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信屏幕的光，在渐渐昏暗的病房里，显得格外刺眼。那短短一行字，像一把淬了冰的匕首，抵在陈远的咽喉。“老地方”指的是医院后门那间“转角”咖啡厅，还是那个红色的公共电话亭？或许是前者，毕竟电话亭太开放，不适合“谈话”。
孙建国，还是阿勇的人？从语气看，不像阿勇的直接粗暴，更像孙建国那种包裹着威胁的“温和”。但无论是谁，这条短信都传递出几个明确信息：一，对方一直在监控，对刘主任的来访有反应；二，他们不耐烦了，要再次“约谈”；三，他们知道陈远在犹豫，在权衡，所以警告他“想清楚再开口”。
这个“口”，是指对刘主任开的口，还是指对他们自己？或者，两者皆是？
陈远缓缓将手机屏幕按灭，病房重新陷入昏暗。他感到一阵眩晕，不仅仅是身体的原因。刚刚还在艰难权衡是否借助“官方渠道”，黑暗中的手就再次伸过来，将他拽回现实的残酷漩涡。他就像一只被蛛网层层缠住的飞虫，刚刚看到一丝外界的光亮，黏稠的蛛丝就又缠了上来，并且开始收紧。
“谁……谁发的？”李静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陈远摇摇头，没有回答。他不想让李静承受更多具体的恐惧。他将手机塞回抽屉深处，仿佛那是什么不祥之物。
“远哥，我们……我们报警吧！把短信给周警官看！”李静抓住陈远的手，像是抓住最后一根稻草，“他们这是威胁！警察能管的！”
“管？怎么管？”陈远的声音嘶哑而疲惫，“一条没头没尾的短信，约你去咖啡厅，警察能做什么？提前布控？对方可能根本不去，或者换个地方。而且……”他看向李静，眼中是深深的无奈，“一旦报警，就彻底撕破脸了。阿勇他们说过，警察问也要说不知道。我们主动报警，等于告诉他们，我们要‘开口’了。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做？”
李静的手无力地松开了。她明白丈夫的意思。报警非但不能提供保护，反而可能成为催命符。对方敢发这样的短信，就不怕你报警，甚至可能就在等你报警，然后采取更极端的手段。
“那……那就不去！我们不理他！”李静几乎是喊出来的，带着一种绝望的倔强。
“不去？”陈远苦笑，“他们知道我们在这里，知道孩子的幼儿园。刘主任来过，他们肯定也知道了。我们躲得了吗？这次不去，下一次，来的可能就不是短信了。”
去，可能是陷阱，是逼迫，是最后通牒。不去，可能招致更直接、更无法防范的打击。又是一个无解的死循环。
陈远闭上眼睛，药物的副作用和极度的精神压力，让他的大脑像是塞满了浸水的棉花，沉重而混沌。他感到自己正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推向悬崖边缘，脚下是万丈深渊，背后是步步紧逼的恶狼，而远处那根看似坚固的“橄榄枝”（刘主任），却隔着无法逾越的鸿沟，飘忽不定。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夜色完全笼罩了病房。李静没有开灯，只是坐在黑暗里，紧紧搂着已经睡着的小宝，像一尊凝固的雕像。陈曦在婴儿床里发出均匀的呼吸声。
在这片令人窒息的黑暗中，陈远的思维却像困兽般挣扎着，试图在绝境中寻找到一丝缝隙。对方让他“想清楚再开口”。这句话，是否可以反过来理解？他们也在忌惮他“开口”，无论是向他们，还是向刘主任。他们想在他“开口”之前，再次控制局面，或者，达成某种新的“共识”。
那么，他是否可以……利用这种忌惮？
一个极其冒险、近乎疯狂的念头，如同黑暗中的磷火，幽幽亮起。他不能完全屈从，也不能硬碰硬。或许，他可以尝试……在夹缝中，制造一种新的“平衡”？一种让对方既不敢轻易动他，又暂时无法完全控制他的“僵持”状态？
这个想法让他自己都感到一阵心悸。这需要极其精准的拿捏，需要演一出逼真到极致的戏，更需要一点运气。任何一步出错，都可能满盘皆输。
但，他还有更好的选择吗？
第二天，陈远以身体不适为由，让李静通知王芳暂时不要来探望。他需要单独面对接下来的事情，不想让王芳卷入更深，也不想让她成为对方进一步施压的借口。
整个上午，陈远都躺在病床上，闭目养神，实则是在脑海中反复推演、完善那个疯狂的计划。他需要计算每一个细节，预设对方的几种可能反应，并想好应对之策。这比他进行任何康复训练都要消耗心神。
下午三点半，距离短信约定的时间还有半小时。陈远挣扎着坐起身，让李静帮他换上一件干净的病号服。他的动作缓慢，呼吸有些急促，脸色在日光灯下显得异常苍白。
“远哥，你……你真的要去？”李静的声音带着哭腔，手抖得几乎扣不上扣子。
“嗯。”陈远应了一声，没有多余的解释。他从抽屉里拿出那部旧手机，开机，然后极其缓慢地，开始在上面打字。
李静凑过去看，只见他打下的是一段更加混乱、更像呓语的“记忆碎片”，夹杂着对“疤脸男人”、“河边夜晚”、“争吵”、“箱子”、“带血的本子”等元素的描述，但时间、地点、人物全都模糊不清，前言不搭后语。最后，他加了一句：“头痛，睡不着，总梦见这些，吓醒。想找人说，又不敢。怕害了家里人。”
他检查了一遍，然后，将这段文字，用短信的方式，发给了孙建国上次留下的那个新号码（阿勇给的那个一次性的号码他没敢存，但孙建国的他记在了心里）。发送成功后，他立刻删除了发送记录和这条短信本身。
这是他计划的第一步：在赴约前，主动“泄露”一点更加混乱、更加不可控的“记忆碎片”，并表达出强烈的恐惧和倾诉欲，但对象是孙建国。他要让孙建国（以及他背后的人）觉得，他的精神已经濒临崩溃，记忆的“闸门”可能随时失控，而他想“找人说说”的冲动正在压过“闭嘴”的警告。这既是一种施压（看，我快控制不住了），也是一种试探（你们打算怎么处理我这个“麻烦”？）。
做完这些，他将旧手机塞进病号服内侧一个缝制的暗袋（李静偷偷帮他缝的），然后对李静说：“静静，我出去一下。如果……如果我六点还没回来，你就给王社工打电话，告诉她，我去见孙建国了，在‘转角’咖啡厅。别的，什么都别说。”
李静的眼泪终于滚落下来，她死死抓住陈远的手，指甲几乎嵌进他的肉里。“远哥……”
陈远轻轻掰开她的手，拍了拍她的手背，然后，转身，慢慢地，一步一步，挪出了病房。
走廊里灯光惨白，消毒水的气味一如既往地浓烈。每一步都牵扯着伤口的隐痛，但陈远却走得异常平稳。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只有眼底深处，燃烧着那簇冰冷而决绝的火焰。
他没有坐电梯，而是沿着安全通道，极其缓慢地向下走。楼梯间空旷安静，只有他沉重的呼吸和脚步声在回荡。他要拖延时间，要让孙建国先收到那条“混乱”的短信，要让对方有时间去琢磨、去反应。
当他终于走到一楼，穿过大厅，推开后门时，时间刚好是下午三点五十八分。午后的阳光有些刺眼，他眯起眼睛，看向斜对面那间“转角”咖啡厅。
玻璃窗反射着阳光，看不清里面的情形。他深吸一口气，胸腔里传来熟悉的闷痛。然后，他迈开脚步，像上次一样，缓慢而坚定地，穿过街道，走向那扇叮咚作响的门。
这一次，他不是去祈求，也不是去屈服。他是要去下一注孤注一掷的赌注，用自己的恐惧、混乱和那点可怜的“记忆碎片”作为筹码，在深渊的边缘，与魔鬼进行一场无声的谈判。他不知道自己有多少胜算，甚至不知道这算不算谈判。他只知道，沉默已经无法保护家人，他必须让这沉默本身，变成最有分量的砝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