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暗
梁天监六年的深秋,暮雨潇潇。年迈的戴法兴拄着杖,站在秦淮河边新落成的永宁寺前。这座“南朝四百八十寺”之一的宏伟建筑,金碧辉煌,飞檐如翼,确实堪称建筑艺术的巅峰。
“戴公也在赏寺?”身后传来清朗的声音。戴法兴回头,见是年轻的昭明太子萧统。
“殿下。”戴法兴欠身施礼,“只是感慨,这寺庙的宏伟,堪比汉代的未央宫。”
萧统微笑:“不止寺庙。王右军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谢灵运的诗文,哪一样不是旷世之作?”他顿了顿,“便是这园林艺术,也是举世无双。”
戴法兴默然。他想起昨日在会稽看到的孔氏园林,确实巧夺天工,将自然与人工完美融合。比起汉代质朴的建筑,南朝的园林艺术确实更加精妙。
三日后,戴法兴应邀参加一场在瓦官寺举行的辩经大会。年仅二十岁的法师僧肇舌战群僧,机锋百出,令他想起了早夭的天才哲学家王弼。
“魏晋玄学,确实比汉代经学更加深邃。”身旁的文人感慨,“汉代只讲实用,我们却探究天道。”
戴法兴点头称是,目光却不经意瞥见寺外几个面黄肌瘦的乞丐,正在争夺施粥僧洒落的米粒。
这时,一场书法雅集开始了。当朝书法大家陶弘景挥毫泼墨,笔走龙蛇,确已得王羲之真传。满座文士齐声喝彩。
“如此艺术,如此哲学,如此宗教,岂是汉代可比?”有人自豪地说。
然而当戴法兴离开瓦官寺,行走在建康的街巷时,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
在乌衣巷深处,他遇见正在贩女的农夫。那汉子跪地哭诉:“去年水灾,今年蝗灾,田里颗粒无收。不得已,只能卖女换粮......”
在城东的贫民窟,他看到整条街的百姓以草根树皮为食。一个老妪告诉他:“赋税太重,佃租太高,我们种出的粮食,十成有九成要交给主人。”
最触目惊心的是在矿山。为开采建造寺庙所需的石材,无数囚徒和征发的民夫在恶劣的条件下劳作,死伤枕藉。
“这些艺术成就,原来都是建立在百姓的血泪之上。”戴法兴对同行的昭明太子说。
萧统沉默良久:“戴公可知,为何王羲之晚年要隐居剡县?为何陶渊明要辞官归隐?或许,他们也看不惯这表面的繁华。”
一个月后,戴法兴随商队北行。在南朝边境,他看到了更加惨烈的景象:因战乱流离失所的难民,在荒山野岭中艰难求生。
“北方也是一样。”同行的北朝商人说,“洛阳、邺城的寺庙比建康还要宏伟,可百姓比江南还要困苦。”
在边境的互市上,戴法兴目睹了更尖锐的对比:南朝的商人用明珠翠羽换取北朝的战马,而那些精美绝伦的艺术品,最终都成了贵族炫耀的资本。
“听说北朝的权贵特别喜爱王羲之的字画。”北朝商人说,“一幅真迹,可换百匹良马。”
戴法兴忽然明白了:这个时代的所有文化成就,都建立在极度不公的经济基础之上。贫富悬殊,南北分裂,让这些辉煌成就蒙上了阴影。
回到建康后,戴法兴将所见所闻整理成《明暗录》。在序言中,他写道:
“今观南朝,实为光明与黑暗并存之世。其光明处,文学艺术登峰造极,哲学宗教博大精深,建筑园林美轮美奂;其黑暗处,百姓困苦流离,贫富悬殊如天渊,南北分裂战乱不休。
或问:如此灿烂文化,何以生于乱世?盖因资源集中,尽归权贵。王右军一字千金,可活万民;永宁寺一柱一梁,可济苍生。然艺术自艺术,苦难自苦难,此乃时代之悲剧也。
倘使南北一统,资源均享,以此文化之盛,济以民生之安,则盛世可期矣!”
书成之日,戴法兴独坐窗前。窗外,永宁寺的钟声悠扬,伴随着乞儿的哀号。他知道,这个矛盾的时代终将过去,但这些艺术瑰宝会永存。而历史的责任,就是记住光明,也不忘记黑暗。
暮色渐浓,建康城华灯初上。在那片璀璨灯火下,文明与苦难继续交织,演绎着这个时代最深刻的悲剧与最动人的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