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国第三次在滨江路看到那个女人时，鞋底的荧光颗粒正顺着晚风轻微发亮。
九月的江水带着潮气，把路灯的光晕泡得发肿，女人穿着灰蓝色连衣裙，裙摆被风掀起的弧度像片被冻住的浪花。
“李队？”对讲机里传来小王的声音，“城西老楼的现场取证完了，用不用等你回来汇总？”
李建国盯着女人的背影，她正站在第五个路灯下，指尖无意识地划过栏杆上的锈迹。
“不用，我跑完步直接过去。”他压低声线，脚步却慢了半拍。
这是他连续第三周在同一时间遇到她。每晚九点十七分，她准时出现在滨江路起点的公交站，然后以匀速走到第三个弯道，再原路返回。
步子轻得像踩在棉花上，从未看过手机，也没和任何人说话。
“奇怪的女人。”李建国咕哝着加速超过她，鼻尖掠过一丝若有若无的消毒水味。
他当了二十年刑警，对异常的直觉比警犬还灵，这女人身上有种说不出的违和感，像幅挂歪了的画，乍看正常，细看处处别扭。
第四天晚上，女人没出现。
李建国跑完步绕回公交站，路灯下只有几张被风吹得打旋的广告纸。
他摸出烟盒，打火机刚擦出火星，就看见栏杆上用口红画着个歪歪扭扭的十字。
“李队，东郊发现女尸。”
凌晨三点，李建国的手机在床头柜上疯狂震动，小王的声音带着哭腔，“您快来吧，法医林墨已经到了。”
现场在东郊的废弃工厂，警戒线外停着三辆警车，红蓝灯光把断墙上的涂鸦照得忽明忽暗。
林墨正蹲在水泥地上，白大褂下摆沾着灰，手里的紫外灯在尸体周围扫出片蓝紫色光晕。
“墨哥，死者指甲缝里有皮屑。”女助手苏语举着证物袋，声音清脆，“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在昨晚十点到十二点之间。”
李建国扒开警戒线走进去，胃里猛地一缩。
死者穿着灰蓝色连衣裙，裙摆同样沾着草屑，正是他连续三天遇到的那个女人。
她仰躺在生锈的机床旁，眼睛圆睁着，瞳孔里映着破碎的天窗，嘴角却向上弯着，像是在笑。
“死因是机械性窒息。”
林墨站起身，摘下手套的动作一丝不苟，“颈部有勒痕，但边缘不整齐，像是被某种粗糙的绳状物缠绕。更奇怪的是这个。”他用紫外灯照向女人的手腕，皮肤上浮现出淡绿色的荧光，组成两个模糊的字：“等我”。
“等我？”李建国皱眉，“是凶手留的？”
林墨没回答，却忽然转头看向工厂深处。那里堆着几排生锈的铁架，阴影浓得像化不开的墨。苏语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只觉得后颈发凉：“墨哥，怎么了？”
“没什么。”林墨收回视线，指尖在尸体眼睑上轻轻一拂，“死者眼球结膜下有出血点，符合窒息死亡特征。苏语，取她的头发样本做毒物分析，顺便查下失踪人口信息。”
李建国注意到他的指尖在颤抖。他认识林墨十年，知道这个表面冷淡的法医有个秘密——能看见常人看不到的东西。每次出现场，只要林墨突然走神，那就意味着周围有“东西”。
“她在那边。”林墨忽然开口，声音压得很低，“铁架后面。”
李建国立刻抬手示意警员警戒，自己拔出配枪一步步靠近铁架。手电筒的光柱刺破黑暗，照出满墙的蛛网和堆积的废料，空无一人。
“人呢？”他回头问。
林墨的目光落在空气里某一点，像是在对话：“她说她叫周玲，住在滨江路附近的小区。”他顿了顿，眉头微蹙，“她还说，每晚散步是在等一个人。”
“等谁？”
“她记不清了。”林墨摇摇头，“死亡前的记忆很模糊，只记得有人从背后捂住了她的嘴，闻到一股汽油味。”
苏语把尸袋拉链拉到一半，忽然“啊”了一声：“墨哥，你看她的脚踝。”
周玲的右脚踝上，有个淡粉色的十字形疤痕，和李建国在公交站看到的口红印记一模一样。
警局的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周玲的身份信息已经确认，32岁，在市医院做护士，独居，父母早亡，社交圈简单，没什么仇家。
“她的同事说，最近一个月周玲总是走神，”小王翻着笔录，“还经常问同事，有没有见过一个穿黑色夹克的男人在医院门口徘徊。”
“黑色夹克，汽油味。”李建国在白板上圈出这两个词，“东郊工厂以前是汽修厂，到处都是汽油味。凶手很可能熟悉那里的环境。”
林墨坐在角落，指尖无意识地敲着桌面。苏语知道他在回想和周玲鬼魂的对话，递过一杯热咖啡：“墨哥，她还说什么了吗？”
“她说等的人会在滨江路第三个弯道等她。”林墨接过咖啡，杯壁的温度让他指尖的颤抖减轻了些，“但她想不起那个人的样子，只记得对方左手有颗很大的痣。”
“第三个弯道？”李建国眼睛一亮，“我每晚跑步都经过那里，明天晚上我去蹲点。”
“我也去。”林墨站起身，“她的鬼魂跟着我回来了，说今晚可能会有线索。”
苏语想说什么，最终只是把证物袋里的口红递给李建国：“这是在公交站栏杆上提取的，和周玲包里的口红品牌一致，确实是她画的。”
口红壳上印着医院的logo，是市医院去年的员工福利。
第二天晚上九点，滨江路的风更凉了。李建国穿着便装，手里捏着保温杯，站在第三个弯道的樟树后。林墨就站在他旁边，白大褂换成了深色夹克，眼神却始终瞟向虚空，像是在和谁说话。
“她就在你左边三步远的地方。”林墨忽然开口，“她说上周这里停过一辆银灰色面包车，车牌号最后三位是739。”
李建国立刻用对讲机通知交警查车牌，目光却没离开路面。九点十七分，公交站方向传来轻微的脚步声，一个穿黑色夹克的男人慢慢走过来，左手插在裤袋里，右手拎着个黑色塑料袋。
“左手有痣吗？”李建国低声问。
林墨盯着男人的手：“被挡住了，看不清。”
男人走到第三个弯道，停下脚步四处张望，然后从塑料袋里拿出个东西，蹲在栏杆边摆弄着。李建国刚要上前，林墨突然拉住他：“等等，周玲说他不是要等的人，他在埋东西。”
两人看着男人把一个方形物体埋进花坛，拍了拍土，又从口袋里掏出瓶液体倒上去，一股汽油味顺着风飘过来。
“动手！”李建国低喝一声，和埋伏的警员一起冲过去。男人反应极快，转身就往江边跑，却被脚下的碎石绊倒，摔在李建国面前。
手电筒的光打在他左手上——空空如也，没有痣。
“姓名？”李建国踩着他的背，手铐“咔哒”一声锁上。
“张磊。”男人喘着气，声音嘶哑，“我就是过来埋点垃圾，至于吗？”
花坛里挖出的是个旧笔记本，封面被汽油泡得发皱，翻开第一页，上面画着个十字形记号，和周玲脚踝的疤痕一模一样。
审讯室里，张磊交代自己是周玲的前男友，三个月前分的手。“她总说有人跟踪她，神神叨叨的，”他蜷缩在椅子上，“我昨晚路过滨江路，想把她以前给我写的日记埋了，省得心烦。”
“你为什么用汽油浇？”李建国盯着他的眼睛。
张磊的喉结动了动：“我……我怕被人发现。”
林墨坐在观察室里，苏语递过一份报告：“墨哥，张磊的不在场证明核实了，周玲遇害那晚他在外地出差，有监控录像。”
林墨的目光落在单向玻璃上，像是能穿透玻璃看到审讯室里的情景：“周玲说他不是凶手，但她很怕他。”他顿了顿，“日记里肯定有线索。”
被汽油浸泡的日记大部分字迹已经模糊，苏语用特殊药剂处理后，勉强辨认出几页内容。其中一页写着：“他又出现在医院了，穿着白大褂，手里拿着氯化钾。十字记号越来越深了。”
“氯化钾是剧毒，医院里很容易拿到。”李建国指着那句话，“凶手可能是医院的人。”
市医院的排查进行了三天，符合“左手有痣”特征的男性员工有七个，其中五个有不在场证明，剩下的两个分别是外科医生赵伟和药房管理员老陈。
“赵伟上周值夜班，有监控显示他十点到十二点一直在手术室。”小王把监控截图放在桌上，“老陈那晚请假，说在家睡觉，但没人能证明。”
林墨的手指在老陈的照片上停顿了一下：“周玲的鬼魂说，她等的人不是医生。”
“那就是老陈？”李建国拿起老陈的档案，“他在医院工作了三十年，老婆前年去世，独居，性格孤僻。”
苏语忽然指着照片：“你们看他的左手。”
照片里的老陈正拿着药瓶，左手无名指第二关节处，有颗米粒大的黑痣。
警方在老陈的住处搜出了一件黑色夹克，袖口沾着的纤维与周玲连衣裙上的一致。审讯室里，老陈起初拒不承认，直到林墨走进来。
“周玲说，你每周三都会在滨江路第三个弯道等她。”林墨的声音很轻，却带着种穿透人心的力量，“她说你答应要带她走。”
老陈的肩膀猛地一颤，抬头看向林墨，眼神里充满震惊：“你怎么知道……”
“她还说，那个十字记号是你们的约定，代表解脱。”林墨继续说，目光平静，“可你为什么要杀她？”
老陈的嘴唇哆嗦着，眼泪突然涌了出来：“我没杀她！我只是想帮她！”
十年前，老陈的老婆患了癌症，痛苦不堪，是周玲作为护士一直照顾她。后来他老婆不堪忍受，恳求老陈帮她解脱，老陈最终给她注射了过量的氯化钾。这件事被当时值班的周玲看到了，但她没有揭发，只是在自己脚踝上画了个十字，说这是他们共同的秘密。
“上个月，周玲找到我，说她发现医院有人倒卖管制药品，被对方威胁了。”老陈抹着眼泪，“她说那人总跟踪她，还在她抽屉里放了氯化钾，让她闭嘴。”
周玲怕连累老陈，没说那人是谁，只说每晚在滨江路散步是为了引开跟踪者。两人约定，等周玲收集到证据，就在第三个弯道碰面，一起去报警。
“案发那晚我去了弯道，”老陈的声音哽咽，“等了很久都没等到她，只看到地上有支她的口红，画着十字……”
“她被人提前截住了。”李建国皱紧眉头，“那个倒卖药品的人是谁？”
老陈摇摇头：“她没说，但她提过，那人右手食指有块烫伤疤。”
这个线索让调查方向瞬间转向医院管理层。苏语调出医院近半年的采购记录，发现管制药品的出库量明显异常，尤其是一种强效镇静剂，近三个月多领了五十支。
“领药记录上签字的是院长张启明。”苏语把文件推到桌上，“但他的右手食指确实有块疤，说是去年烧水时烫的。”
李建国立刻让人传唤张启明，却被告知他昨天去邻市出差，现在联系不上了。
“跑了？”小王急道。
林墨却看向窗外：“周玲说他没跑，就在医院的地下室。”
医院地下室是废弃的档案室，积着厚厚的灰尘。警员们举着枪小心翼翼地走进去，手电筒的光柱扫过一排排铁柜，最终停在角落里一个上锁的柜子前。
柜子里没有张启明，只有一个被捆绑着的年轻护士，嘴里塞着布，眼睛里满是恐惧。解开绳子后，护士惊魂未定地说，是张启明把她关在这里的，因为她发现了他倒卖药品的证据。
“他说要让我替一个叫周玲的护士顶罪。”护士的声音发抖，“还说周玲已经被他处理掉了。”
根据护士提供的线索，警方在张启明的办公室保险柜里找到了一本账本，详细记录了他近三年倒卖管制药品的明细，其中多次提到用氯化钾威胁不听话的员工。账本最后一页写着：“周玲，9月12日，东郊处理。”
9月12日，正是周玲遇害的那天。
张启明在邻市的一家酒店被抓获时，正准备登机出国。审讯室里，他看着账本，脸色惨白，却还在狡辩：“我没杀她，是她自己要揭发我，我只是想吓唬她……”
“吓唬到要勒死她，还在她手腕上写‘等我’？”李建国把周玲的尸检报告拍在桌上，“颈部勒痕与你办公室抽屉里的尼龙绳完全吻合，你还想抵赖？”
张启明的肩膀垮了下去，终于承认了罪行。周玲发现他倒卖药品后，收集了证据准备报警，他多次威胁无果，便在9月12日晚上跟踪周玲到滨江路，从背后用尼龙绳勒死了她，再抛尸东郊。
“‘等我’是想嫁祸给老陈，”张启明的声音透着绝望，“我知道他们每周三在弯道碰面。”
案件告破那天，李建国又去了滨江路。晚风依旧带着江水的潮气，路灯下，他仿佛又看到那个穿灰蓝色连衣裙的女人在散步，裙摆轻轻扬起。
“她走了。”林墨不知何时站在他身边，“说谢谢你帮她找到了真相。”
李建国点点头，忽然想起第一次遇到周玲时，她脚下的影子似乎比常人淡一些。他转头看向林墨，想说些什么，却见林墨正望着第三个弯道，那里的樟树在风中轻轻摇晃，像是有人在挥手告别。
“走吧，”李建国拍了拍林墨的肩膀，“回去结案。”
两人并肩往回走，鞋底的荧光颗粒在路面上拖出两道淡淡的光轨。远处的江面倒映着城市的灯火，像撒了一地碎星，某个瞬间，李建国似乎又闻到了那丝若有若无的消毒水味，转瞬即逝，如同那个只在夜晚散步的女人，终于消失在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