装，也没躺下。窗外天色还是黑的，远处传来几声狗叫。他知道，这一夜不会太平。赵世昌的人肯定在盯着他，看他会不会慌，会不会乱找人对质，会不会销毁证据。
但他什么都不做。
他只是坐着，等天亮。
六点整，天刚蒙蒙亮。
林婉儿接到信时，正蹲在灯下换胶卷。她拆开信封，看完那句话，抬头看了眼墙上的钟。六点零二分。
她站起身，把相机塞进包里，抓起外套就往外走。
报社还没开门，她先拨通《大公报》的电话，接线员刚接通，她就说：“我是林婉儿，《申报》记者。陈远山师长要开紧急记者会，揭露有人伪造通敌信陷害抗日将领。时间是今天上午十点，地点在师部礼堂。请你们务必派人到场。”
对方愣了一下：“你说什么？通敌信？”
“是真的。我亲眼看过那封信的照片底片。笔迹是假的，纸张也不是前线缴获品。这是政治构陷。”
“这事太大了，得请示主编——”
“没时间请示！”她声音抬高，“如果你们不来，明天报纸上写的就不是真相，而是‘某师长通敌被查’！谁来为死去的士兵说话？谁来为打鬼子的将军正名？”
电话那头沉默两秒，传来一声：“我们去。”
她挂了电话，又打给《中央日报》、通讯社、城东两家小报。有的答应得快，有的犹豫，她一句一句逼过去：“你们要是怕惹麻烦，现在就可以退。但我要告诉你们，陈远山是唯一一个敢在清河镇死守七天的师长。他带的兵，每一颗子弹都打向鬼子。现在有人想用一封信毁了他，你们选择闭嘴？”
最后五家报社、两家通讯社确认到场。
她骑上自行车，直奔礼堂。
九点，师部礼堂外已有记者陆续到达。
门口站着两名士兵，查验证件。一名戴眼镜的年轻记者递上记者证，士兵仔细核对后点头放行。另一人想混进去，被拦下：“没有邀请函，不能进。”
礼堂内，长条桌摆成半圆，后面是几十张椅子。墙上挂着一幅军事地图，红蓝铅笔标注着敌我位置。角落立着一块黑板，上面写着“战况通报会”几个字，但没人去擦。
张振国站在后台入口，穿着普通勤务兵的衣服，手里拎着水壶。他扫视全场，看到几个面孔陌生的人，悄悄打了个手势。两名伪装成杂役的士兵立刻靠近，不动声色地站在那几人身后。
他知道，赵世昌不会坐视不管。这种场合，一定会派人来搅局，要么发难，要么拍照造谣。他们必须盯紧。
九点半，林婉儿带着三名同事走进礼堂。
她一眼就看到了那个位置——正对讲台左侧，光线最好，能拍到发言人的正面和台下反应。她走过去，架好相机，调整焦距，又检查录音笔是否正常工作。
她低声对身边同事说：“等他拿出那封信的时候，一定要拍清楚。每一个字，每一道折痕，都不能漏。”
同事点头：“放心，底片够用。”
她又看了看表：九点三十五分。
还有二十五分钟。
她环顾四周，发现角落有个穿灰色长衫的男人，一直低着头写东西，但从不抬头看讲台方向。她记下了他的位置。
九点五十五分。
外面传来脚步声。
所有人抬头。
陈远山走了进来。
他没穿披风，也没戴勋章，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整齐扣到领口，腰间的驳壳枪锃亮，枪套上的五角星清晰可见。他步伐平稳，脸上没有多余表情，目光扫过全场，最后落在讲台上。
勤务兵递来一杯水，他接过，喝了一口，放下。
台下响起快门声。
他站在台前，双手撑在桌沿，指节微微发白。台下坐着二十多名记者，有的拿着笔记本，有的举着相机，全都盯着他。
林婉儿在角落按下快门，第一张照片定格在他抬眼的瞬间。
没有人说话。
空气像是凝住了。
他开口了，声音不高，但清楚传到每个人耳朵里：
“各位记者同志。”
台下有人提笔记录。
“今天请大家来，不是为了战报，也不是为了嘉奖令。”
他停顿一秒，右手伸进公文包。
“是为了澄清一件事。”
他的手慢慢抽出一封信。
全场目光聚焦在他手上。
信是黄的，边缘卷曲，背面印着模糊的日文数字。
他把它平铺在桌上，面向所有人。
“这封信，昨天深夜出现在我的办公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