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为证：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辽东总兵李如松率军赴朝对日作战的平壤战役中，戚家军将旗帜第一个插在了平壤城头，具有先登之功。时任兵部尚书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叙恢复平壤开城战功疏》载：“即传号令，许以先登者赏银一万两，世袭指挥使。”
可到战后评功的时候，在李如松上报的功劳簿上，赫然写着“首功人员”：杨元、李如柏、李如梅、李宁、张世爵、杨绍先、钱世桢等…全是清一色的辽东系出身！
戚家军吴惟忠和参将骆尚志虽然也在上面，但他们却是“次一等”。
虽然评功等级上看似只差了一等，但是待遇上却是天差地别。吴惟忠仅得20两白银的赏赐，这必然激起戚家军的不满。
又据《李朝实录》记载：
“提督（李如松）至开城，诸将游击以下，皆跪而听令，王必迪独立而言曰：‘老爷不智、不信、不仁如此，而可能用兵乎？’ 此王必迪乃浙兵千总。
提督怒曰：‘何谓也？’
必迪曰：‘平壤攻城之日，不令而战，故军士不及炊食。为将者不念军士之饥，而遽使攻城，是谓不仁也。围城之日，俺在军后闻之，老爷驰马城外，督战曰：‘先上城者, 与银三百两, 或授以都指挥佥使。’今者先登者众，而三百两银何在？指挥佥使，又何在焉？是谓不信也。大军不为前进，只率先锋往击，一有蹉跌，大军挫气而退，以是言之, 非不智而何？如此而可以攻城耶？’
提督闻其言, 即出银给南兵云。”
由此可以证明辽东总兵李如松在对待戚家军的战功上确实心中有愧，否则他也不会自己私人出钱给戚家军赏赐。
但是长期盘踞在辽东的李家，也绝不会就这样丢了面子，后来的兵部赏赐以及戚家军本应得到战时工资，则是全都被辽东系克扣，所以这才有了后来的浙兵闹饷，王保屠之。
虽然蓟州兵变的时候李如松远在辽东，但是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柏在蓟州之变期间的官职是蓟镇副总兵。所以王保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屠戮有功的戚家军，其背后必然有李如柏在背后的支持、默许或者是怂恿。而李如柏是李家的二少爷，他的背后是整个辽东军系统。
况且能够在一夜之间，屠戮1300战力强大戚家军的部队，也必定不是普通的部队，虽然戚家军被解除了武装，但这支能够屠戮戚家军的部队也必定是一支精锐之师。而这样的一支精锐之师，绝不是王保这样的家伙能够带出来的，可惜的是作者搜寻各种史料并没有找到屠戮戚家军的是哪支部队。
不过根据记载王保在担任蓟镇总兵之前，他主要在陕西、甘肃等西北边镇任职。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才开始担任蓟镇总兵，直至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屠戮戚家军后又被调到其他地方。
根据明朝严格实行“兵将分离”的政策，他上任蓟镇基本不可能将其在西北的军队带到天子脚下的蓟镇，只能带一些家丁过来，而家丁的数量从几十人到数百人不等。这些家丁必然不是戚家军的对手。
由此可以推知王保在蓟镇并没有太多的亲信军队会帮助他屠戮戚家军。
况且一般的军人之间，若无深仇大恨，也绝不会轻易的向友军动刀子，更何况还是这种成建制的屠戮手无寸铁的友军。
再查证李如柏的任职经历，他于万历十九年担任蓟镇副总兵，是辽东李家的老二，属于一个典型的二世祖和纨绔子弟。
史料中对其最多的记载都是其在萨尔浒之战中，由于他所率领的辽东军在萨尔浒之战中行军速度缓慢，未能及时达到指定位置与后金主力形成有效对抗，也未能对友军进行援助，从而使得冲在前方的明军杜松部、马林部和刘铤部先后被清军以优势兵力击破。
最后李如柏所部在听闻前线战败后，居然未战而先溃，后退逃跑途中居然自相争路踩踏而死数千人之多。
由此可见，李如柏的不堪，他就是从古至今最典型的一个二世祖。
而这个世界上基本上所有的二世祖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本身没有什么能力，但一个个却都非常心高气傲，自以为是,且还拥有极强的报复心理。
世界上很多世家大族往往都是被这样的二世祖而破家灭族，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秦始皇的儿子胡亥，就是一个没有脑子的典型二世祖，直接导致秦始皇想要传承万世的梦想在二世就直接破灭，嬴氏家族也自此在历史上被除名。
由于李家在辽东的强大，自幼就倍受宠爱的李如柏，也就自然会养成这种心高气傲的心理特点。
在这种心理特点下，他的心中对敢于得罪李家的人自然是怀恨在心，王保如果有心投靠之下想要用戚家军纳投名状，那李如柏自然也有全力配合的理由。
王保没兵 ，可他李如柏有啊！更何况李家此时还有努尔哈赤这个马仔呢？
而且李如柏同努尔哈赤还是姻亲关系，如果努尔哈赤早就图谋不轨的话，那他必然也会在暗地里怂恿李如柏去干这件人神共愤的事情。
甚至如有可能的话，努尔哈赤甚至还会亲自下场。
因为这实在是一个好的不能再好机会，借王保的手铲除戚家军，既可以铲除明朝最精锐的一支军队，同时还可以让明朝的其他军队对大明的皇帝彻底离心。
而事实上，历史也的确是这样演绎的，自蓟州之变之后，戚家军自此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明朝的军队也开始只忠于给他们发钱的将领，而非忠于大明和民族。
虽然上面的一切都是朱一凡的臆测，但他相信这应该是最接近历史真相的蓟州之变爆发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