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海军在马六甲海峡取得决定性胜利并建立牢固据点的消息,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的涟漪迅速扩散至整个南洋乃至更遥远的西洋。南海之上那场近乎神话般的歼灭战,以及帝国舰队展现出的、远超这个时代认知的恐怖武力,让所有曾经或多或少依附于西方殖民者、或是在各方势力夹缝中求存的南洋邦国与城邦,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与恐慌。
最先做出反应的,是距离马六甲最近的满剌加(马六甲苏丹国残余势力)、柔佛、亚齐等苏丹国,以及苏门答腊、爪哇岛上的诸多土王。他们派出的使节团,几乎是前后脚地抵达了帝国在南洋的新核心——广州港。这些使团携带着象牙、香料、珍珠、玳瑁等传统贡品,言辞恳切,姿态谦卑,一如数百年前郑和宝船队巡弋南洋时的景象,口称“上国”,祈求“册封”与“庇护”。
然而,当他们被引荐至广州新设立的“帝国南洋事务衙门”时,遇到的却并非想象中热衷于“万国来朝”虚名的天朝官员。主持事务衙门的,是林清源一手提拔、深谙陈默理念的干吏。他没有接受那些充满朝贡色彩的表述,而是平静而坚定地拿出了一份由摄政王府与海事总局联合制定的《南洋诸邦通商友好条约》草案。
“诸位使者,”事务衙门的主事官员声音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意味,“帝国海军肃清海疆,铲除尼德兰等西方夷人暴虐之徒,旨在恢复南洋商路之安宁,使万民得以自由贸易,共享太平。帝国无意于虚名,亦不寻求尔等称臣纳贡。”
他指着条约草案的核心条款解释道:“帝国愿与南洋诸邦建立平等之通商关系。帝国商船可在各邦指定港口自由停泊、贸易,并享受最惠待遇;同样,各邦商船亦可至帝国广州、泉州、宁波等港口贸易,受帝国海军保护。帝国将在各主要贸易点设立商站,负责协调贸易、裁决纠纷。作为保障,帝国海军有权在必要时应邀协助各邦清剿海盗,维护海域安宁。”
这番话,让许多抱着旧有“朝贡”思维前来的使者面面相觑,一时难以适应。他们习惯了依附强者,缴纳贡赋以换取保护或是避免被征服,却从未遇到过如此“古怪”的强者——不要名义上的臣服,只要实实在在的商业利益和贸易规则主导权。
几乎与此同时,停泊在广州港外、原本趾高气扬的几艘西方商船——包括葡萄牙、西班牙乃至几艘姗姗来迟的英吉利东印度公司商船——也收到了由帝国海军巡逻艇送达的《帝国南洋海域通航与贸易管理条例》。
条例明确规定:所有外国商船,在帝国认定的南洋海域(其范围被模糊但有效地界定为帝国海军力量所能覆盖之处)航行,需向帝国海事总局报备航线、货物,并接受必要的检查。所有贸易需在帝国指定港口进行,并缴纳统一的、远低于以往被西方公司垄断时盘剥程度的关税。严禁私运违禁品,严禁携带超过自卫所需限度的武器。最重要的是,所有商船必须承认并遵守帝国对此片海域的司法和安全管理权。
“这……这是对我们自由贸易权利的粗暴干涉!”一艘葡萄牙商船的船长挥舞着条例文书,激动地对前来宣读的帝国海军军官抗议。
那名年轻的海军军官只是冷冷地瞥了他一眼,语气平淡却带着无形的压力:“船长先生,请注意你的言辞。帝国海军清剿了肆虐的尼德兰人,保障了这片海域所有守法商人的安全。遵守规则,你们可以安全地进行贸易。不遵守……”他顿了顿,目光扫过远处港口内若隐若现的、冒着黑烟的帝国战舰轮廓,“后果自负。”
现实比任何雄辩都更有力。回想起南海那支尼德兰舰队的下场,再看看港口内外那些巡逻的、造型狰狞的帝国炮舰,所有的抗议和不满都被硬生生地压回了肚子里。西方商人们意识到,那个他们可以凭借几艘战舰就耀武扬威、强行打开贸易大门、甚至划定势力范围的时代,在这片东方海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规则由这位新崛起的东方巨人制定。
消息通过各种渠道传回京城。摄政王议政厅内,陈默听着林清源和韩明关于南洋使节和西方商人反应的汇报,脸上露出了一丝预料之中的神色。
“万国来朝?”陈默轻轻摇头,语气带着一丝嘲讽,“那种虚名,除了满足帝王将相的虚荣心,耗费国库钱财赏赐回礼,于国于民有何实质益处?我们要的不是他们磕头称臣,而是要他们按照我们的规则,老老实实地做生意,让帝国的商品畅通无阻,让帝国的商人和工匠获得最大的利益,让帝国的白银黄金流进来!”
他站起身,走到那幅巨大的世界地图前,手指划过南洋,指向更广阔的印度洋和西方:“通过贸易,将我们的影响力渗透到每一个角落;通过规则,将我们的秩序建立在每一片海域。这才是真正的强国之道,这才是海权带来的最大红利!”
万国来朝?不。在陈默的蓝图中,这是“万国来商”。一个以帝国为核心、以海军为后盾、以贸易为纽带的全新海洋秩序,正在南海的炮火与广州的条约中,悄然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