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北平的学生们，用他们年轻的胸膛，撞向日寇与军警冰冷的水龙头时；就在天津的民族企业家们，为日本人的经济绞杀而哀叹时。在中国的南方，江西，那片湿热的红土地上，另一群中国人，正在经历着一场更为惨烈的、关乎生死的血战。
这，就是蒋介石的账本上，那笔比对付日本人更重要的“内债”——第五次“围剿”。
这一次，蒋介石下了血本。他动用了一百万大军，修筑了上万座碉堡，组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铁丝网。战术上，他听从了德国顾问的建议，不再贪功冒进，而是采取了最笨，也最有效的“堡垒推进”战术。
这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农，在对付一片生命力顽强的野草。他不直接去割，而是从四周开始，一寸一寸地挖沟、砌墙，断绝野草的水源和阳光，把它的生存空间，一点一点地压缩，直到最后，让它在自己的土地上，活活-枯死。
而此时，红军内部，却犯了致命的错误。正确的游击战术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阵地战。用自己装备低劣的血肉之躯，去硬碰敌人精心构筑的碉堡火网。
结果，可想而知。
广昌保卫战，红军伤亡惨重。
……
一道又一道的防线被突破，一块又一块的根据地被蚕食。曾经充满希望的中央苏区，被压缩得越来越小，越来越令人窒-息。
一九三四年十月，秋风萧瑟。中央红军，这支衣衫褴褛、由农民和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的军队，再也无法在江西立足了。
他们，被迫进行一次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
这个转移，在后来，有了一个响彻世界的名字——长征。
但在当时，对于身处其中的每一个普通士兵来说，它不叫“长征”，它叫“突围”。
一个叫陈石的年轻红军战士，才十七岁，是个瑞金本地的客家少年。他参加红军，是因为红军给他家分了田。他不懂什么主义，只知道，这支军队，是让他能吃饱饭的军队。
出发的那个夜晚，没有动员大会，没有慷慨激昂的口号。一切都在沉默和压抑中进行。他跟着部队，在潮湿的夜雾中，默默地走着。脚下，是熟悉的红土地；身后是他生活了十几年的家。他不敢回头，他怕一回头，就再也迈不动腿了。
没有人知道要去哪里。长官们只说，去建立一块新的根据地。可哪里是新的根据地？没有人知道。
在他们的身后，是国民党中央军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在他们的头顶，是国民党的侦察机，像秃鹫一样盘旋。
他们的西去，就像一轮正在沉入地平线的、疲惫的残阳，前路，是无尽的黑暗。
血战湘江。
这是他们突围后，遭遇的第一场惨战。为了渡过这条江，几万名红军战士，倒在了国民党军密集的火网之下。
陈石亲眼看见，江水，被染成了红色。他和他的战友们，不是在过江，而是在过一条由鲜血和尸体铺成的河。他身边的一个同乡，胸口中了一枪，倒下去的时候，还死死地拽着他的裤腿，嘴里喃喃着：“回家……带我……回家……”
陈石拖着他，游过了江。可等他爬上岸，才发现，怀里的同乡，早已没了气息。
过了湘江，八万多人的中央红军，只剩下了三万余人。
巨大的失败，和惨重的牺牲，让一种迷茫和绝望的情绪，在队伍里蔓延。
陈石开始怀疑，他们，真的能走到那个“新的根据地”吗？或者，这个根据地，真的存在吗？
然而，这支军队，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此。
他们，可以在军事上，被打得丢盔卸甲；他们，可以在肉体上，被折磨得疲惫不堪。但他们的精神，他们的意志，似乎永远也无法被摧-毁。
休息的时候，一个戴着眼镜的、看起来像教书先生的政工干部，会把大家聚拢在一起，用嘶哑的嗓子，给大家唱歌，讲故事。他会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撤退，是为了明天更好的进攻；我们今天的牺牲，是为了让全中国的穷人，都能有自己的田地，都能挺直腰杆做人。
陈石听不懂那些大道理。但他能听懂，政工干部讲的那个关于“火种”的比喻。
“我们现在，就是一小撮火种。”政工干部说，“敌人想把我们这撮火种，彻底踩灭。但只要我们还在走，还在移动，这火种，就不会灭。总有一天，我们会找到一片干燥的草原，到那时候，我们这一点点火星，就能燃起燎原大火！”
这支西去的残阳，虽然光芒微弱，看似即将熄灭。
但它，没有坠落。
它将穿越中国最险峻的雪山，最荒凉的草地，在一次次濒临绝境的考验中，淬炼出新的领导核心，锻造出钢铁般的意志。
它将把“革命的火种”，带到贫瘠而广阔的中国大西北。
当它在陕北的黄土高原上，重新升起的时候，它将不再是一轮残阳。
它，将成为一颗，即将照亮整个中国未来的，红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