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前期租调概况
北魏拓跋氏统一北方中国后，即放弃传统的游牧生活，而推行农业生产作为国家的经济重点发展。太武帝拓跋焘太延五年(公元439年),景穆太子监国时下了一道命令，大意是：地方主管官员应勤督农桑，并须造报户籍清册，其上写明家别人数及课种土地面积，以凭考核。
并规定了牛工和人工的换工办法和标准，借以解决贫户因缺乏耕牛而不能耕种之苦，并免使有牛人家向无牛贫户苛索租牛的重租。
并规定各户在其耕种田地上写明标志，作为是否种足课田面积的考核。此年即拓跋焘统一北方之年，即北魏推动重农政策之开始。
北魏前期大致承袭西晋的租调制度。北魏对天下户籍的“九品混通”,亦即西晋的“九品相通”,其每户征收户调是：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另缴帛一匹二丈，交给州库，以供调外之费。
不过，北魏的田租是按户征收(与东晋同),但西晋则是按亩征收，为两者不同之处。北魏实际上是把租与调合并为一。此外，北魏另征收一项附加税——一匹二丈帛。
但北魏有时视民情的需要，亦有特别的措施。如太武帝拓跋焘延和三年(公元434年)时，曾经下诏说：“频年屡征，有事西北。运输之役，百姓勤劳，废失农业，遭罹水旱，致使生民贫富不均，未得家给人足，或有寒穷不能自赡者。其令州郡县隐括2贫富，以为三级。其富者租赋如常，中者(中等人家)复二年，下穷者复三年。”
此处即照顾到贫穷农户，中贫者可免缴两年的租调，下贫者则免三年，亦是北魏政府对人民的一种善政。
拓跋弘献文帝时下诏，凡上三品户须将租粮缴纳到京师；中三品户则可缴纳到他州；下三品户本州即可，由纳税户负责运送，亦可折交运脚，实际上减低了中下等户的负担。
除了上述的正常租调以外，北魏还有不少额外的赋税，包括下列各种：
a.额外之田赋：明元帝拓跋嗣泰常三年(公元418年),命诸州征发
民租，每户50石，并将征得之粮储存于定、相、冀三州。孝文帝延兴三年(公元473年),拓跋弘率大军南侵，诏令各州郡人民，凡十丁抽一助战，并每户收租50石。
b.军马之赋：明元帝拓跋嗣永兴五年(公元413年),下诏每60户必
须出戎马一匹。八年后，即泰常六年，改为每60户输戎马一匹，大牛一头。另外，凡拥有羊100头的，亦当输戎马一匹。征收战马乃拓跋嗣准备南侵之用1。本来，据《魏书·食货志》载，拓跋焘太武帝时，已平陕西甘肃一带，以河西广大水草牧地，畜养战马200余万匹，骆驼100余万头以及牛羊无数。牧畜已不为少。
c.运畜之赋：太武帝拓跋焘始光二年(公元425年),诏令十户出大
牛一头，以便运粟塞外。此时期亦有征驴运粮的。
此运粮制度为时颇长，直至北齐，历时170年左右。
d.经常性的杂调：文成帝拓跋溶太安年间(公元455—459年),因
历年来增加杂调相当于正赋的十分之五。文成帝有废除意，而尚书毛法仁以为军国急需，劝谏不可废。帝意以为“使地利无穷，民力不竭，百姓有余，吾孰与不足”。遂废除之，但不久又恢复。至献文帝时才废，人民负担遂稍轻。
官吏索需：由于孝文帝元宏在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前，百官不给俸禄，因此变相向人民需索更苛。
史遂有“初来单马执鞭，返去从车百辆”的记载,农民负担益重。
徭役：如明元帝泰常八年，筑长城自河北省赤城至绥远五原凡
2000余里以防柔然族南侵；道武帝时建鹿苑于南台阴以便皇族行猎；泰常六年发6000人，筑猎苑于山西省的白登；文成帝和平年间发5000人治河西猎道于山西太原之北。
繁重的徭役遂拖慢了农业的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