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典故出处与核心内涵
“宠辱不惊”的思想源头可追溯至先秦道家经典《老子·十三章》：“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 老子在此指出，世人往往因受宠而欣喜、因受辱而惊惧，如同看重身体般看重外界的褒贬，这是内心被外物牵制的表现。而“宠辱不惊”作为对这种状态的超越，最早在汉代以后的文献中逐渐凝练成固定表述，核心是指人能摆脱外界“宠（荣耀、恩惠）”与“辱（羞辱、贬抑）”的干扰，保持内心的平静与笃定。
唐代房玄龄等编撰的《晋书·王湛传》中，已可见对这种境界的描述；明代洪应明《菜根谭》则以“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的名句，将其升华为极具画面感的处世哲学，使其成为中国人推崇的修养标杆。
二、典故的深层含义
“宠辱不惊”并非对荣辱的麻木，而是看透了“宠辱皆为外物”的本质：
- “宠”是外界赋予的虚名或利益，如官位、赞誉、财富，它来时依附于权力、时机，去时也可能转瞬即逝，若将其视为“自我价值”的全部，便会因失去而痛苦；
- “辱”是外界施加的否定或伤害，如贬谪、诋毁、贫困，它同样受环境左右，若将其等同于“自我否定”，便会因屈辱而沉沦。
真正的“宠辱不惊”，是守住“内在的锚”——知道自己是谁、要做什么，让荣辱成为人生旅程中的“风景”而非“终点”，如同航船不因顺逆风改变航向，只专注于抵达目的地。
三、生动故事描述：范仲淹的“三起三落”与一颗“不动心”
北宋景佑三年（1036年）的冬天，汴京（今河南开封）的寒风卷着雪籽，打在吏部朝堂的朱红柱子上，发出“簌簌”的声响。殿内，宋仁宗赵祯攥着一份奏折，脸色铁青，御座下跪着的官员，正是刚被罢免吏部员外郎的范仲淹。
“范仲淹，你可知罪？”皇帝的声音带着怒意。
范仲淹叩首，声音平静：“臣不知罪。臣弹劾宰相吕夷简任人唯亲，是为朝廷清明；臣劝陛下亲贤臣、远小人，是为社稷安稳。若陛下认为直言是罪，臣甘受之。”
此时的范仲淹，已不是十年前那个初入仕途的青年。他的人生，早已在“宠”与“辱”的浪涛里，淬出了一颗“不动心”。
（一）初入仕途：“宠”来时，他把赏赐分给了更需要的人
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因母丧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守孝，却被时任南京留守的晏殊看中。晏殊欣赏他在应天书院讲学的风采——明明是落魄书生，讲起“先天下之忧而忧”时，眼里却像有团火。晏殊向朝廷举荐，范仲淹被破格任命为秘阁校理，负责整理皇家典籍，相当于直接进入皇帝的“人才储备库”。
这是典型的“宠”。秘阁校理官阶不高，却能常伴皇帝左右，是多少官员挤破头想进的地方。同僚们恭喜他“一步登天”，连晏殊都劝他：“此位尊贵，少言多思，前程无量。”
可范仲淹偏不。他见章献太后（宋仁宗生母）垂帘听政多年，迟迟不肯还政于已成年的皇帝，竟直接上书：“太后侍奉先帝多年，劳苦功高，然陛下已冠，宜还政以全母子之道。” 奏折递上去，满朝哗然——谁都知道章献太后权倾朝野，这不是自找没趣吗？
晏殊吓得找来范仲淹，怒斥他“狂妄”：“我举荐你，是让你好好做事，不是让你惹祸！” 范仲淹却拱手道：“晏公举荐我，是因我有‘公心’；若我为保官位而藏起公心，才是辜负您。”
果然，章献太后震怒，将范仲淹贬为河中府通判（今山西永济）。从“御前红人”到地方小官，这落差足以让常人消沉，范仲淹却乐呵呵地收拾行囊。出发前，皇帝念及他的才华，赐了他一匹绸缎、五十两银子，算是“安抚”。范仲淹接过赏赐，转身就分给了应天书院的贫困生——那些和他当年一样，靠喝粥度日的学子。
“官阶是朝廷给的，可做事的本心是自己的。”他对送行的学生说，“去河中府，不过换个地方做事，有何不同？”
（二）贬谪路上：“辱”加身，他在泥泞里种出了稻子
在河中府，范仲淹没抱怨过一句。他走遍辖区的村落，见黄河沿岸常闹水灾，便组织百姓修堤坝、挖水渠；见当地学子没书读，便把府衙的一间空房改成学堂，亲自授课。三年后，他因政绩突出被召回汴京，任右司谏——这是专门给皇帝提意见的官，比之前的秘阁校理更有实权。
这一次，“宠”来得更猛。宋仁宗亲政后，想革新吏治，常单独召见范仲淹，问他“如何让百姓安乐”。范仲淹知无不言，甚至敢在朝堂上与宰相吕夷简争辩“官员任免制度”，气得吕夷简拍着桌子骂他“迂腐”。
景佑三年，矛盾彻底爆发。吕夷简罗织罪名，说范仲淹“结党营私，离间君臣”，宋仁宗在压力下将他贬至饶州（今江西鄱阳）。诏书下来那天，汴京的官员没人敢去送行——怕被贴上“范仲淹同党”的标签。只有秘书丞余靖、太子中允尹洙站出来，说“范仲淹无罪”，结果一同被贬。
从繁华汴京到偏远饶州，一路走了三个月。寒冬腊月，船在长江里颠簸，船夫都抱怨“这鬼地方，去了怕是活不成”。范仲淹却在船上读《易经》，读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时，还笑着对随从说：“你看这江水，遇礁则绕，遇平原则奔，从不会因阻碍停下，我们该学它。”
到了饶州，迎接他的是一间漏雨的旧官舍，还有当地官员的冷眼——他们听说这是“被贬的罪臣”，连宴席都懒得设。范仲淹没在意，自己找了些茅草修补屋顶，又带着随从去看鄱阳湖。
“这湖大是大，可沿岸百姓怎么都吃不上饭？”他发现饶州多水患，农田常被淹，百姓只能靠捕鱼为生，一遇旱灾就挨饿。他立刻上书朝廷，请求拨款修水利，又带着百姓在湖边开垦荒地，教他们种耐旱的粟米。
有老吏劝他：“范大人，您是被贬来的，少管事为妙，免得又被人说‘不安分’。” 范仲淹指着田里忙碌的百姓：“我来这儿，是当通判的，不是来当摆设的。百姓饿肚子，我能坐得住吗？”
一年后，饶州的荒地上长出了金黄的粟米，百姓们提着新米来谢他，他笑着推辞：“是你们自己种的，该谢自己。” 此时的他，早已忘了“被贬”的屈辱，心里只装着“如何让此地变好”。
（三）重返中枢：“宠”再临，他把官印当成“做事的工具”
宝元元年（1038年），西夏李元昊称帝，边境战火燃起。宋仁宗想起范仲淹的才干，急召他回京，任命他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负责防御西夏。从“罪臣”到“边防重臣”，这落差比之前更大，可范仲淹接到诏书时，正在饶州的学堂里教孩子们写字。
“大人，您要回汴京了！”随从激动得手都抖了。范仲淹放下毛笔，慢慢叠好教案：“收拾东西吧，明天出发去陕西。” 没人见他狂喜，仿佛去陕西和去饶州，只是换个地方办公。
到了西北，他发现军队涣散，士兵连铠甲都穿不齐。他没急着打战，先整顿军纪：把逃兵的盔甲分给勇敢的士兵，把克扣军粮的将领贬为小兵，又亲自到边关巡查，和士兵同吃同住，甚至在雪夜里和哨兵一起站岗。
有次，西夏军队偷袭，士兵们慌了神，范仲淹却站在城楼上， calm 地指挥：“左营守东门，右营抄后路，弓箭手准备——别怕，他们人比我们少。” 战后，士兵们说：“只要范大人在，我们就敢往前冲。” 连西夏人都敬畏地称他“小范老子”，说“小范老子胸中有百万甲兵”。
因守边有功，范仲淹再次被召回汴京，任参知政事（副宰相），成了朝廷核心大臣。这次，“宠”达到了顶峰——宋仁宗亲自在紫宸殿设宴，赏赐他黄金百两、锦缎千匹，还让他主持“庆历新政”，改革弊政。
同僚们都以为他会趁机“风光一把”，可他依旧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布袍，把黄金和锦缎全捐给了边关的军队。主持新政时，他废除了“恩荫制度”（官员子弟靠父辈关系当官），得罪了无数权贵。有人半夜往他家扔石头，有人在朝堂上骂他“祸国殃民”，他都一笑置之，只对皇帝说：“新政为百姓，若有害于国，臣立刻停手；若有利于民，臣死不足惜。”
（四）最后的“辱”：他在病榻上，还惦记着未修完的堤坝
新政推行一年，因阻力太大被迫中止。范仲淹再次被贬，这次是邓州（今河南邓州）。此时他已58岁，身体大不如前，可到了邓州，他第一件事就是重修当地的“百花洲”——不是为了游玩，而是要在洲上建书院，让百姓的孩子有书读。
他写下《岳阳楼记》时，正在邓州。文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他一生“宠辱不惊”的写照。有人问他：“您一辈子起起落落，就不觉得委屈吗？” 他指着书院里读书的孩子：“你看他们，将来能成为有用的人，我这点起落，算什么？”
皇佑四年（1052年），范仲淹被调任颍州（今安徽阜阳），途中病重在徐州去世。临终前，他让人把自己的俸禄分成三份：一份给老家的族人，一份给邓州书院的学子，一份留给边关的老部下。他的儿子哭着问：“父亲，您就没什么留给我们的吗？” 他虚弱地笑了：“我这一生，没贪过一文钱，没枉杀过一个人，这就是留给你们的。”
朝廷追赠他为兵部尚书，谥号“文正”——这是古代文官的最高荣誉。可对范仲淹而言，这“宠”与当年的“辱”一样，不过是身外之物。他真正在意的，是自己走过的每一步，都没偏离“为民做事”的初心。
四、典故告诉我们的道理
1. “宠辱”是外界的“打分”，而非自我的“定义”：范仲淹一生经历三次升迁、三次贬谪，从御前红人到边境罪臣，再到副宰相，外界对他的评价忽高忽低，可他始终知道“自己是要做事的人”。这提醒我们：他人的赞美或诋毁，如同天气的晴雨，会影响心情，但不该改变方向。你的价值，不在别人的嘴里，而在自己的手里——你做了什么，比别人说了什么更重要。
2. “不惊”的底气，来自“内在的锚”：范仲淹的“不惊”，不是故作清高，而是有清晰的“核心目标”——让百姓安乐、让朝廷清明。这个目标像船锚，无论风浪多大，都能稳住船身。生活中，有人因升职而飘、因批评而崩，根源是没有“内在的锚”，把外界的反馈当成了人生的坐标。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荣辱自然成了“路过的风景”。
3. “宠辱不惊”不是冷漠，而是更清醒的热情：范仲淹不被宠辱干扰，不是“什么都不在乎”，而是“不在乎对自己的宠辱，只在乎对他人的责任”。他在饶州种粟米、在西北守边关、在邓州建书院，始终带着“热情”做事，只是这热情不依附于“是否被认可”。真正的成熟，是把“向外求认可”的力气，转化为“向内求心安”的行动——做事时全力以赴，结果来时坦然接受。
《菜根谭》说“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不是让我们消极避世，而是让我们在世事浮沉中，守住那颗“能开花、能结果”的本心。正如范仲淹，他从未刻意追求“不惊”，只是始终朝着“该去的方向”走，走着走着，荣辱自然就惊扰不了他了。这或许就是“宠辱不惊”最深的智慧：不是战胜了荣辱，而是活成了比荣辱更重要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