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8年夏，某地看守所的凌晨二点依然也十分酷热。监区走廊的声控灯被脚步声惊醒，昏黄的光里，萧逸华攥着装换洗衣物的塑料圆凳，跟着看守民警走向20号监室。
高度近视因眼镜有金属而被没收，眼前只剩一片模糊的人影轮廓，鼻腔却先一步捕捉到监室里的气息——酸腐的汗味混着霉味，像陈年的抹布闷在塑料袋里。
铁门“哐当”一声打开，里面两道蓝色身影从监室走道上站起来。走在前面的人接过萧逸华手里的圆凳，轻手轻脚拍醒最里侧通铺上的人，低声说了几句，又转向中间那个微胖硕壮的男人：“洪哥，新来的，睡哪？”
“睡地铺，明天再说。”洪哥的声音带着刚醒的沙哑，没睁眼。
萧逸华眯着眼扫过去，通铺上一溜烟躺着十二三个赤膊男人，短裤裹着精瘦或臃肿的躯体，呼吸声此起彼伏。通铺边不足一米五的走道上，已经打了两个地铺，三四个人蜷缩在上面。门口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把自己的铺盖往边上挪了挪，腾出块空地，朝他摆了摆手。
萧逸华累得骨头都在疼，两天两夜没合眼，可躺在硬邦邦的水泥地上，脑子里却像塞进了一团乱麻。
他到现在都想不通，自己怎么会以“招摇撞骗”的罪名被羁押。在派出所审讯时，他如实回答了所有问题——他清楚这事儿早晚会传讯到自己头上，可自始至终，他没觉得自己碰过法律的红线。
被三个警察带走那天，妻子木婉清攥着几件换洗衣追出来，拜托警察帮忙捎给他，语气里的慌乱像针一样扎他。
隔天他就被押到了这个从未踏足的城市，连夜做完体检，直接扔进了看守所。
疲惫像潮水般涌来，可眼睛却亮得吓人。走道上有人翻身，磨牙声、梦呓声混着远处监室的咳嗽，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把他困在原地。
天没亮，萧逸华就被一脚踹醒。门口站着个精瘦的年轻人，甩过来一套灰扑扑的囚服：“穿上。”
他迷迷糊糊地套衣服，扣子扣错了两颗，低头整理的功夫，地上的三个人已经飞快地把铺盖卷起来，整齐放到门口。
萧逸华杵在原地不知所措，忽然听见十几声清脆的拍手声，通铺上的人瞬间坐起身，动作整齐得像训练过的士兵。
最里侧的五个人却慢悠悠的，伸着懒腰坐起来，挪到风门边的位置，抱着胳膊打量着其他人。
剩下的人自动分成两组，一组叠垫被，一组铺褥子，不过十几分钟，两床长方形的被褥就被叠成方方正正的“豆腐块”，整整齐齐地码在通铺门口。
七点整，广播里的起床号响起，尖锐得像哨子。
“窝水～喝水～”风门边有人喊了一嗓子，除了那五个坐着的人，其他人齐声应道：“是～”
萧逸华跟着队伍往里走，看见前面的人依次蹲下，他也跟着蹲下；别人拿起红色塑料杯从水桶里舀水，倒进绿色杯子里喝，他也依样画葫芦。
刚直起身，五人中年纪最大白发老人就拿着他的圆凳走过来，把里面的换洗衣倒在他怀里：“长裤脚打结，衣服全塞进去，鞋子脱了丢垃圾桶，换拖鞋。”
萧逸华一一照做，把捆好的裤子放在风门边上，抱着圆凳在走道最外侧坐下。那五个人也对着通铺坐下，从壁柜里摸出方便面，各自撕开包装，放进塑料盆里。靠监室门的三个人规规矩矩坐着，连大气都不敢喘。
七点半，牢房铁门“哗啦”拉开，铁栏杆外递进来几勺汤，倒进两个大塑料盆，还有一盆冒着热气的馒头。
有人恭恭敬敬地把馒头端到最里侧那个男人面前，五个人拿着方便面盆依次去舀汤，盆里的菜叶、肉末几乎全被他们捞走了。剩下的汤像清水一样，顺着塑料盆的缝隙往下滴。
汤盆传到萧逸华手里时，只剩小半盆浑水。接着是馒头，干涩粗糙的面疙瘩里还掺着没揉开的面粉，他强忍着咽了半个，胃里一阵翻腾。边上的白发老人碰了碰他的胳膊，示意他吃不下的把剩下的馒头撕碎，放进自己的塑料盆里。
五个人吃完，随手把塑料盆一扔，最靠近他们的人立刻起身收拾，后面三个跟着用毛巾、餐巾纸把通铺擦得锃亮。
“收～”“是～”所有人起身，拿着圆凳往门口垒好，再排队把塑料盆倒进餐厨桶，然后靠墙站成一排，没人说话，只有衣服摩擦的窸窣声。
“坐～”“是～”众人又拿着圆凳依次坐下。没过多久，隔壁监室传来洪亮的报数声，一声接一声，像在传递某种信号。
“收～”“是～”圆凳被再次垒好，队伍重新站直。“病号举手～”三个男人举起了手。窗户被拉开一条缝，冷风灌了进来。
“报数～1～2～3～…18～报告干部～实到18人～病号3人～谢谢干部～”
所有人扯着嗓子喊，最后又齐声补了一句“谢谢干部～”，声音里带着刻意的恭敬。
八点半，所有人在走道上分成两排，双手放在膝盖上，坐得笔直的静思。
九点，最里侧的风门被推开，“谢谢干部～收～”。“是～”的声音落下，半小时的静思结束。
萧逸华跟着人群走出不到三十平的天井，四周是六米多高的钢筋水泥墙，顶部焊着密密麻麻的铁丝网，阳光只能透过网眼，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影子。
那五个人拿着卷纸，径直走到角落的下水道边，旁若无人地解手。约莫半小时后，其他人争先恐后地涌过去，有人打水，有人洗盆，有人收拾垃圾，分工明确得像一台精密的机器。
一个高个年轻人把萧逸华叫到一边，拿着纸笔登记他的个人信息，又指着狱门边的智能屏、风门边的三层储物柜和厕所区域：“智能屏和这儿不能碰，厕所区只能小便，解大手得等放风。渴了自己去厕所区塑料桶打水，让你家属赶紧上钱，不然日子不好过。”
接着是学做操，机械的动作重复了一遍又一遍，还要跟着喊监室口令：“干部好～好～是～报告干部～”声音喊得不够响，就被要求重来。
洗漱时，把打结的裤子用衣架挂在下水道上方，刚挂好，一个胳膊上纹着青龙的年轻人就指了个戴眼镜的男人：“带他学学洗抹布、打包垃圾、冲下水道，这些以后都是他的活。”
萧逸华的每日工作就这么定了。别人自由活动时，他要么在冲洗下水道，要么在整理垃圾，忙完了就抱着圆凳，坐在走道边上，一个人独自想着妻子和老妈。
十一点，风门准时关闭，所有人按早上的座位坐好，等着午饭。
还是一样的清汤寡水，米饭硬得硌牙，菜是水煮的白菜，连点油星都没有。十一点四十五分，喇叭里传来午睡提示。“开铺～”“是～”众人忙着铺床垫，多余的被子堆在风门边上。
五个人等铺好后，才慢悠悠地爬上通铺。“睡～”“是～”七八个人挤上通铺，头朝外躺下，身体挨着身体。
萧逸华被安排和那个裹着一只脚的老人一起打地铺，另外两个穿囚服的人，一个在门口值班，一个在中间守着。
下午一点半，起床号再次响起，又是一轮整理内务。两点半静坐半小时，三点开风门，萧逸华先跑去打开下水道口，摆好垃圾桶，再跟着做操、洗冷水澡。
四点半关风门前，又是静坐。那个纹身年轻人披着囚服悠闲的坐在监室门口，开始点名背监规，没背出来的，被罚晚上站班。
“萧逸华，”纹身男看向他，“安排你的活做好，三天内把监规背流利了。”一张印着十二条监规的A4纸被丢过来，“这三天你就坐在门口背，三天后抽背，背不出就和他们一样，罚两个站班。”
萧逸华捡起纸，上面的字模糊一片，他只能凑得极近，一个字一个字地认——这哪是什么监规，分明是看守所在押人员义务条例。
他看着另外三个同样在背条例的人，苦笑了一声。不远处，五个人围在一起掼蛋，其他人要么看电视，要么闲聊，只有他们四个，像被隔绝在另一个世界。
晚上五点，晚饭还是老样子。六点晚点名后，萧逸华抱着圆凳坐在门口，借着昏暗的灯光背条例。
九点，电视被关掉，“窝水～喝水～”的喊声响起，“是～”的回应划破寂静。九点半，“开铺～”“是～”，又是铺床垫的忙碌。十点，“睡～”的指令落下，监室里很快响起此起彼伏的呼吸声。
日子就这么周而复始。萧逸华除了一次拉肚子，违规用了监室内厕所，被罚了三天值班外，倒也没人刻意针对他。
没了眼镜，眼前的一切都像蒙着层雾，让他心里发慌。夜里躺在地铺上，他总想起木婉清，想起家里的老母亲，不知道她们现在怎么样了，有没有在为他担心。
直到第七天早上，萧逸华被值班民警叫了出去。手铐冰凉的触感扣在手腕上，他被带到律师接待室。
隔着玻璃，律师把木婉清的话一一转告他——“家里都好，妈不知道你被羁押，我只说你去外地出差了。”
“看守所钱充了500元，买点吃的用的。我已经找好律师，你放心，一定能查清楚”
“天冷下了，我给你加了件长袖衣，下次让民警捎进来”。
萧逸华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在监室里憋了七天的委屈和压抑，在听到家人声音的那一刻，全都崩了。
他哽咽着问了案情，律师却只说了几句模棱两可的话：“案子牵扯的人有点多，你再等等，注意保护自己，有些事别掺和。不是你本意的笔录不要签字。”
回到监室，萧逸华摸着胸口，那里像揣了个暖炉，可律师的话却像根刺，扎在他心里。
下午放风，浓烈的香烟味飘了过来。牢头华哥走到他跟前，示意他跟着去天井。天井里只有五个人——华哥、老大西瓜、老二红叔、老三瘦猴、老四胖哥，其他人都被赶进了监室。
华哥从手心捏出六七根烟，还有几根火柴，分给几人。在天井的角落里，烟雾缭绕起来。华哥把红叔和萧逸华拉到一起：“红叔，你差不多两三周就要下放监狱了。这个是萧逸华，你把二十多年前那件事原原本本告诉他，这是上面的意思。”
红叔的脸抽搐了几下，嘴角往下撇了撇，最终还是点了点头：“晚上抽空说吧。”
萧逸华一头雾水，却也只能点头。他知道红叔——六十多岁的人，身体却比年轻人还壮实，左胸纹着一只张着血红大口的虎头，左臂上刻着三朵菊花。
听同监室的人说，红叔因二十年前打人致残被举报，判了十年，在看守所已经待了快一年，马上就要转去监狱服刑。
晚上，五个人在中央摆开牌局，其他人围着看电视，新来的三个继续在门口背监规。红叔朝萧逸华招了招手，两人拿着圆凳，坐在风门边上，借着从铁栏杆透进来的微光，看着彼此。
“你是哪里人？犯了什么事进来的？”红叔先开了口，声音里带着老烟枪的沙哑。
“扬州人，”萧逸华苦笑，“罪名是招摇撞骗，但我从来没来过这儿，也没骗过任何人的钱，律师还在沟通。”
“在这～呵呵～这些都不重要。”红叔笑了笑，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你知道我是谁吗？”
萧逸华摇了摇头，又指了指他胸口的纹身。
红叔低头看了眼虎头，嘴角勾起一抹复杂的笑：“既然你认识这纹身，就该知道。既然是上面的意思，我就把我怎么进来的，跟你说说。我走之前，会让华哥把我兄弟调过来顶替我的位置，以后有些事，你可以问他。”
萧逸华攥紧了手里的圆凳，指节泛白。他隐隐觉得，红叔要说的事，和他被羁押的原因，还有律师那句莫名其妙的话，都藏着某种联系。而这一切，或许都和二十多年前的那件事有关。”
“我是土生土长的山里人，三十多年前因国家工程搬迁到镇上。后来我在外头做餐饮，又兼做些食材买卖，家里全靠妹妹照拂父母，日子也算安稳。
直到那年，妹妹突然来电话说，爹已经失踪五天了。我连夜赶回去，前前后后花了十几万才把事情了结，报警后的种种波折，如今也只剩“一言难尽”四个字。
外地生意本就越来越难做，经此一事，我干脆回了镇，开了家小酒馆，既能糊口，也能就近照看二老。可安稳日子没过多久，爹又添了个“毛病”——总往山里的老屋后山跑，一去就是两三天。每次回来，他都揣着些不起眼的旧物件，悄悄塞在床底下，谁也说不清那些东西的来历，只像藏着他与老山割舍不下的旧时光。
每次我蹲在酒馆后厨择菜时，总能听见爹拄着拐杖往镇口走的脚步声。那声音沉得很，每一下都像敲在老石板上，带着股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拗劲。
镇口往南走十里就是老山，三十年前搬迁时，全村人都把老屋拆了，唯独我家那间青石地基的库房留着——我爷爷临终前攥着我爹的手，说那是“根”，可我长到四十岁，也没弄明白这“根”到底藏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