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郑克伦八十八岁那年，眼前的世界像蒙上了一层越来越厚的、擦不掉的毛玻璃。曾经能穿针引线绣花、能在自留地里分辨出最嫩菜心儿的眼睛，渐渐只剩下了模糊的光影和色块。最后，连那点光也吝啬地收走了，她陷入了一片无边的、恒久的黑暗里。这黑暗比贫穷和饥饿更让她心慌，它隔绝了她与这个她劳作、挣扎、深爱了一辈子的具象世界。
在西南医院当医生的外孙女李艳得知后，心急如焚，立刻将外婆接到了医院。“外婆，您别怕，是白内障，现在手术很成熟了，做完就能看见。”李艳握着外婆枯瘦的手，声音温柔而坚定。
克伦却有些畏缩：“我都这把年纪了，还挨那一刀做啥子……看不见就看不见吧，别给你们添麻烦，浪费钱。”
“这怎么是浪费？”廷慧在一旁劝道，“妈，您现在就是我们的宝贝。钱的事不用您操心，能看见，您自己舒坦，我们看着也高兴。”
最终，在儿女孙辈的鼓励下，克伦躺上了手术台。手术很成功。当医生为她揭开最后一层纱布时，她颤巍巍地睁开眼。先是刺目的光，然后是女儿廷慧关切的脸，外孙女李艳微笑的眼睛，还有病房窗户框住的一方蓝天。
“看……看见了……”她喃喃着，伸出颤抖的手，轻轻摸了摸廷慧的脸颊，又摸了摸李艳的白大褂袖子，眼泪毫无征兆地滚落下来，“真好啊……又能看见了……”
然而，重见光明的喜悦并未持续太久。在城里女儿家住了不到半年，那种熟悉的落寞和焦躁又回来了，且比失明前更甚。她开始反反复复地念叨：“我要回去……回石壁庄去。”
廷慧和廷秀轮番劝说。
廷慧道理清晰：“妈，您看，在城里多方便？看病有艳儿，买菜有超市，冬天有暖气，夏天有风扇。回老家，那老房子潮得能拧出水，您一个人，我们怎么放心？”
克伦却异常固执，她看不见时用耳朵“看”世界，看得见了，心却更分明：“这里啥都好，可这不是我的地方。我听不见风过竹林的声音，闻不到土地翻过来的腥气，连晚上都静得吓人……我睡不踏实，心里慌。”
廷慧试图软化：“妈，您就舍得我们？舍得你的重外孙子孙女？在这里，我们照顾您多方便。”
克伦浑浊的眼睛望着窗外高楼的方向，仿佛能穿透钢筋水泥，看到遥远的山坳：“我晓得你们孝顺。可叶落要归根，鸟老要归林。我的根在石壁庄，在杜辉旁边那块坡地上。我得回去守着……我怕我死在外头，被烧成灰，那我就真找不着回家的路了，也找不着他了……” 她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关乎生命归宿的决绝。
女儿们听出了母亲话里那份对火葬深植骨髓的恐惧，以及对“入土为安”近乎神圣的执着。她们明白，这份执念，源自那片土地与她血脉相连的记忆，源自与早逝丈夫的约定，也源自一个传统农妇对生命最终形态最朴素的理解。再多的现代便利和亲情环绕，也无法替代她对那片埋着祖先、丈夫和夭折儿子的土地的归属感。
廷慧和廷秀相对无言，最终只能妥协。
送她回去那天，车里装满了新被褥、营养品和常备药品。廷秀红着眼眶，一遍遍叮嘱侄子：“平，麻烦你多费心，这是电话，有任何事，立刻打给我们！”
克伦却显得很平静，甚至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她扶着车门，用重新清晰起来的目光，最后一次细细看了看女儿和外孙们，低声说：“莫担心，我回去，心里就踏实了。你们好好的，过年……回来看看就行。
自此，郑克伦回到了石壁庄的老屋。眼睛好了，她又能坐在门槛上，听着熟悉的鸡鸣犬吠，嗅着空气中泥土与草木的气息，用手摩挲着墙角那架陪伴了她大半生的旧纺车。
廷秀、廷慧和孩子们，则像候鸟一样，履行着“年”的约定。每年春节，无论多忙，路途多远，她们必定拖家带口回到石壁庄。老屋会短暂地恢复许久未有的热闹。
“外婆，我们回来了！”李艳和李二会拉着外婆枯瘦的手喊，然后递过去一包适合老年人吃的食物。
“妈，这是给您买的新棉袄，试试合身不？”廷秀抖开崭新的衣裳。
克伦总是笑眯眯地，用重新清明的眼睛，贪婪地看着每一个归来的子孙，摸摸这个孩子的头，拉拉那个孩子的手，问着城里的新鲜事。她会让重孙们去院子里玩，会给每个孩子包个小红包。
只有在这几天，老屋的烟火气与她生命的气息才完全交融。过年，成了这个家族与这位执拗老人之间最深沉也最温柔的连接，也是儿孙们对故土与根源的一次次朝圣。她们知道，看一次，便少一次了。而克伦，则在每一次团聚的喧嚣过后，守着更深的寂静，心满意足地，等待着她最终的、与土地合为一体的安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