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都之制既定，邺城为北都，总揽军政；雒阳为南都，彰显正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祀”之一字，尤其是祭祀宗庙，便成为确立章武政权法统承继、昭示天下正朔的紧迫要务。然而，此事牵涉历代帝系评价、礼制古法与现实政治考量，其复杂程度，远比确定都城更为微妙深邃。
章武五年初夏，铜雀宫光明殿，一场关乎礼法大制的朝会正在进行。太常寺卿蔡邕，作为当世大儒，掌邦国礼乐郊庙社稷事宜，首先出班奏陈。他须发皆白，面容肃穆，手持笏板，声音洪亮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持：
“陛下，南都雒阳宗庙修复事宜已有禀报。幸赖天佑，高庙、世庙二庙，自灵帝时期既存，董卓之乱时虽雒阳遭劫，然此二庙主体结构仅受轻微火燎，梁柱无恙，稍加修补粉饰便可复用，实乃吉兆。” 先报告了一个好消息，蔡邕话锋一转，切入核心争议——“然，庙内所奉神主位次，当如何设定，须遵礼制。臣谨按《礼记·祭法》：‘王立七庙，一坛、一墠……远庙为祧，有二祧……’此万世不易之典。昔董卓乱政时，臣虽被迫参与议礼，然亦竭力保全根本。当时议定，剔除近世冗杂，尊祀七位有大功德之先帝：太祖高皇帝庙万世不祧，为祖庙之首；文帝、武帝功盖寰宇，为二祧，亦不迁毁；再加光武帝、宣帝、章帝、明帝四庙。合为七庙之数，礼制精简，寓意深远。臣以为，可沿此制，于洛京重整二庙，依此序列神主，春秋祭祀，以明正统之源。”
蔡邕之言，引经据典，强调的是礼法的纯粹性与精简。他将和帝以降的皇帝庙号尽数废除，只保留他认为功业显赫的七帝，主张合并祭祀于重整后的庙宇中。
蔡邕话音刚落，宗正寺卿、太师刘虞便持笏出列。他身为汉室宗亲之长，又是皇后之父，地位尊崇，此刻面色凝重，显然对蔡邕之议大为不满：
“伯喈公所言，固然合乎古礼，然未免过于拘泥，且于‘继统’之义有亏！”刘虞声音沉稳，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力道，“灵帝时期既分设高庙、世庙，自有其深意！光武皇帝中兴汉室，承继的乃是元帝之统，岂能因后世不肖而轻忽其庙？且我章武朝，乃承灵帝之后，三兴大汉！若依蔡公之议，将世庙并入高庙祭祀，且自和帝以降，直至先帝灵帝，皆不得入祀，岂非自绝于孝桓、孝灵？此于礼不合，于情不容，更易使天下人疑我朝法统之连贯！”
他顿了一顿，继续阐述自己的主张：“臣以为，当遵循旧制，高庙、世庙并存，各依其序。高庙祭祀：以太祖高皇帝为祖，武帝、文帝为二祧，再加元帝、宣帝二帝。世庙祭祀：以世祖光武皇帝为祖，明帝、章帝为二祧，再加和帝、安帝、顺帝、桓帝、灵帝，这……这便超出了七庙之数……”
说到此处，刘虞略一迟疑，因为按他的算法，世庙需八庙，确与古制七庙之说略有出入，但他旋即强调：“然光武中兴，功业堪比高祖，东汉一脉，岂能轻忽？且陛下承嗣大统，直接源于孝灵皇帝，若灵帝不得入世庙享祀，何以昭示继统之正？些许变通，乃时势使然，旨在明统绪，慰先灵！”
刘虞的立场鲜明，强调的是政权的延续性、对东汉一脉的尊崇，尤其要确保刘备继承灵帝的法理地位得到宗庙制度的确认，主张两庙并立，甚至不惜略微突破七庙古制。
在朝堂之上，两位备受尊崇的重臣激烈辩论着。一位是礼学领域的泰斗，一位是宗室的领袖，这两位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使得整个场面陷入了僵局。
蔡邕坚定地主张礼制应该保持纯粹和精简。他认为刘虞所提出的议案过于铺张和繁琐，不仅违背了古代的制度，还会给国家带来不必要的负担。而刘虞，强调的是法统的承继和政治象征的重要性。他认为蔡邕的提议是对历史的割裂，会自毁国家的根基。他坚信只有遵循传统的礼制，才能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尊严。
殿内的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支持双方观点的官员们也开始低声议论。有些人赞同蔡邕的看法，认为礼制的简化能够提高行政效率；而另一些人则站在刘虞一边，强调传统的重要性。这场礼法之争眼看着就要演变成一场朝堂风波，双方的争论越来越激烈，言辞也越发尖锐。
端坐于御座之上的刘备，身着玄衣，静听双方辩论，面色平静，心中却如明镜一般。他深知，此事绝非简单的学术争论，而是关乎政权合法性与未来政治导向的重大决策。蔡邕所虑在于礼法严谨，刘虞所虑在于血脉正朔与朝野观感。两者皆有道理，但若不能妥善调和，必生内耗。
就在争论渐趋激烈之际，司徒王允，这位历经沧桑、老成谋国的三公之一，缓步出列。他先向刘备躬身一礼，然后转向蔡邕和刘虞，语气平和却自带分量：
“蔡公、刘公，二位所言，皆为国家社稷计，老夫深以为然。然礼法之事，贵在‘缘人情，制礼仪’，岂能胶柱鼓瑟？既要尊古礼，亦要通权变。今二庙现存，实乃天意，岂能废一存一？”
他成功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继续道：“蔡公精简七庙之议，合乎经典，其心可嘉。刘公强调两庙并立及近世先帝之祀，关乎统绪，其意亦善。然二者并非不可调和。”
王允提出了一个创造性的折中方案：“老夫愚见，可否仍依‘七庙’之古制，高庙、世庙并立，各设七庙？如此，既全古礼之数，又彰两汉之续，且符庙宇现存之实。”
他详细阐述：“高庙，祀西汉有功烈之君：以太祖高皇帝为祖，文帝、武帝为二祧（此三位万世不祧），再加宣帝、元帝、成帝、平帝四位。合七庙之数。世庙，祀东汉诸帝：以世祖光武皇帝为祖，明帝、章帝为二祧（此三位亦不祧），再加和帝、安帝、顺帝、桓帝四位。亦合七庙之数。”
说到这里，王允稍作停顿，看向刘虞和刘备，重点提出解决方案：“至于灵帝，乃陛下直接承嗣之先帝，于公于私，皆当享祀。然若入世庙七庙，则超古制。臣斗胆建议，可于世庙之内，为灵帝特设一龛，位于世祖光武皇帝主殿之侧，享同等祭祀。如此，既彰显陛下纯孝，承嗣分明，又不坏‘七庙’大礼之规，可谓两全。”
“至于祭祀，”王允最后补充，“可定春、秋两大祭于高庙，缅怀创业奠基之艰；夏、冬两大祭于世庙，铭记中兴继统之重。四时祭祀，各有侧重，礼制完备，统绪分明。”
此议一出，殿内顿时安静下来。王允的方案，巧妙地将蔡邕的“七庙”框架与刘虞的“两庙分祭”思想结合起来，既维护了古礼的庄严性，又充分照顾了东汉一脉尤其是灵帝的地位，确保了法统的连贯，并且利用了现有庙宇，避免了不必要的浪费。为灵帝特设一龛的提议，更是极具政治智慧的处理方式。
蔡邕沉吟片刻，虽觉为灵帝特设一龛略有变通，但毕竟未突破“七庙”古制主体，且分祭之说亦有依据，遂微微颔首，不再坚持。刘虞见灵帝得享特祀，核心诉求得到满足，且方案保留了两庙，亦觉妥当，遂表示赞同。
刘备见时机成熟，终于开口，声音沉稳而有力：“司徒老成谋国，此议甚善！既尊古礼，又合时宜，统绪分明，且惜民力。朕准王司徒所奏。即依此制，修补雒阳高庙、世庙，各依七庙之制设置神主，灵帝特龛于世庙。蔡卿、刘卿，此事便由太常寺与宗正寺会同办理，务求今夏之前整饬完毕，朕当亲赴洛京，行世庙夏祀大典。”
诏令一经颁布，太常寺和宗正寺便马不停蹄地派遣官员火速赶往雒阳。他们与留守刘德然会合后，立刻展开对庙宇的修葺工作。
正如蔡邕在奏章中所描述的那样，高庙和世庙的主体结构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坏。因此，修葺工作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清理火灾留下的痕迹、更换部分破损的瓦当和椽柱，以及重新粉饰壁画和油漆梁柱等方面。
由于工程任务明确，施工队伍组织有序，各项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推进。工人们加班加点，全力以赴，确保工程能够尽快完成。
与此同时，神主牌位的制作和安置也按照之前议定的方案紧锣密鼓地进行着。高庙供奉着七位先帝，世庙则供奉着另外七位先帝，所有的神主牌位都严格遵循礼制规范，摆放得庄严肃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世庙的主殿中，世祖光武皇帝的神龛旁边，特意增设了一个规模略小但规制崇高的特龛，专门用来供奉大行皇帝孝灵皇帝刘宏的神主。这一举措既体现了对先帝的敬重，也符合当时的礼仪制度。
此外，庙内的祭祀器物也都经过了逐一的检视和补充，以确保每一件都符合礼法的要求。无论是鼎、簋、尊、壶等礼器，还是俎、豆、笾、篚等祭器，都被擦拭得光亮如新，摆放得整整齐齐。
章武五年夏，雒阳城南，修葺一新的世庙肃穆庄严。刘备率文武重臣，自北都邺城南下，抵达洛京，举行世庙夏祀大祭。
初夏阳光已有炙意，但庙前广场旌旗招展，禁卫森严，气氛庄重。钟鼓齐鸣，雅乐奏响。刘备身着玄端冕服，神情凝重，在太常蔡邕、宗正刘虞的引导下，依古礼行祭。
仪式庄严肃穆。迎神、奠帛、初献、亚献、终献……刘备作为主祭，亲自向世祖光武皇帝及列位先帝神主行大礼，特别在灵帝特龛前驻足良久，虔诚叩拜。祭文中，他追溯光武中兴之伟业，缅怀列帝之德泽，尤其强调“嗣臣备，承绪孝灵，夙夜惕厉，思恢弘业”，表明自己继承灵帝正统、志在复兴的决心。
文武百官肃穆跟随。香烟缭绕中，礼官唱赞之声回荡在重光的庙堂之内。这场在修复的旧庙中举行的大典，充满了承继与复兴的象征意义。它向天下宣告：章武政权，不仅恢复了汉室疆土，更接续了汉室宗庙血食，是大汉法统无可争议的继承者。
祭祀完毕，刘备步出世庙，初夏的风拂过冕旒。他望着不远处已开始清理地基的太学旧址，以及更远方轮廓渐显的南宫。宗庙定，则人心定；正朔明，则天下向。这次成功的礼制建设，巧妙平衡了古礼与政治现实，在精神层面极大地巩固了新政权的合法性。南都洛京，因其承载的宗庙与即将重建的太学，真正开始焕发其作为文化正统象征的活力。章武王朝的根基，随着这次夏祀的香烟，愈发深植于华夏正统的沃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