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斯塔克记得，磨坊的水车轮第一次停转，是在弗兰克老爷迎娶第三任夫人的那年秋天。
那时他还叫“芒克村的斯塔克”，没有“老”这个前缀，虽然脊背已经被三十年的佃耕生活压得微驼。他租种弗兰克家族十二英亩薄田，每年收成的三分之二要交地租，剩下的勉强够一家五口熬过冬天——如果冬天不太长，如果次女艾琳没有在那年春天患上热病。
磨坊是领地上唯一的，归老爷所有。佃农们把收来的麦子送去，磨坊主会抽走十分之一作为“碾磨税”。老斯塔克总是天不亮就去排队，为了能在太阳升起前把面粉背回家，赶在正午前烤出一炉黑麦面包。那面包粗糙得能划破喉咙，但能填饱肚子。
艾琳死的那天，磨坊的水车轮停了。
不是因为故障，是因为老爷下令：为了准备婚礼宴席，磨坊优先为庄园服务，佃农的麦子一律延后三天再碾。老斯塔克抱着烧得滚烫的女儿，跑到庄园门口跪求管家，想用自己半个月的口粮换一小袋精细面粉，给女儿熬点糊糊。管家隔着铁门啐了一口：“贱命也配吃细面？”
艾琳死在当晚。咽气前，孩子干裂的嘴唇还在蠕动，梦里都在喊“面包”。
老斯塔克把她埋在自家佃田的角落，连块像样的木板都没有，只用石头垒了个记号。妻子哭晕过去三次，醒来后眼神就空了，再也没亮过。两个儿子——十四岁的大卫和十一岁的小托马斯——咬着牙不说话，但夜里老斯塔克能听见他们压抑的哭声。
那只是开始。
三年后，老爷的独子，年轻的亨利·弗兰克从帝都“学成归来”。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视察领地”。芒克村十七户佃农，凡有适婚女儿的，都被管家“请”到庄园。
老斯塔克的长女，十八岁的安娜，躲在灶台后面发抖。她继承了母亲年轻时姣好的面容，一头亚麻色长发即使在最穷困的日子里也梳得整齐。村里铁匠的儿子已经托人来问过两次，老斯塔克在等秋收后凑够一点嫁妆。
“斯塔克家的大女儿，明天太阳落山前送到庄园。”管家的话没有商量余地，“少爷要行使初夜权。”
初夜权。这个古老到几乎被遗忘的封建特权，在弗兰克家族的领地上，一直被小心翼翼地保留着——不是每次婚姻都执行，但少爷“需要”时，它就是悬在佃农头上的刀。
老斯塔克跪在庄园厨房后的泥地里，额头抵着冰冷的石板，一遍遍哀求。厨房女仆长是他远房表亲，悄悄告诉他：这次躲不过去了，少爷在帝都欠了赌债，心情很糟，已经鞭打过两个马夫。
“要么送女儿去，要么全家滚出领地。”管家最后说，“自己选。”
那天黄昏，安娜自己洗了澡，换上唯一那件没有补丁的粗布裙。出门前，她抱住老斯塔克，声音轻得像羽毛：“爸爸，别担心，就一晚。”
老斯塔克一辈子都忘不了女儿那个眼神——不是恐惧，是一种认命的空洞。好像灵魂在出门前就已经死了，剩下的只是一具会走路的躯壳。
安娜在天亮前回来，走路姿势怪异，脖子上有瘀痕。她一句话也不说，径直走进里屋，闩上门。三天后，铁匠家退婚的消息传来，理由是“不清白”。
两个月后，安娜嫁给了邻村一个四十岁的鳏夫。那男人酗酒，娶她只因为彩礼要得最低。又过了半年，消息传来：安娜被丈夫殴打后跳了井，尸体捞上来时，肚子里有三个月的孩子。
老斯塔克去认尸。女儿浮肿的脸已经不太能辨认，但脖子上那道旧瘀痕还在。鳏夫蹲在井边嘟囔：“不干不净的东西，死了干净。”
没有葬礼。婆家不肯出棺材钱，老斯塔克用草席裹了女儿，埋在了艾琳旁边。两个小小的石堆，在佃田的角落，像土地溃烂的疮疤。
那天之后，老斯塔克的脊背彻底弯了。他不再抬头看天，不再和人说话，每天只是埋头干活，缴租，活着。妻子在一个冬天夜里无声无息地死了，也许是病，也许是心碎。大卫十六岁时被征召入伍去和卡森迪亚人打仗，死了后连尸体都没运回来。小托马斯咬牙说要去帝都当学徒，离开前夜对老斯塔克说：“爹，这地方吃人。我要走，走得远远的。”
老斯塔克只是点头。他知道留不住，也不该留。
从此，芒克村只剩下他一个人，守着十英亩租来的薄田，像一头蒙着眼拉磨的老驴，一圈，一圈，直到拉不动倒下为止。
他以为这就是他的一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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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来到芒克村的那天，是个阴沉的早晨。
老斯塔克正在田里给冬麦除草，听见村口传来马蹄声和嘈杂的人声。他本能地蹲下身，藏在麦垄后面——过去的经验告诉他，任何外来动静都可能带来麻烦。
但这次不同。
来的人穿着灰扑扑的军装，胳膊上绑着红布条。他们没有进村抢粮，没有抓壮丁，而是在村中心的榆树下搭起一张木桌。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站上去，开始讲话。
老斯塔克躲得远，听不清具体内容，只捕捉到一些陌生的词：“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废除封建特权”。他看见村里的佃农们慢慢围过去，起初警惕，然后疑惑，最后激动。
几天后，工作队住进了村里废弃的磨坊——那座水车轮早已锈死，屋顶漏雨的磨坊。他们自己修屋顶，从河里引水，试着让轮子重新转起来。白天，他们挨家挨户走访，晚上在磨坊里开会，煤油灯亮到深夜。
老斯塔克躲着他们。六十年的经验告诉他：承诺越美好，陷阱越深。老爷换了名头，还是老爷。
直到春耕开始的那个早晨。
老斯塔克扛着锄头下地时，看见田埂上已经有人在干活了。是个三十岁的左右的男人，穿着褪色的粗布上衣，裤腿卷到膝盖，正熟练地用铁锹清理灌溉渠里的淤泥。那人的动作很扎实，一看就是干过活的。
“喂，歇会儿吧。”老斯塔克走过去，递上自己的水壶，“看您面生，不是本村的？”
男人直起身，用袖子擦了擦额头的汗，接过水壶喝了一大口：“从镇上来，帮着修水渠。这渠不通，下游几个村子的春灌都成问题。”
老斯塔克打量着他。这人身材不算高大，手上全是厚茧，笑容很温和，但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见过很多，又像是决心很大。
“您贵姓？”老斯塔克问。
“叫我艾伦就行。”
两人一起干了一会儿活。艾伦话不多，但问的问题都在点子上：土壤的墒情、往年的收成、村里租佃的情况。老斯塔克渐渐打开了话匣子，说到弗兰克老爷，说到磨坊，说到那永远交不完的租子。
“现在好了，”维克多说，“弗兰克跑了，地要分给实际耕种的人。磨坊也会归农会管，以后碾麦子只收点维护费。”
老斯塔克苦笑：“这话好听，可谁知道能真几天？老爷们早晚要回来的。”
“回来？”艾伦停下手中的活，看着他，“老哥，你知道黑风峡那一仗吗？”
“听说了点……”
“不是一点。”维克多的声音平静，但每个字都像石头砸进水里，“一万多贵族联军，被红军彻底打垮。弗兰克要是能回来，早回来了。他回不来，是因为有支军队不让他回来——那支军队叫红军，是咱们穷苦人自己的队伍。”
老斯塔克怔住了。他想起前几天村里传的消息，想起那些穿着灰军装、胳膊绑红布的人。原来……是真的？
中午时分，工作队的年轻队长安德烈匆匆跑来，对着维克多喊：“主席！玛丽同志请您回去开会！”
艾伦点点头，把铁锹靠在田埂上，对老斯塔克笑笑：“老哥，我先回去，下午再来。”
老斯塔克愣愣地看着安德烈，又看看维克多，脑子里轰的一声。
主席？维克多主席？那个传说中的……
安德烈看出他的疑惑，咧嘴一笑：“斯塔克大叔，这位就是咱们革委会的维克多·艾伦主席。”
老斯塔克张大了嘴，看着维克多沾满泥点的背影，半晌说不出话。
那个会跟他们一起流汗修渠、手上老茧比自己还厚的人，就是维克多·艾伦？
那天下午，维克多真的回来了。不仅回来，还带来几个农技员，一起查看芒克村的土壤情况。他们蹲在地头，抓起土搓捻，讨论该种什么品种的麦子，该怎么轮作。
老斯塔克蹲在旁边听，心里那层厚厚的冰，开始出现第一道裂缝。