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隆元年，春。
汴梁城的柳梢刚染上新绿，融融春意尚未完全驱散新旧王朝交替带来的肃杀之气，一队风尘仆仆却仪仗鲜明的使团，便沿着官道，迤逦行至京师。他们身着不同于中原的服饰，色彩明丽，纹饰独特，旗帜上绣着祥云托月的图案，正是来自西南边陲大理国的使节。
消息传入宫中，赵匡胤正在批阅关于整顿禁军、汰弱留强的奏章。闻听大理遣使来朝，他搁下朱笔，深邃的眼眸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波动。大理，那个地处西南、佛国风韵的国度，对他而言，有着一层特殊的意义。他想起了那位气度恢弘、武功深不可测，为追寻武道极致而飘然远去的兄长——段思平。
“宣。”赵匡胤沉声道，声音在空旷的殿内回荡。
翌日，崇元殿上，百官肃立。当大理国正使，一位名为高智升、气度雍容的中年文官，手持象牙笏板，率领副使及随从，依礼缓步上殿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这支来自苍山洱海的队伍上。他们举止从容，不卑不亢，既有对天朝上国的礼敬，也保持着藩国自身的尊严。
高智升行至御阶之下，依足礼仪，代表大理国王段思英，向大宋皇帝赵匡胤献上国书与礼单。内侍接过，恭敬地呈于御前。
礼单之上，所列之物颇为丰厚，除却大理特产的骏马、犀角、象牙、珍贵药材之外，更有精心挑选的滇玉佛像、以独特工艺织就的绚丽扎染、以及数卷以贝叶记录的佛经，既显诚意，亦合大理崇佛之风。
然而，真正引起赵匡胤注意的，是那封以汉文工整书写的国书。国书开头，自然是例行的客套与恭贺，祝贺大宋开国，皇帝登基。但读到后面，赵匡胤的目光微微凝住。
国书中段写道：“……敝国太祖（指段思平）昔年云游中土，尝与陛下有一面之缘，归国后常念及陛下雄姿英发，气度非凡，曾言‘中原气象已更，潜龙将兴’。今闻陛下顺天应人，正位宸极，开创大宋基业，实乃印证太祖当日之言。思英（段思英自称）遥望北阙，不胜欣忭。愿效仿太祖遗风，与大宋永结盟好，各守封疆，睦邻善邻，使边民乐业，商旅畅通……”
“段思平……兄长……”赵匡胤心中默念，指尖在御案上轻轻一点。这国书措辞极为巧妙，并未直接点明段思平与赵匡胤的私谊，而是以“一面之缘”、“常念及”、“曾言”等语，含蓄而清晰地传递了几个重要信息：其一，大理知晓段思平与赵匡胤相识；其二，段思平此前对赵匡胤极为看重，甚至预见了他的崛起；其三，如今大理新君段思英，愿秉承其父的意志，与大宋建立并维持友好关系。
这并非简单的朝贺，更是一种基于过往情谊的、对未来两国关系的郑重承诺与期许。段思平虽已去追寻那虚无缥缈的武道巅峰，但他留下的这份善意与认可，却在其子手中，化为了实实在在的邦交基石。
赵匡胤抬起眼，目光落在殿中恭敬肃立的高智升身上，脸上露出一丝真正的、带着追忆的笑意。他并未当场提及与段思平的旧事，那是属于他和那位超然兄长的记忆，无需在朝堂之上宣之于口。但他对高智升的态度，明显温和了许多。
“大理国主美意，朕心甚慰。”赵匡胤开口，声音洪亮，带着帝王的威仪，亦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暖意，“段氏镇守西南，素来安分守己，教化一方，朕亦早有耳闻。今既遣使来朝，愿永敦睦谊，朕自当准奏。自今以后，大宋与大理，当如兄弟之邦，各守疆界，互通有无，共保西南安宁。”
他当场下令，以隆重的礼节接待大理使团，回赠的礼物甚至比大理进献的更为丰厚，包括中原的丝绸、瓷器、经典典籍以及茶叶，并明确表示愿开放边境榷场，促进双边贸易。
退朝之后，赵匡胤在偏殿单独召见了高智升，询问了些许关于大理风土人情、以及段思平晚年情况的琐事，言语间透着对故人的关切。高智升应对得体，虽未明言段思平去向，但也暗示太祖陛下一切安好，仍在追寻大道。
大理使团的到来，如同一股清泉，流入初建的大宋朝堂。它不仅带来了西南邻国的承认与祝福，更因那段思平留下的隐晦纽带，为宋理两国关系奠定了一种超越寻常藩属的、更加牢固的友好基础。在北方契丹虎视、内部百废待兴的背景下，一个稳定、友好的西南边疆，对赵匡胤而言，无疑是解除了一个潜在的后顾之忧。
望着高智升告退的背影，赵匡胤独立殿中，仿佛又看到了那个青衫磊落、毅然西去追寻武道的兄长身影。庙堂之高，江湖之远，终不敌心中之道。而自己选择的这条帝王之路，能得故人如此认可与祝福，亦算是这孤寂征程中的一丝慰藉。大宋与大理的友好篇章，便在这春意盎然的时节，悄然掀开了第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