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我不害怕。我怕的是鲁元。
我想起她三岁那年，刘邦第一次带她去赶集。她穿着我给她做的小花袄，扎着两个羊角辫，像个粉雕玉琢的娃娃。刘邦把她架在脖子上，她就咯咯地笑，手里拿着一串糖葫芦，举得高高的，生怕别人看不见。那天回来，她兴奋地跟我说：阿母，阿父说等我长大了，要给我买好多好多糖葫芦，还有糖人，还有会跑的小泥马。
我摸着她的头，心里又酸又甜。那时我以为，刘邦就算不是个好丈夫，也会是个好父亲。可他走了，一走就是三年，杳无音信。
去年冬天，沛县下了场大雪，把屋顶都压塌了一角。我抱着鲁元，守在漏风的屋子里，听着外面呼啸的北风，感觉自己快要冻僵了。鲁元半夜发起高烧，小脸烧得通红，嘴里不停地喊阿父，阿父。我背着她，深一脚浅一脚地往镇上的医馆跑，雪没到了膝盖，寒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
医馆的老大夫给鲁元开了药，又叹着气说：吕雉啊，你一个女人家，带着孩子不容易。刘邦要是还有良心，就该回来看看你们。
我没说话，只是抱着鲁元，看着药罐里的药汁咕嘟咕嘟地冒泡。我知道刘邦不会回来了。他现在是，是赤帝之子，身边有无数的士兵和谋士，怎么会记得沛县还有个老婆和两个孩子？
可鲁元不信。她每天都会跑到门口的梧桐树下，踮着脚尖往村口望。有时候一等就是大半天，直到太阳落山，才蔫蔫地回来，嘴里嘟囔着：阿父怎么还不回来？他是不是忘了鲁元了？
我摸着她的头，说：阿父没忘，他在外面给鲁元挣糖葫芦呢。
她就会睁大眼睛问：真的吗？那阿父什么时候回来？
快了，我说，等梧桐树叶落了，阿父就回来了。
可梧桐树叶落了又长，长了又落，刘邦还是没回来。直到上个月，官府的人闯进我家，说刘邦在芒砀山聚众谋反，成了朝廷钦犯，要把我和孩子抓去咸阳当人质。
那天，鲁元抱着我的腿，哭得撕心裂肺：阿母，我不要去咸阳，我要等阿父回来。
我蹲下来，给她擦眼泪，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鲁元乖，阿母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等阿父忙完了，就会来找我们的。
她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小手紧紧抓着我的衣角。我知道，我又在骗她了。就像刘邦骗我一样，我们都是用谎言堆砌着孩子的世界，可这世界早就千疮百孔了。
囚车终于进了咸阳城。
街道比沛县宽得多，也热闹得多。两旁的店铺敞开着门，绸缎庄的伙计在门口招揽生意，酒肆里传来猜拳行令的声音，还有卖胡饼的小贩在大声吆喝。可这热闹是他们的，与我无关。
人们看见囚车，都围了上来，指指点点，有人开始往车上扔烂菜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