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厂里,早几年进厂的技校生,都会被后来的师弟师妹们尊称一声“师兄”、“师姐”。造型班的那位大师姐,叫陈文洁,干活时安静专注,技术是班里拔尖的,模样也周正,只是性子有些内敛。她恋爱了,对象是杨军办公楼的同事,叫赖国宝。这在厂里不算稀奇,工农结合,双职工家庭是常态,也被看作稳定。
两人的恋情起初在地下悄悄进行,像车间角落里顽强生长的野草。办公楼的工作相对清闲,赖国宝会“恰好”路过造型班,递给陈文洁一个洗干净的西红柿,或是用饭盒装着几块食堂难得的红烧肉。陈文洁则会默默把他工作服上刮破的口子,用最细密的针脚补好。
“文洁姐,国宝哥又来找你啦?” 相熟的小姐妹会挤眉弄眼地打趣。
陈文洁总是微微红着脸,低下头,嘴角却抿着一丝藏不住的笑意。赖国宝则嘿嘿笑着,挠挠头。那段时光,连车间里飞扬的型砂和机油味,都仿佛掺进了淡淡的甜。
然而,当恋情走向谈婚论嫁,需要摆上台面时,阻碍出现了,且异常坚硬——赖国宝的母亲。
那是一位在厂医院工作的医生,丈夫也是厂里的中干。在她精心规划的蓝图中,自己唯一的儿子,堂堂国营大厂的干部,理应找一个门当户对、有正经学历、体面工作的姑娘,比如教师,比如医生,最不济也该是办事员。一个整天跟砂土、模具打交道的“造型女工”?这完全超出了她的接受范围。
“国宝,你昏了头了?” 电话里,母亲的声音尖利而不容置疑,“那个陈文洁,我打听过了,技校毕业,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她跟你有什么共同语言?将来能教育好孩子?我们家的脸往哪儿放?”
赖国宝试图争辩:“妈,文洁人很好,踏实肯干,我们在一起很开心……”
“开心?开心能当饭吃?” 母亲打断他,“我告诉你,只要我还在,你就别想把她娶进门!趁早断了!”
母亲的反对如山般压下。两人不敢公开了,只能转入更隐秘的“地下”。约会地点从厂区林荫道换到了更远的山边,见面时间也常常是深夜交接班前后。陈文洁的眼神里,渐渐多了忧愁。赖国宝也日渐沉默,夹在挚爱和亲情之间,左右为难。
他母亲的行动力却远超他们的抵抗。眼见儿子似乎铁了心,这位强势的医生母亲彻底“急眼”了。她动用了一切能动用的关系,甚至联系了远在成都老家的亲戚和旧日同窗,不知费了多大周折,竟然真的在成都某单位为自己和儿子谋得了调动名额。
“国宝,工作已经联系好了,成都那边,发展机会比这里好得多。” 母亲的声音带着不容反驳的决断,“下个月就过去报到。妈和你一起调过去!”
赖国宝如遭雷击,他去找陈文洁,两人在空旷的废料场后面见了最后一面。晚风萧瑟。
“文洁,我……我妈她……” 赖国宝痛苦地抱着头,语无伦次。
陈文洁脸色苍白,她已经从别处听到了风声。她看着眼前这个深爱却无力抗争的男人,心一点点冷下去,最终只是轻轻问:“非走不可吗?”
赖国宝不敢看她的眼睛,点了点头。
长久的沉默后,陈文洁转过身,声音飘忽得像要散在风里:“那……你保重。”
赖国宝就这样被母亲强行带离了重庆,调去了成都。起初还有几封书信往来,信纸上的字句从浓烈到平淡,从频繁到稀疏。距离、时间,以及家庭那座无形的大山,终究慢慢磨蚀了本就艰难的感情。联系,渐渐断了。
赖国宝走后,陈文洁像变了个人。她更沉默了,几乎成了车间里一个无声的影子。曾经明亮的眼睛失去了神采,总是低垂着,盯着无尽的砂型或模具。原本光洁的脸上,不知何时蒙上了一层驱不散的暗沉,眼角嘴角早早地爬上了细纹。明明才三十出头的年纪,憔悴得却像是四十多岁。她依然拼命工作,仿佛只有肉体上的疲惫,才能暂时麻痹心里的空洞。小姐妹们私下叹息:“文洁姐这辈子,怕是让赖家给毁了。”
蹉跎到三十五岁,在家人的催促和现实的考量下,陈文洁终于和厂里一位比她年长几岁、同样性格沉闷的技术员结了婚。婚礼简单潦草。婚后,两人看起来相敬如宾,从未红过脸,但也鲜少有亲密的笑语。他们像两条平行线,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却各自延伸。最让人唏嘘的是,或许是因为心灰意冷,也或许是因为年纪实在大了,两人始终没能拥有自己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