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天，北方军总司令部。巨大的胜利带来的不仅是地图上疆域的扩展，还有实实在在的“负担”。赵振将一份刚汇总完毕的战报放在桌上，手指点了点其中一行数字，脸上露出一种介于满意和头疼之间的表情。
“俘虏……十一万人。” 他咂咂嘴，对着侍立一旁的参谋长张远山说道，“十一万张毛熊的嘴啊，在咱们这要吃要喝，还得防着他们闹事。这可都是白花花的粮食和看守兵力，发愁啊。”
张远山笑了笑，没接这个话茬，他知道总司令的重点不在这里。
果然，赵振话锋一转，目光锐利地看向张远山：“远山，你老实交代，是不是又手痒，把莫斯科那边发过来的、想要谈判的电报给截留了？” 他太了解自己这位参谋长了，有时候为了“配合”战略节奏，或者单纯觉得时机不对，张远山就敢把某些外交函电“暂时保管”起来。
张远山立刻挺直腰板，一脸正气凛然：“总司令，这回我敢拿脑袋担保，绝对没有！赤塔这么大的事，关乎后续战略和前方将士的安危，所有往来电文，包括疑似外交试探的，我都第一时间整理呈报给您了！近期绝对没有截留！”
赵振摸着下巴，更加困惑了：“这就怪了……赤塔都打下来了，他们远东军区司令部都被咱们端了，兵力损失惨重，按常理，就算为了要回俘虏、争取体面停战，也该急吼吼地找上门来谈判才对。怎么到现在连个正式的、有分量的谈判请求都没有？毛熊时候时候变得这么硬气了？死要面子活受罪？”
看着赵振百思不得其解的样子，张远山脸上的正气渐渐转化为一丝不易察觉的心虚和狡黠，他清了清嗓子，用汇报工作的平稳语调说道：“那个……总司令，其实……毛熊那边，是派了人过来接触，表示有谈判意愿的。”
赵振眉毛一挑，露出一副“果然如此，我就知道问题出在你这儿”的表情，但他没打断，等着张远山的下文。
“人……被我给打发回去了。” 张远山的声音低了一点。
“你怎么打发的？” 赵振好整以暇地问，心里已经猜到了七八分。
“我就按咱们之前……呃，按惯例，跟他们说：北方军是龙国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防力量，恪守军队不干政原则，没有外交权。所有外交事务，请通过正式渠道，与金陵国民政府外交部接洽商谈。” 张远山说完，小心翼翼地观察着赵振的脸色。
赵振无语地揉了揉太阳穴。好嘛，这次倒不是截留电报，改成直接挡人了。用一套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把皮球一脚踢回给那个有名无实的金陵政府，这确实是张远山能干出来的事儿，也符合他一贯给赵振“省事”的风格。
“行吧，你这‘挡箭牌’用得倒是熟练。” 赵振无奈地摇摇头，知道现在不是追究这个的时候。毛熊不主动，那就逼他们主动。他思路清晰地下令：“既然他们拉不下脸，那咱们就帮他们一把。给莫斯科发报，不用加密，就用明码，让全世界都听听。”
他顿了顿，语气变得不容置疑：“电文就写：北方军于赤塔等战役中，俘获贵国官兵共计十一万余人。现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为避免俘虏营过度拥挤及保障基本生存条件，提请贵国政府，可依据国际惯例，商讨赎回事宜。具体条件，可另行协商。勿谓言之不预也。”
他特意强调了“赎回事宜”和明码发送，这是要把苏军战俘变成公开的筹码和催债单，逼着苏联在全世界面前做出选择——是咬牙付钱（或等价物资、技术）把人赎回去，还是顶着“不顾士兵死活”的舆论压力装死。
“是！总司令，我立刻去办！” 张远山领命，眼中闪过一丝兴奋。这种公开敲竹杠……呃，是公开协商的方式，很对他胃口。
走到门口，张远山脚步一顿，脑子里灵光一闪：反正都是发明码通电，一份也是发，两份也是发。小鬼子的俘虏营里不还蹲着二十七八万“劳动力”吗？关东军垮了，日本大本营也一直装傻充愣，不提赎人的事，光想着让那些俘虏在咱们这“劳动改造”（其实是当苦力）。不如……一起催催债？
想到就干。张远山回到机要室，大笔一挥，在给莫斯科的明码电文后面，又原样照抄了一份，只是把“十一万毛熊俘虏”改成了“约二十七万日本帝国战俘”，收报地址换成了东京大本营和日本内阁。他满意地看了看电文，想象着东京和莫斯科收到这份“账单”时的精彩表情，嘴角忍不住上扬。
“发出去！明码，全球广播频段！” 他对着报务员下令。
很快，两封内容相似、措辞强硬、堪称史上最大规模“公开讨俘赎金”的电文，随着电波冲向天空，传向了莫斯科、东京，也传向了柏林、伦敦、华盛顿……全世界都在侧耳倾听，北方军的统帅赵振，在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混合着实力炫耀和务实算计的方式，为这场辉煌的军事胜利，标注上一个冰冷而具体的价码。
克里姆林宫，那间决定帝国命运的核心会议室，此刻的气氛比之前兵棋推演失败时更加凝重，甚至多了一种被公然羞辱后的暴怒与窘迫。赵振那份通过明码电报发来的“账单”，像一块烧红的烙铁，传阅在每一位与会者手中，烫得人指尖发颤，心头滴血。
“砰！” 财政人民委员米高扬再也无法维持表面的镇定，他猛地将电文拍在桌上，脸色先是涨红，随即变得惨白，手指颤抖着捂住心口，旁边的秘书慌忙递上药片和水。他喘着粗气，声音因极致的愤怒和惊愕而变形：“敲诈！这是赤裸裸的、无耻的敲诈勒索！赵振这个强盗！他是在用我们十多万红军小伙子的生命和自由作为人质，来敲诈苏维埃！这是对国际法的践踏，是对人道主义的亵渎！” 在他看来，这不仅仅是一笔钱或物资的问题，更是对一个主权国家尊严的彻底蔑视。
“决一死战！必须和赵振那个混蛋决一死战！” 一位性格火爆的陆军将领猛地站起来，拳头捏得咯咯作响，眼中的怒火几乎要喷涌而出，化为实质的烈焰，“他不过是侥幸打赢了我们一个最偏远、补给最困难的远东军区！就敢如此嚣张跋扈，骑到我们头上拉屎撒尿！这是对整个红军、对整个苏维埃联盟的侮辱！我们应当立刻集结兵力，从欧洲抽调主力，哪怕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也要雪此奇耻大辱！” 他的话充满了军人的血性和被激怒的骄傲，立刻引起了不少同样感到屈辱的将领的低声附和，会议室里弥漫起一股“宁为玉碎”的悲壮气息。
然而，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的声音，像一盆冷水浇在了这团虚火上。他扶了扶眼镜，镜片后的眼神冷静而忧虑：“同志们，请冷静。我们必须正视一个现实——赵振的这份电报，是明码发送的。这意味着，此时此刻，柏林、伦敦、华盛顿、东京……全世界所有拥有收音机和电报机的国家、政要、媒体，恐怕都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他知道我们正在西方面临德国的巨大压力，他这是在利用国际舆论，逼我们做出选择。”
他的话让会议室瞬间安静下来。明码电报，将这场本可私下交涉的“丑事”，变成了全球瞩目的公开胁迫。
一直沉默的朱可夫，用他那特有的、带着战场硝烟味的沉稳嗓音开口了，他的话直指问题的核心，也戳破了单纯愤怒的虚幻：“米高扬同志心疼钱，各位同志感到愤怒，我都理解。但是，请想一想前线的士兵，想一想即将被征召入伍的青年。如果今天，我们因为价格‘太高’或者感到‘羞辱’，就公开拒绝甚至无视这十一万被俘同志的命运，那么明天，红军的士气会如何？后方的百姓会怎么想？当我们的战士在战场上流血牺牲时，他们会不会担心，一旦不幸被俘，祖国是否会像抛弃废物一样抛弃他们？谁还愿意为了一个可能抛弃自己的祖国去参军？去拼死作战？”
朱可夫的话如同重锤，敲在每个人心上。他站在一个纯粹军人的角度，指出了比金钱和面子更致命的东西——军队的信任和国民的信念。一旦失去这些，苏维埃的战争潜力将遭到根本性打击。
财政人民委员米高扬服下药，脸色稍微好转，但眉头锁得更紧了，他苦着脸，声音充满了无奈：“朱可夫同志，你说的道理我懂。可是……这个‘价格’……赵振虽然没有明说具体数字，但以他那种作风和对我们现状的了解，他开出的价码绝对会让我们大出血！可能是我们急需的粮食、石油、矿产，甚至是先进技术！西伯利亚铁路被炸，远东损失惨重，欧洲方向又要防备德国，我们的外汇储备和战略物资……已经非常紧张了。一时之间，我们恐怕……真的很难凑出让他满意、又不至于动摇国本的‘赎金’啊！”
会议室再次陷入了两难的沉默。赎回，代价难以承受，且助长敌人士气；不赎回，军心士气可能崩溃，国际形象扫地。赵振这一手“明码讨债”，精准地打在了苏联最疼的地方，将其军事失败后的外交困境，变成了一个公开的、残酷的算术题和信誉考题。
相比于克里姆林宫里那快要滴出血来的凝重与挣扎，东京方面对北方军那份同样措辞的“明码账单”，最初的反应却显得颇为诡异，甚至带着点破罐子破摔的麻木——颇有些“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意味。
毕竟，关东军七十万大军覆灭、数十万官兵沦为战俘的惨剧已过去不短时间。最初的举国震惊、悲痛与愤怒，在军部有意的信息控制和“玉碎”、“转进”等说辞的安抚下，加上北方军方面长时间没有就战俘问题公开发难，民间的悲痛逐渐被压抑，转为一种沉重的沉默，或是对“南下政策”的更多关注。要求赎回被俘官兵的呼声，虽然从未断绝，但已不像最初那般汹涌。
然而，赵振这封发给全世界的明码电报，如同一根投入看似平静潭水的粗大木棍，瞬间将沉积的淤泥和情绪全部搅动起来。电报内容被国内有心的报纸转载，消息迅速扩散。要求赎回被俘官兵、拯救“帝国勇士”的呼声，如同沉寂火山再次喷发，一夜之间重新席卷了日本社会。
起初还只是阵亡者家属、被俘士兵的亲人以及部分有良知的民间团体在街头请愿、在报纸上发声。但很快，一股更不容忽视的力量加入了进来——贵族阶层。
北方军在管理战俘方面，似乎秉持着某种独特的、带有羞辱性质却又留有余地的“规矩”。他们近期“人道主义”地允许了部分战俘与家人通信，甚至接收有限的包裹。这一政策，对于深陷绝望的战俘及其家族而言，不啻于一根救命稻草。
然而，信件的内容，却让东京的华族宅邸里响起了惊恐和愤怒的啜泣与咆哮。那些出身贵族家庭、在军队中担任军官的子侄们，在信中哭诉着他们在北方军战俘营中的“非人”遭遇：
“父亲大人，救救我！他们……他们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军官每日例行的‘耳光问候’从未间断，我的脸……已经很久没有消肿过了！”（北方军打军官耳光的“传统”果然名不虚传）
“一天只有三个粗糙的窝窝头，清水都限量！还要从事繁重的劳役，修建铁路，从早到晚……我的双手满是血泡和老茧。”
“他们允许我们写信了，但这更像是另一种折磨，让我们清醒地感受这份屈辱和痛苦！我不想死在这里，但再这样下去，我恐怕……”
这些信件，将北方军战俘营里系统性的羞辱、肉体折磨与精神摧残，赤裸裸地呈现在了那些原本还能用“为天皇尽忠”、“光荣战殁”来麻痹自己的贵族家庭面前。尤其是“打耳光”这项专门针对军官的“待遇”，对于极其看重面子和身份的日本贵族而言，简直是比死亡更难接受的奇耻大辱。
求生的本能压倒了所谓的“武士道尊严”。这些贵族子弟在信中无一例外地哀哀求告，恳请家族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尽快将他们从那个“地狱”里赎回去。他们发誓，只要能回去，此生绝不再踏足龙国土地，甚至有人暗示愿意放弃军职、远离政治。
家族的力量开始动员。议员在国会质疑，华族元老私下向内阁施压，甚至有财力雄厚的家族开始试图通过瑞士等中立国渠道，打听“赎人”的可能性与价码。这股来自统治阶层内部的压力，远比平民的请愿更让军部和内阁坐立不安。
军部和大本营的头头脑脑们，此刻面对的压力是双重的：一边是北方军明码标价、全球围观的公开催债，另一边是国内日益高涨、且加入了贵族力量的赎回呼声。继续装聋作哑、冷处理？平民的愤怒或许可以镇压，但贵族阶层的不满，却可能动摇统治根基。那些信件里描述的惨状若进一步公开，对军队士气和国民信任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
可是，答应赎回？且不说天知道赵振会开出怎样的天价（很可能包括日本急需的战略物资或巨额黄金），单是“向敌人付费赎回战俘”这一行为本身，就等于向国民、向世界公开承认了关东军的彻底失败和北方军的绝对优势，这对军部的威信和“皇军无敌”的神话将是致命一击。更何况，二十七八万人的赎金，绝对是国库难以承受之重。
于是，东京陷入了一种更加诡异而焦灼的僵局：民间与部分统治阶层“赎人”的声浪越来越高，而掌握决策权的军部高层却陷入沉默，仿佛那封明码电报和国内沸腾的民意都不存在。但这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沉默能维持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