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的第一天在激烈的辩论中度过。每个代表都有发言机会，讲述本国本地区的斗争现状、面临的困境、思考的问题。
塞德里克讲述了弗拉维亚码头工人如何从零开始组织工会，如何在三次失败罢工后终于赢得八小时工作制和工伤保障。他的语调理性克制，但提到工友被警察打断腿仍坚持在集会上发言时，声音有不易察觉的颤抖。
里克和阿德里安代表卡森迪亚发言。里克展示了他们秘密油印的《工人先锋报》和几份工会组织纲要，详细分析了卡森迪亚资产阶级如何通过“契约”和“法律”将剥削精致化、合法化。阿德里安则站起来，卷起袖子，露出小臂上监狱烙铁留下的伤疤——“这是我在组织第一个车间委员会后被‘请’去警察局‘谈话’的结果。但他们没明白，伤疤比任何传单都更能说服我的工友。”
来自罗兰帝国其他地区的代表发言时，气氛变得微妙。他们钦佩葛培省根据地的成就，但也有人直言不讳：“你们的道路在农村也许可行，但在帝都、在工业城市，我们没有土地可分，工人住在资本家的公寓里，工厂被武装警卫看守，组织难度完全不同。”
一位来自奥凡帝国地下反战组织的代表——一个失去了一只耳朵的中年印刷工——沉重地说：“在我们那里，任何公开的工人组织都会立刻被指控为‘叛国’。战争机器吞噬一切，连抗议的声音都被炮火掩盖。我们需要的不是工会，是军队。”
分歧和争论在各个层面爆发：该优先争取经济改良还是政治权力？如何对待非无产阶级的盟友（如激进知识分子、部分开明贵族）？当前世界大战中，无产阶级应持何种态度——是反战，还是利用战争危机发动革命？
最尖锐的冲突发生在一个面色苍白、言辞考究的代表发言之后。他自称来自罗兰某“城市工人联合会”，主张放弃“不切实际的武装斗争幻想”，专注于在现行法律框架内争取议会席位和劳工立法。“历史是渐进式的，暴力只会招致更暴力的镇压。我们应该做的是教育工人，提升素质，用选票和舆论说话。”
会场安静了几秒。维克多一直沉默地听着，此刻，他身体微微前倾，双手交握放在桌上。
“柯尔特代表，”他开口，声音不高，但每个人都听得清楚，“您说‘教育工人’。请问，在罗兰现行法律下，工人夜校被严格管制，传播《资本论》可能被判刑十年，组织跨厂罢工被视为叛乱——您打算如何在这样的框架内‘教育’？”
“我们可以从合法的文化补习开始——”
“然后呢？”维克多打断，语气依然平静，却像手术刀般精准，“当工人学会了识字算数，终于看懂了自己的工资单与工厂利润表之间的悬殊差距，当他们开始质疑为什么自己创造了财富却贫穷，为什么孩子生病无钱医治而工厂主住在宫殿里——到了这个时候，您打算怎么‘教育’他们接受这种不平等？”
柯尔特脸色涨红：“我们可以推动立法——”
“推动立法需要议会席位。获得席位需要竞选资金。资金从哪里来？从工人微薄的捐款？还是接受某些‘开明工厂主’的‘资助’？”维克多的目光扫过全场，“同志们，我并不是否定一切合法斗争形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利用一切可能的空间。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其首要功能就是维护剥削制度。当我们的斗争触及到这个根本时，法律就会撕下伪装，露出警棍、监狱和绞架的真面目。**”
他顿了顿，让话语沉淀。
“葛培省的农民一开始也只是要求减租。是地主和他们的武装逼我们拿起了枪。**不是我们选择了暴力，是暴力选择了我们。**当我们讨论道路时，不能只讨论我们想要什么，更要分析敌人会允许我们做什么。”
“真理回响”的能力在无形中荡漾。那些话语不仅仅是论点，更带着一种穿透性的力量，直抵人心深处被常识、恐惧和谎言覆盖的区域。莎莉看见好几个原本面露疑虑的代表，表情开始松动、沉思。
柯尔特还想反驳，但恩泰斯教授敲了敲铃。“第一天的议程到此为止。诸位，激烈的思想碰撞是必要的，但请记住，我们聚集于此，首先是因为我们拥有共同的敌人——那个人压迫人、国压迫国的旧世界。明天，我们将继续。”
夜晚，代表们被分散安排在大学区不同的安全屋。维克多、恩泰斯和少数核心代表留在档案馆地下，继续准备次日的核心报告。
莎莉被安排和伊尔莎住在一起。睡前，她终于忍不住问：“伊尔莎小姐……今天那个柯尔特先生，他说的好像也有道理……为什么主席那么反对？”
伊尔莎正在检查窗户的插销，闻言转过身，在昏暗的油灯光线下看着莎莉。“莎莉，你记得巴兹老大吗？”
莎莉一颤，点了点头。
“如果有一天，你去跟巴兹说：‘巴兹先生，您收的保护费太高了，能不能少收点？我会好好工作，多赚点钱给您。’你觉得他会怎么回答？”
莎莉想象那个画面，苦笑：“他会打我，说我不懂事。”
“对。因为他收保护费不是因为你需要‘保护’，而是因为他有刀，你打不过他。这个关系的基础是暴力，不是道理。”伊尔莎坐到床边，声音压低，“资本家和地主，他们和巴兹的本质是一样的。只是他们的‘刀’更厉害，叫法律、叫警察、叫军队，还叫那些告诉你‘要认命’‘要守法’的道理。维克多同志不是反对讲道理，他是说，当道理讲不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讲不通，更要知道，我们最后靠什么来讲通。”
莎莉似懂非懂，但那个比喻扎根在她心里。她躺在床上，久久无法入睡，脑子里回响着白天听到的种种声音：码头工人的坚持，监狱的伤疤，关于土地和工厂的争论，还有维克多那句“不是我们选择了暴力，是暴力选择了我们”。
第二天，会议进入核心议程：维克多做主题报告。
他站在环形会场中央，没有讲稿。穹顶星图的微光落在他肩上，让他的轮廓显得有些模糊，仿佛融入了一个更大的背景。
“同志们，”他开口，声音在地下空间里产生奇特的共鸣，“过去两天，我们听到了痛苦、挣扎、分歧，也听到了勇气、智慧和希望。今天，我不打算给出所有问题的答案——没有人能给出。但我请求你们，和我一起审视一条具体的道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实验：罗兰葛培省的实践。”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维克多系统阐述了葛培省根据地建设的全过程。他没有回避失败：帝都起义的挫折，苏维埃政权短暂的辉煌与猝然的陷落，突围时的惨重损失。他将这些失败拆解开来，分析阶级力量对比、组织薄弱环节、理论准备不足等深层原因。
然后，他重点讲述了石鸦镇的重建：土地改革的具体步骤（如何发动群众、划分阶级、分配土地），红军建设的经验（政治建军、游击战术、主力与民兵结合），政权建设的探索（劳动者协会、人民代表大会雏形、经济政策）。每一个措施，他都联系到《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又用具体事例加以说明。
“有同志问，农村道路是否适用于城市？”维克多看向昨天提问的代表，“我想说，**核心不是‘农村’或‘城市’，而是‘权力从哪里来’**。在农村，权力最初从土地革命中来；在城市，权力需要从夺取工厂、瘫痪资产阶级经济命脉中来。形式不同，但本质一致：必须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机构。在葛培省，这个机构叫‘劳动者协会’；在未来的工业城市，它可能有别的名字，但它的核心必须是——**由生产者直接管理生产，由人民直接管理社会。”
他首次公开、清晰地阐述了“真理之火”途径与思想觉醒的关系。
“在我们的世界，思想不仅是观念，也可以是力量。当一个人真正理解了‘剩余价值’的奥秘，当他从骨子里认识到自己不是牛马而是历史的主人，这种觉醒可能引动灵魂深处的共鸣，触及世界的某些法则——这就是‘真理之火’途径的根源。它不是神赐，不是天赋，而是**对客观真理的认知与阶级立场的统一，在个体灵魂中的显化。**”
“这意味着，我们的理论工作、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不仅是政治需要，也可能直接增强我们阵营的超凡力量。每一个新觉醒的‘鼓舞者’，都是我们事业的宝贵财富，也是旧世界恐惧的种子。”
“真理回响”的能力此刻全开。维克多的每一句话都像是被某种内在的火焰灼烧过，带着温度和重量，撞进听众的耳中、心中。他不是在宣讲教条，而是在分享一种看见世界本质的目光，一种将苦难转化为力量的逻辑。会场里寂静无声，连最持怀疑态度的代表也放下了交叉的手臂，身体前倾。
莎莉坐在角落的旁听席，双手紧紧攥着裙摆。她不能完全理解那些理论，但她能感受到那股洪流——宏大、炽热、不容置疑。她看着会场中那些肤色不同、语言不同、经历不同的面孔，此刻被同一种光芒照亮。她想起了自己，想起了窝棚，想起了那束野花。眼泪毫无预兆地滚落，她甚至不知道为什么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