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天河棠下村的高楼夹缝里，那座被铁丝网围死的废弃厂房像块结痂的伤疤，在城市的繁华里格格不入。当地人都叫它红旗纺织厂，没人愿意靠近，尤其是在阴雨天——据说每逢下雨，厂房里就会传来纺织机的“咔哒”声，混着女人的呜咽，像无数根细针，扎进路过者的耳膜。
这事要从1968年的深秋说起。
那年，红旗纺织厂接了一笔紧急外贸订单，厂长为了赶进度，把工人往死里逼。连续十八天，车间里的机器没停过，工人们的眼睛熬得通红，哈欠打得比机器声还响。厂长却天天揣着搪瓷缸子在车间里转悠，嘴里反复喊着：“再快点！耽误了交货，你们这个月工资都别想拿！”
没人敢反驳。那时候能在国营厂上班是天大的福气，谁也不想丢了饭碗。
问题出在安全挡板上。厂里的纺织机都装着防止手被卷入的挡板，可厂长觉得这东西碍事，影响效率，就私下找调机师傅老赵，让他把所有机器的挡板全拆了。“拆了能快三成，订单赶完，给你发奖金。”厂长拍着老赵的肩膀，眼神里满是利诱。老赵犹豫了一下，还是照做了——他上有老下有小，实在不敢得罪厂长。
更缺德的是，厂长怕有人中途停机休息，还让电工把所有紧急按钮都焊死了。谁也没想到，这个决定，直接把一个叫天佑的工人推向了地狱。
天佑是厂里技术最好的调机师傅，三十二岁，为人憨厚，谁有难处他都愿意帮。出事那天，同车间的老王儿子发高烧，急着回家带孩子看病，就找到天佑求情：“兄弟，帮我顶个班，我明天一早准来换你。”
天佑当时已经连续工作了十二个小时，口袋里还揣着给怀孕五个月的妻子预约的产检挂号单。他本想拒绝，可看着老王焦急的样子，心一软就答应了。他把挂号单塞回口袋，拍了拍老王的肩膀：“去吧，这里有我。”他没看见，老王转身时，厂长在后面比了个“别多嘴”的手势——厂长早就知道老王要请假，却故意不安排人顶替，就等着有人主动顶班。
上午十点，车间里的机器轰鸣得像要炸开。天佑蹲在最里面那台纺织机旁，想把松了的传动皮带调紧一点。这台机器早就有点故障，可厂长催得紧，根本不让停机检修。他小心翼翼地伸出右手，刚碰到高速转动的皮带，就被一股巨大的力量猛地拽了过去——那皮带像饿疯了的野兽，死死咬住他的手，裹着棉絮往机器里卷。
“救命！”天佑嘶吼着，声音却被机器声盖得严严实实。隔壁机器的工人隐约听到一点奇怪的声响，却以为是机器摩擦的声音，没人在意。机器很快就卷住了他的半个胳膊，钻心的疼痛让他浑身发抖，喊不出声来。他用最后一点意识，拼命伸出左手去按紧急按钮，可指尖触到的，是冰冷坚硬的铁块——按钮早就被焊死了。
绝望之际，他的目光落在口袋里露出来的挂号单上，那上面还印着妻子的名字。可没等他多想，机器里飞出来的棉絮就缠住了他的脸，堵住了他的口鼻，只能发出“啊啊”的闷响。最终，他整个人被卷进了机器，只剩下一只攥着染血挂号单的断臂，留在冰冷的水泥地上。
直到下午老王赶回来换班，一推车间门，就被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呛得直作呕。地上的白棉布全被染成了红色，那台纺织机还在疯狂转动，钢尺上挂着碎肉和蓝色的工装布。老王吓得魂飞魄散，瘫在地上喊不出话，好半天才爬起来往外跑，连滚带爬地去找厂长。
厂长赶来后的第一句话，不是救人，而是对着老赵吼：“赶紧停机！拿汽油把地上的血擦干净！”然后他指着在场的工人，恶狠狠地威胁：“谁要是敢把这事说出去，我让你们在广州再也找不到活干！”
最后，厂长只给了天佑妻子五百块钱，说天佑是“违规操作”，厂里已经仁至义尽。天佑的妻子是农村来的，不懂法律，只能抱着那五百块钱哭晕过去。天佑的尸体，被厂长趁着半夜用卡车拉走，随便找了个地方埋了，连一场像样的葬礼都没有。
可从那天起，红旗纺织厂就彻底变了。
最先撞见怪事的是十八岁的女工小张。她负责检查车间里散落的棉布，那天凌晨一点，她在三号车间角落捡棉布时，突然觉得脚踝被什么东西缠住了。低头一看，是一团带血的白棉布，那棉布像有生命似的，顺着她的腿往上绕，黏糊糊的血蹭在裤脚上，凉得像冰。
她想跑，却听见背后传来“嗡”的一声——天佑出事的那台纺织机，竟然自己转了起来，上面还挂着一缕蓝色的布，和天佑的工装一模一样。更吓人的是，机器旁边的地上，出现了一串血脚印，脚印里的血还没干，正一步步朝她走过来。
小张尖叫着冲出车间，跑的时候总觉得有只冰冷的手在拽她的头发，直到跑出工厂大门，那股感觉才消失。后来有人说，小张再也不敢碰白色的东西，一看见白棉布就浑身发抖，嘴里还喊着：“别抓我的手！”没过多久，她就辞了工，再也没人见过她。
紧接着出事的是调机师傅老李。五十多岁的人，在厂里干了十多年，胆子向来很大。那天凌晨三点，他去修四号车间的织机，路过三号车间时，看见里面竟然亮着灯——那车间早就断了电，灯怎么会亮？
他好奇地趴在窗户缝往里看，只见一个穿蓝色工装的影子站在纺织机旁，没有右手的胳膊正往机器里伸，像是在找什么东西。突然，那影子猛地转过头，朝窗户这边看过来。老李清楚地看见，影子的脸上没有眼睛，只有两个黑漆漆的黑洞，嘴里还叼着一团带血的棉布，血珠顺着棉布滴在地上，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
老李吓得手里的扳手“哐当”掉在地上，爬起来就往厂外跑，连掉在地上的老花镜都不敢回头捡。第二天，他留了张没写原因的辞职信，就从广州消失了。有人说他回了乡下，天天在家门口挂着桃木剑，一到晚上就锁门，还跟邻居说：“天佑在找当初拆挡板的人，下一个就是厂长。”
这话真的应验了。半个月后，厂长在办公楼的楼梯上突然摔了下来，右手摔得粉碎性骨折，从此再也没敢踏进工厂大门一步。
可厂里的怪事并没有就此停止。有人深夜听见车间里传来男人的喊声：“我的手呢？”那声音凄厉又绝望，听得人毛骨悚然。还有人在凌晨看到一个没头发的女人在织机旁走来走去，后来才知道，1972年，又有个女工因为机器没有防护，头发被卷入齿轮，当场窒息身亡。更吓人的是，有人在厕所里看到过浑身被电烧伤的男人——那是1975年被电死的调机师傅，据说他当年就是奉命焊死紧急按钮的电工。
接二连三的怪事让工人们人心惶惶，大家纷纷辞职，到1990年，工厂里几乎没人了。红旗纺织厂正式停工，大门被锁死，外面围上了铁丝网。随着周围高楼拔地而起，这座废弃的厂房就成了城市中间的一座孤岛，诡异的传说在当地人之间越传越广。
本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可2021年，三个拍户外探险的博主，又把这潭死水搅浑了。
博主阿水是个出了名的“流量疯子”，为了拍爆款视频，什么危险的地方都敢去。他刷到红旗纺织厂的传说后，立刻拉上另外两个搭档——胆小但想红的小静，还有负责拍摄的阿平，决定深夜潜入工厂，揭开所谓的“邪地秘密”。
10月的一个深夜，月色昏暗，三人趁着夜色，撬开了铁丝网的一个缺口，钻了进去。刚进厂区，小静就皱起了眉头：“你们闻，有血腥味，还很新鲜。”
阿水嗤笑一声：“别大惊小怪，说不定是野猫死在里面了。”可他心里也有点发毛，掏出夜视仪戴上，手电筒的光在黑暗中扫过车间外墙。这时，阿平突然停住了脚步，声音发颤：“不对，你们看——墙根有新接的电线，还是铜芯的。”
三人顺着电线往前走，最终停在了三号车间门口。车间门是虚掩的，一推就开，一股混杂着霉味、机油味和血腥味的气息扑面而来，差点把小静呛吐。阿水的夜视仪突然闪起红光，屏幕里清晰地显示，最里面那台纺织机的钢尺，正在慢慢转动，上面还粘着几缕黑色的东西，像是人的头发。
“快拍下来！”阿水推了推小静。小静颤抖着举起相机，刚对准镜头，屏幕突然被什么东西挡住了，取景框里一片血红。紧接着，她的耳边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该你了。”
“小心！”阿平突然大喊一声，一把拉开阿水。阿水回头一看，地上的白棉布突然像蛇一样飞了起来，死死缠住了他的右手，那棉布的力气大得吓人，拖着他就往纺织机方向走。小静吓得手一抖，相机“啪”地掉在地上，屏幕摔碎的瞬间，她清楚地看到，相机里映出一个没有右手的人影，正站在阿水身后——那人影穿着蓝色工装，脸苍白得像纸，正是天佑。
阿平死死拽着阿水的胳膊，小静也反应过来，帮忙去扯缠在阿水手上的棉布。可那棉布像长在了阿水手上一样，越扯越紧，阿水疼得大叫，右手很快就肿了起来。车间里的纺织机转动得越来越快，“咔哒、咔哒”的声音里，夹杂着清晰的喊声：“还我手！”
“跑！”阿平用尽全身力气，拉着阿水和小静往车间外冲。身后的喊声越来越近，像是就在耳边，他们甚至能感觉到一股冰冷的气息，吹在脖子后面。当三人终于冲出铁丝网，瘫坐在地上大口喘气时，阿水回头看了一眼——三号车间的窗户里，除了天佑的影子，还有好几个模糊的人影：没头发的女人、浑身是伤的男人，全都趴在窗户上，死死地盯着他们，窗户上还印着一个个重叠的血手印。
第二天，小静就疯了。她被送到精神病院后，嘴里反复念叨：“别找我，我没拆挡板。”有时候还会突然抓住护士的手疯狂撕咬。阿水的右手肿了半个月，上面有一圈深深的红印，像被棉布勒过的痕迹，医生查不出原因，只能诊断为“不明原因的软组织损伤”。只有阿平，表面上没什么事，可他总说，夜里能听到纺织机的运转声，怎么也睡不着。
第五天，阿平忍不住了。他惦记着落在车间里的相机，那里面有他们拍摄的素材，他想把视频发出去，证明自己遇到的不是幻觉。不顾阿水的阻拦，他独自一人再次钻进了铁丝网，从此再也没有出来。
警方接到报案后，派人搜查了整个工厂，最终只在三号车间的纺织机旁边，找到了那台摔碎的相机。内存卡里的视频已经损坏，只剩下一段模糊的画面：没有右手的人影站在机器旁，身后跟着好几个黑影，他们朝着镜头的方向伸出手，像是在召唤什么。
后来，工厂的铁丝网被加固了，墙上刷上了“危房禁止入内”的红漆，可附近的居民说，阴雨天里，还是能听到厂房里传来纺织机的声音，偶尔还能看到铁丝网上面，挂着一团带红点的白棉布——像极了当年天佑断臂上攥着的，那张三染血的产检挂号单。
有人说，天佑的怨气还没散。他找的不只是拆挡板的老赵、焊死按钮的电工，还有所有漠视生命的人。也有人说，阿平并没有死，他成了天佑的“新替身”，永远困在了那座废弃的车间里。
而那个当年的厂长，虽然断了右手，却活了下来，搬到了别的城市。可据说他晚年过得并不好，天天被噩梦缠身，梦里总有个没右手的男人，问他要手。临死前，他让家人把他的右手砍下来，埋在红旗纺织厂的门口，祈求天佑的原谅。
但这有用吗？没人知道。
如今，红旗纺织厂依然矗立在高楼之间，像一个沉默的见证者。它见证了贪婪与冷漠，也见证了冤魂的呐喊。或许，那些诡异的传说，从来都不是什么鬼神作祟，而是那些被漠视的生命，用最惨烈的方式，在诉说着自己的冤屈。
而那台转动的纺织机，还在黑暗中等待着——等待着下一个试图掩盖真相的人，也等待着一个迟到了几十年的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